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北师大人文课”公众号，原载《红楼梦学刊》2024年第一辑。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内容提要：启功先生与《红楼梦》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在于他曾主持此书的整理，以及他曾在红学领域作过深入的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是，他的身份与经历也可与《红楼梦》互证。依据《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的记载，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在家族历史方面，从由盛转衰、爵位累降，到降爵后薪俸的微薄，再到以科考改变家族命运的选择；在情节比附方面，由旗人重视头发到同治皇后的自杀，从启功先生做记名小喇嘛到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在生活参证方面，由启功先生母亲的痛苦到家族的异兆。通过以上梳理，希望能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证。
关键词：红楼梦 启功 口述历史
启功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有诸多贡献，但他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却多被忽略。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新中国出版的《红楼梦》作了第一个注本”①，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名义于1953年12月出版的第一个《红楼梦》校注本，其书虽未署注者姓名，但至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其《出版说明》说“旧注是先后经由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四位先生合撰的”，则知作家版注释有启功先生参与。不过，1957年人文新版则又请启功先生独自作注，所以《出版说明》也说“本书注释部分，系由启功先生重新撰写的。相对于作家出版社的旧注而言，增加的新注为数很多。原来有注的，也大都经过纠正、补充、修改、删汰和重新编排”②。这个注本的底本因为当时受胡适的影响，比如相信程乙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的说法③，所以选择了程乙本，现在看来，底本选择可能未当，不过，底本校订工作非启功先生承担之役，应出周汝昌、周绍良、李易三位先生之手，根据此后启功先生的表述来看，他其实并不认可程乙本，他说：“从程乙本的改动情况看，大约有两项倾向：一是弥逢上下文的衔接不好处，二是把甲本中旧小说习用的语汇改得更接近口语。这可能是特别受到胡适表扬的原因之一。其实如此一改，反倒和前八十回不太统一了。因为脂本系统的语言，正与甲本接近。”④但无论如何，此本在 1982 年红楼梦研究所整理本出版前，是中国人阅读《红楼梦》的最佳读本，累计发行一百一十一万五千套⑤。不过，启功先生的注释成果也并没有因底本选择的原因而消失，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中收入《红楼梦》，正文因学界对《红楼梦》版本有新的认识而改用俞平伯先生校订本，注释则仍用启功先生注，此书2000年5月第一版，笔者手头有2017年11月印本，即已第26次印刷；2020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将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藏本：插图本》系列中——也就是说，启功先生的注本至今仍然是中国人阅读《红楼梦》的主流注本。此外，启功先生还主持了北京师范大学1987年对程甲本的整理工作，虽然此本启功先生并未参与具体工作，但张俊先生也曾撰文表出启功先生撰序、主持、修改“校注说明”与“后记”三项工作，而这一整理本后来被中华书局重新出版，现已成为中华书局在《红楼梦》一书的主要品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出版上的两大重镇都有启功先生整理的功绩——事实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出版的红研所校注本的注释，也从启功先生注释中参用甚多。
那么，启功先生对《红楼梦》的注释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呢? 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启功先生学识渊博，功力深湛，但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原因，那就是启功先生的身份和经历。在《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中，启功先生回忆被借调中华书局点校《清史稿》一事，说到当时点校此书“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满清入关前，即满清建立初期——努尔哈赤时代，很多典章制度都不系统明确，很多记载也比较简略零乱，整理起来很困难；二是清史中的很多称谓，如人名、地名、官职名，和历朝历代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人名，本来就挺复杂，再加上后来乾隆一乱改，很多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拿不准、点不断了。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于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⑥ 事实上，这个原因也适合形容启功先生对《红楼梦》的贡献。
启功先生写过两篇重要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一篇《读〈红楼梦〉札记》，一篇《〈红楼梦注释〉序》，都是红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此外，散见于启功先生其他著述中之碎琼零玉也为数不少，笔者当年阅读《启功口述历史》，发现其中多有可比照参证、深入讨论者，也曾经撰文引此书中启功先生不愿意别人称自己为爱新觉罗·启功或金启功( 满语“爱新”即“金”) 事⑦，现将所思随笔录出，以祈方家指正，也算为启功先生和红学研究做一点点小小的梳理。
一、家族历史
因为启功先生是雍正皇帝九世孙，他的祖先均为满清贵族，也逐步走向衰落，《红楼梦》中的贾府也同样是一个百年旺族，并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程，所以他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追述祖祢的部分有时恰可与作为《红楼梦》对贾府描述的参证。
在《我的姓名和世系》一节中，启功先生说: “我们这一支如果从雍正算第一代……第四代叫绵循，他是永璧次子，仍袭王爵，但由和亲王降为和郡王。第五代为奕亨，他是绵循的第三子，已降为贝勒，封辅国将军……按规定，宗室封官爵多为武衔……从奕亨那代起，我家虽都封为将军，但只是个虚衔而已。第六代即我的高祖，名载崇。他是奕亨的第五子，因是侧室所生，不但被迫分出府门，封爵又降至仅为一等辅国将军……传到第七代有三人。次子溥良，即是我的曾祖，根据爵位累降的规定，只封为奉国将军。”⑧
与此对应的是《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名贾赦，次名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着官。”⑨
把这段记载与启功先生自述家世对读，颇可互证。启功先生之祖为亲王，自然比曹雪芹笔下贾府初代为公爵更高，但都不能逃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制度安排，而且要“爵位累降”。
那么贾府袭的是什么爵呢? 再据第十三回载：“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这两个爵位应该都是曹雪芹虚构的，所以启功先生及其他注者也都没有注释，但从“一等”到“三等”，则自然是降等的。另外，启功先生说“按规定，宗室封官爵多为武衔”，这与贾府情况不大相同，但贾府当以军功起家，故所袭之爵也是武衔。
袭爵之后的经济情况又如何呢? 在《我的几位祖上和外祖上》一节中，启功先生记载说：“我的曾祖叫溥良，到他那一辈，因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也剩得微乎其微，连养家糊口都困难。”⑩ 就可想而知。贾府的情况虽然没有明写，但也都侧面点出，如冷子兴说：“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第二回）冷子兴是周瑞的女婿，而周瑞又是“管春秋两季的地租子”（第六回）的人，地租收入几乎是贾府唯一的增量来源，所以冷子兴对贾府经济情况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的话有很强的分寸感，如说“虽未甚倒”，甲戌本侧批就说: “‘甚’字好！盖已半倒矣。”⑪ 那么，贾府增量收入情况如何呢? 第五十三回曹雪芹特意写了乌进孝进租的情形，贾珍说“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这够作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潦，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叫别过年了。”然而，这是宁国府的情况，从乌进孝的对答来看，荣国府情形更糟，他说：“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地，谁知竟又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来，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贾珍则进一步说明了荣国府的窘境：“正是呢，我这边都可，没有什么外项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我受用些就费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请人，我把脸皮厚些，可以省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最后的表述也显示出地租增量的重要。当然，由于一来荣国府也“未甚倒”，二来还有一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喜事（第十三回），所以似乎还不至于“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或者也想到读者必有此一问，所以曹雪芹又特意安排乌进孝点破此事，他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 ”“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听他这说话可笑不可笑?’”可见贾珍都懒得与他讲，还是贾蓉来解释:“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 ……‘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净穷了。”。因此，乌进孝进租绝不是《红楼梦》中可有可无的闲笔，是为了写出这样一个行将没落的大家族晚境特意设置的点题。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 启功先生也说出了方法：“如果仅靠袭爵位，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生活逼迫他必须另谋生路。按清制，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场求功名的。我的曾祖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决心走科举考试这条路。”⑫ 其实，对于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来说也是如此。写荣国府时冷子兴说：“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得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一子，一病死了。”（第二回） 这段介绍已暗藏无限烟波，前边已说至贾赦袭了爵，那贾政即无爵可袭，所以，要“以科甲出身”，即“走科举考试这条路”，但意外得到主事的赏赐，便脱卸了对家族的责任，把艰苦的科举之念打消了。而他的长子“十四岁进学”，为何特地提其进学，就是要说明，贾政未完的事，恐怕要长子贾珠继续完成，然而贾珠不到二十岁就“一病死了”，作品中没有提及过贾珠的死因，但根据这里的语境，似乎也与“进学”有关。
这样的局面其实《红楼梦》中还给了另一个佳例，就是林家。“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已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第二回）可见林家与贾家相近，都是袭爵三代，而林家得额外加恩，所以多袭了一代，似乎也是贾政额外得到主事一职的回声。但到了林如海，就只能从科举出身了。这一段后，《红楼梦》原文又写“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甲戌本侧批云: “要紧二字，盖钟鼎亦必有书香方至美。”⑬ 可见从《红楼梦》的作者与批者看来，要想逃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周期律，只有坚持“书香”一途。也正因如此，第二回冷子兴再继续介绍时即说: “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贾雨村反问说: “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冷子兴回答说: “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也就是说，在冷子兴看来，贾府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而更在于后世子孙没有人能挺身而出，肩负以科第功名重振家声的重任——事实上，这也正是《红楼梦》一书的核心，是《红楼梦》一书开端便说“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第一回）的潜台词，是作者曹雪芹的忏悔录。
二、情节比附
在《启功口述历史》中，启功先生还根据家族相传的秘闻，对清代皇室生活有一些辨析，这些是在其他文献中无法见到的材料，对清史研究自然重要，但也同样对理解《红楼梦》有参证之效。
在《我所知道的乾隆与和亲王》一节中，启功先生说：“据说乾隆一次在南巡德州时，曾和皇后有一次极为激烈的争吵，皇后甚至提出要绞发，大有要出家为尼的架势。封建社会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决不能随意毁坏，旗人尤其重视头发，只有在父母死后，儿女才要剪下一缕头发放在父母遗体的手中。”⑭ 这一段说的是乾隆皇帝与皇后及魏佳氏的秘辛，但也可当《红楼梦》的背景。
最有名的就是鸳鸯的情节。在第四十六回中，平儿与袭人等私下与鸳鸯交流时，鸳鸯冷笑说：“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没个娘死了，他先放小老婆的。等过了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那时再说。纵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当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而且，鸳鸯不只是口头虚言，接下来在贾母之前辩白时也说：“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原来他一进来时，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左手打开头发右手便铰。众婆娘丫鬟忙上来拉住，已剪下半绺来了。众人看时，幸而他的头发极多，铰的不透，连忙替他挽上。贾母听了，气的浑身乱颤。”事实上，这样的例子不只鸳鸯，还有芳官、藕官与蕊官三人，在第七十五回写“三个人寻死觅活，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我只当是小孩子家，一时出去不惯，也是有的，不过隔两日就好了。谁知越闹越凶，打骂着也不怕。实在没法，所以来求太太，或是就依他们做尼姑去。”三人后来也果然如愿以偿。
在《我的几位祖上和外祖上》一节中，启功先生记述其三外曾祖“崇绮的女儿是同治的皇后……想自杀，又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就把父亲崇绮叫去，商量怎么办。崇绮跪在帘子外——这是宫里的规矩，女儿做了皇后，父亲见她也要行君臣大礼——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最后决定采取绝食而死的办法。”⑮ 崇绮女儿欲自杀与父亲商量办法，似与《儒林外史》中王玉辉女儿商量寻死一节相似⑯，那是另一个话题，参下节。就此处所谓“宫里的规矩，女儿做了皇后，父亲见她也要行君臣大礼”，亦可与《红楼梦》相映。贾政的大女儿元春入宫后“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第十六回），自然也要守“宫里的规矩”，“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拜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第十七、十八回）这种见女儿要“行参拜等事”的写法，恐怕应当是曹雪芹从此处所谓“宫里的规矩”而来。
在《童年生活》一节中，启功先生说“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了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⑰，“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⑱。这当然与满族家庭的传统有关。而《红楼梦》中贾代善有替身张道士，宝玉从小便寄名于马道婆名下，甚至丫环们也有寄名符儿，则或亦与此传统在关。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林”妹妹与“宝”姐姐》一文中论及“把贾府甚至宝钗都按照满族家庭的惯例来设计”，亦是此意。这倒不只是在此点上可得证明，本文前后大部分事例也均可证明。
在《入学前后》一节中，启功先生为了说明终身不嫁的姑姑在自家的地位，说“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⑲，这一判断在启功先生为《红楼梦》注本所撰序言中也曾提及⑳，对理解《红楼梦》极其重要。
《红楼梦》第二回通过冷子兴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贾宝玉的“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句话甚至也成为后世读者认识贾宝玉形象的一种符号化印象，小说中的人物对此的看法，贾政说是“将来酒色之徒耳”，冷子兴也认为“将来色鬼无疑了”。同时，这一判断似乎还有进一步的佐证，即第五十九回春燕说出的宝玉另一“名言”：“女孩儿未出嫁时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这句话如果从贾政或冷子兴那边看来，自然觉得更加强了他们“淫鬼色魔”的判断，因为“女孩儿未出嫁”时自然也是青春靓丽之时，自然“是颗无价的宝珠”；出嫁后便需思虑柴米油盐之生活琐事，即青春不再，“没有光彩宝色”了；再到老年，容貌已逝，甚或有当下“黄脸婆”之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春燕所引之语可以看，宝玉话中明白说“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可知从宝珠变为死珠的关键并不在容貌，而在“毛病”，事实上，贾宝玉这两句“名言”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第一句的基本逻辑是，在他看来，女性受世俗的熏染少，他也把自己对世俗社会的反抗寄托于女性身上，而男性则所谓“经济仕途”的代表，多利欲熏心之徒，所以有“清爽”与“浊臭”的分判；而第二句的逻辑与此相同，在他看来，未出嫁的女子与出嫁后以至变老的女性，最大区别仍在与世俗的关系，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在贾宝玉生命价值思考中，女性与男性已不完全是性别的区别，而是价值的分野，因此，未出嫁的女孩子最符合他的价值判断中的女性形象，而出嫁后的女性则逐渐地男性化——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性别的改变，而是价值的改变。以上的解读当然都很深入合理，但这只是面对文本的解读角度，如果引入启功先生所说的满族文化的特点，或许会发现，贾宝玉这一特点自然是曹雪芹审美理想的显现展示，但是否在隐性层面，有满族家庭“未出嫁的姑娘身份最高贵”惯性思维之力呢?
三、生活参证
启功先生在回忆中多次描述了自己和家人痛苦的生活经历，正如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㉑，启功先生家族的生活即走了相同的轨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显然也同样如此。所以，启功先生的某些回忆不但可以作为《红楼梦》的参证，甚至还可补出潜在的脉络。
在《童年生活》一节中，启功先生回忆说: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那时，我祖父虽还健在，但他已从官场上退了下来。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没有爵位可依靠……所以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做官或另谋职业。现在家中惟一可以承担此任的人，在还没有闯出任何出路时，突然去世了。”㉒ 此段描写可与《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介绍荣国府对应：“头胎生得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一子，一病死了。”确乎很相似，都是长子，娶妻生子后在不到二十岁时去世。下文中启功先生说了她母亲的痛苦：“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又要过一种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又为他们生下了一线单传的孙子。”或许大部分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对李纨的痛楚并没有什么体会，即如第四十三回，贾母要给凤姐凑份子过生日，“尤氏李纨也笑道：‘我们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两罢。’贾母忙向李纨道：‘你寡妇失业的，那里还拉你出这个钱，我替你出了罢。’”这里表达的当然是对李纨的照顾，但“寡妇失业”一词却也触目惊心，至第四十五回王熙凤与李纨算账时就又旧话重提：“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因有个小子，足的又添了十两。”从“寡妇失业”这四个字便可看出，丈夫就是一个女子的“业”，失去了丈夫，哪怕有公婆养活，那相当于“失业”。两相对照，颇与启功先生记述家世相类。
所以，李纨的痛苦或许可以从启功先生的记述中窥得一二。他说：“那日子的悲惨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首先想到的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㉓这与《儒林外史》所载王玉辉事极类，并且亦可作为注脚。王玉辉三姑娘的丈夫去世，她对父亲说：“父亲在上，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里累着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清代评点者对此节便极不满，黄小田云：“既有翁姑何以该父亲养活？”张文虎评亦同；后文其公婆也说：“我儿，你气疯了! 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㉔ 更为评点家意见做了佐证。其实评点家并未认真思考此节语言背后的生活逻辑，佐以启功先生母亲的境遇即大略可知，“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又为他们生下了一线单传的孙子，但每月能得到的最多是几吊钱，而面临的将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而且这自然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如果说“既有翁姑何以该父亲养活”，那为何前文王玉辉介绍自己家庭时说“大小女守节在家里”，后文三姑娘也说“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里累着父亲养活”？显然在公婆家自然也可养活，但恐怕无法摆脱“寄人篱下”四字，所以三姑娘的公婆说“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表明作者并非不知道这种可能性，但三姑娘却用别词婉却，背后逻辑大致如此。所以启功先生的母亲“首先想到的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当然，启功先生的母亲命运比较特殊，“在娘家时孤单单的，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死得又早”㉕，“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㉖，所以她其实也无家可回；不过，王玉辉三姑娘的想法也有自己的逻辑，就是认为“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所以在她看来，也是有家难回的，自杀或许是一条维护娘家体面、同时也维护自己尊严的选择。不过，这二者还有不同，就是启功先生的母亲最后因为要把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所以还是要“苦熬”下来，而《红楼梦》中的李纨其实也是如此。在这样的解读策略下再来看李纨的曲子《晚韶华》（第五回），便可知其因有贾兰作为支柱而选择苦熬，但最后贾兰虽为她挣得了珠冠凤袄，却“抵不了无常性命”，也就是说，她原本的“业”是丈夫，丈夫去世后她又以儿子为“支柱”苦熬下来，但没想到的是，儿子的过早离世，让她再一次“失业”，苦熬多年，她的生活仍然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
启功先生说：“一个家族到了这份上，往往会发生一些怪现象。”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我父亲死在南屋……我父亲死后谁也不敢走那里，老佣人要到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㉗。这种经历与《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所述故事十分相似，即“贾珍酒已八分了。大家正添衣饮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而且还特意让尤氏猜测“是墙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逗出贾珍的回答“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对于这句回答，庚辰本有双行夹批云“奇绝神想，余更为之悚惧矣”㉘，之所以有此一批，知批者也看出作者是想以此影射长叹之人就是宗祠中祖先的神灵。启功先生口述至此时也直接用了《红楼梦》这段情节来做比证。并说：“我想读者看了这段描写，谁也不会认为曹雪芹在这里宣扬迷信。”
总之，启功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富原创性同时又具中国气派的创获，这些创获值得我们仔细梳理与消化；同时，他的家族背景与身份又与曹雪芹及其笔下的贾府有某种相似性，因此，他对家世的回忆既因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具有独特的代表性意义，又可成为解读《红楼梦》或理解曹雪芹的一个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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