在军统局晋升为少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军统工作的戴笠，到死也只是个少将，他那个“中将”是职务军衔，就跟同进士、如夫人一样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戴笠很讨厌军统特务穿军装，他自己也是能不穿就不穿。
军统与中统不同，中统算党务特务，军统则是军事特务，只要正式入编，就会有军衔，但是特务系统晋升军衔，无疑要比正规军晋升为难，军统仅有的几个正牌中将如郑介民、唐纵，那是在别的地方另有职务：郑介民1943年2月10日当“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时正式晋升陆军少将，1944年2月升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时晋升中将，这也是他后来能成为“国防部”二厅厅长、“国防部次长”的主要原因——级别够了。
戴笠死后追认中将，毛人凤死后追认上将（据说也没有正式获批），军统“活中将”屈指可数，少将也就成了“稀罕物”，但是我们熟悉的三个叛徒出身的军统特训班教官，居然都正式晋升为少将，这在当时也是很罕见的。
这三个叛徒出身的军统特训班教官，就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比峨眉峰还高级的潜伏者程一鸣。
军统临澧特训班的高级教官，基本都是叛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沈醉在回忆录中罗列了十一个高级教官的名字，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叛徒：他们是被当时的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以中校或上校军衔为诱饵拉过去的，这就是这些叛徒出身的特务军衔较高的原因。
像沈醉那样的“原生特务”，要从尉官做起，一步一步熬过来，一般到上校基本就封顶了，能晋升少将的，一百个里也没有一个——特务口碑不好，审批的时候会被卡下来，毛人凤死后老蒋想追晋他为上将，毛人凤的家属把“故陆军上将毛人凤”的墓碑都刻好了，但是“行政院”居然没批准。
戴笠活着的时候，沈醉晋升少将已经算是破格提拔，徐远举、周养浩都不过是上校，所以当军统局选择行动处处长的时候，尽管徐远举托了沈醉毛人凤去说情，最后也只能当副处长，而正处长则由程一鸣接任——徐远举当时是上校，而在局本部当处长，必须是少将。
这个程一鸣少将，跟沈醉和吴敬中都是老朋友，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没少提起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余乐醒跟吴敬中、程一鸣的关系也很好，毕竟在异国他乡同窗学习，后来又同入苏联“格别乌”受特训，感情比一般的同学还要好。
这三位同学回国后都当了“叛徒”，并且先后都晋升了少将，但很显然余乐醒的少将军衔含金量不高，因为他一直不受戴笠和毛人凤信任，自己也改不了捞钱的习惯，曾被戴笠抓住把柄关了起来。
戴笠抓了余乐醒和沈醉的大哥，然后让沈醉去调查，可把沈醉为难坏了：“‘余乐醒伙同总务组长沈呤等人一起挪用公款做买卖……’看到这句话时，我只觉得脑袋发胀。沈呤是我的大哥，这件事一下就牵扯到我的两个亲戚，这叫我如何处理呢？发愣之际，我觉得寒光逼人，猛抬头，只见戴笠的两只眼正死死地盯着我。我不由得一惊，立即意识到，戴笠不仅要查办姐夫，而且是在考验我，如果我稍有迟疑，不但不能替姐夫、大哥解围，而且自己将永远失宠于他。”
沈醉很“认真”地“查明了真相”：当时余乐醒主管的炼油厂是从桐油里提炼汽油，有时桐油缺货，余乐醒就伙同沈醉的大哥用暂时花不出去的采购款做生意，赚的钱私分了。
沈醉替余乐醒辩解了半天，被戴笠一句话问得哑口无言：“如果是为公家这样做，当然没错。可是他们把挣得的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那总是不行的吧？
”
于是余乐醒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又因病进入军统内部医院监管治疗，从那时候起，余乐醒就被打入另册，最后憋屈得不行，就跟地下党取得联系“归队”，并在家中藏了一部电台，为我方提供情报。
余乐醒“反正”，但好像老习惯没有改，在解放后担任机械厂作工程师期间，生产的产品又出现了偷工减料——那正是抗美援朝的关键时期，余乐醒偷工减料的后果有多严重，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都知道，于是余乐醒又进了监狱，就再也没能出来。
与余乐醒不同，现在公开的资料显示，程一鸣是假叛变真潜伏，或者比余乐醒更早“秘密归队”，所以余乐醒的追悼会，主办方是国安部门。
余乐醒和程一鸣都是军统顶级专家，很多军统特训班的教材都是他们编写的，程一鸣跟余乐醒不一样，他“对金钱不感兴趣”，所以戴笠和毛人凤对他都很信任和器重，后来老蒋兵败孤岛，保密局（后改为情报局）能安排的少将站长之位也就是两三个，其中一个就是程一鸣——他原先是澳门站站长，后来又是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
如果程一鸣不携带电台和大量情报回来，谁也不会知道他居然是比峨眉峰级别更高的潜伏者，这就让我们有理由对吴敬中的真实身份也产生了怀疑：史料中的吴敬中，跟电视剧中的吴敬中一样比较善于交际，也很能赚钱，但是戴笠却对吴敬中没有半点反感。
军统有诸多帮派，谁都知道吴敬中是郑介民的嫡系：吴敬中和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同学，郑介民当中苏情报所所长，吴敬中就是他的总务科长，两人在采购特工器材时，可是没少从香港往回带好东西，以至于戴笠都有些眼红。
吴敬中“会做事”，戴笠和毛人凤明知道他跟郑介民合伙做生意赚钱，但是用自己的钱搞“代购”，谁也说不出啥来，于是吴敬中在中苏情报所结束后，就升任军统西北区区长，胡宗南把西北丢了，没有人追究吴敬中情报失误的责任，而是让他去东北区继续当区长，陈诚和杜聿明把东北也丢了，吴敬中就去了天津当站长——天津站是保密局甲种站，编制最多，油水最足。
余乐醒、吴敬中、程一鸣这三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期同学，表面上都是“叛徒”，后来也都晋升了少将，但是结局却大不相同：余乐醒因为太喜欢钱，两个阵营的监狱都坐过；程一鸣身在曹营心在汉，公开身份后出任广东省政协第三、四届常委，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吴敬中离开天津后就从情报界消失了。
程一鸣的结局最好，余乐醒下场最惨，吴敬中结局不是最好，这没问题，但吴敬中的最终结局如何，还真没有谁能说清楚：有人说吴敬中去了香港搞房地产，有人说他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蒋建丰秘密启用，依然以商人的身份搞情报，还有人说他跟程一鸣一样，只不过是身份信息还没有解密而已。
吴敬中是不是潜伏者，这个谜团短期内不会揭开，但是读者诸君比较一下这三个“叛徒”少将的不同处事方式和不同的结局，肯定也会有话要说：在您看来，这三个少将特工，哪一位更高明？同样是“生意高手”，为什么吴敬中和余乐醒的结局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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