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1968年3月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1986-1990年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90-1993年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干事，1993-1999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学位。1999-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2010年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副教授，2010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201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学。
【正文】
在这个平的世界里，人人都变成了独立的个体，教育变得更“真实”了吗？人们以理性与权利解放了自己，他们会更自主了吗？
平等会让人追求卓越吗？当平等成为一种权利时，“随着人们更加彼此相似，每个人也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大家面前是软弱的。每个人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出人头地或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众人同他对立的时候，他立即会感到自己的不对。他不仅怀疑自己的能力，而且开始怀疑自己的权利，而当绝大多数人说他错了的时候，他会几乎完全认错。多数不必强制他，只是对他进行说服。”
因此，“卓尔不群是不得体的事情”；“杰出”与“卓越”开始俯就民众，或者“杰出”被解构为“奇葩”，“杰出”通过自损或他损以求得安全，或隐身于多数，或完全消弭。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因此，多数成为重要的参照，从众成为安全的策略。
平等会让人追求创新吗？当平等成为一种权利时，凡是在某一点上超出他们能力的东西，都被视为使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的障碍。如果他们没有达到高的标准，那是因为标准造成的剥夺或标准本身的错误。他们不是要抬高自己而是要削平标准，他们对强加给卓越者和整个共同体的剥夺感满不在乎。民主在智识场域有了如下意涵的转折，民主的本质在于不否认每个人都能拥有美好事物（或达到美好的境界），但如果确有美好事物不是人人所能分享，就干脆否认这些事物的存在（譬如，让不是艺术的东西成为艺术。）施特劳斯指出现代民主是一种大众文化：它被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的最低劣的能力所占据，并且是极为廉价地占据。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
平等会让人追求高贵吗？当平等成为一种权利时，一切内在的禀赋与才能都可以夷平，一切都可基于外显的绩效与表现进行比较。在民主化的今天，“德性的高贵”成为一个可疑的视角，替而代之的是突出的能力与成就；“贵族”成为传统的遗老，大众人推崇的是“精英”——最强的绩效、突出的指标以及不俗的表现——精英与贵族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绩效，后者的根基在禀赋与德行；前者是民主社会开放的竞争中的获胜者，后者是传统社会封闭的先赋资格的继承人。
在当下的民情中，平等意味着“我要与你一样”的价值信念，这与凭借教育“出人头地”的心理动力有了奇异的结合，价值上的平等与利益上的僭越离奇地组合在一起。平等回避且推延筛选，让每一个孩子都获得肯定，让每一个孩子都受到尊重；僭越的利益诉求逼迫着教育的实质筛选在隐秘化的同时又高度“显性化”，新加盟的管理主义逻辑使教育评估看似宽松多元，实则既全面、又全程细密化。
于是，有了博放教育的“让数据说话”——每个学生都有电子档案，从入学到毕业所有的信息，既包括每一次考试成绩、GPA分值，也包括综合素质：实践活动、特长爱好、有无过失、各种奖励。在博放教育中，“看见”成为关键词，既让学生看见自己，也让学生被看见——在各种数据、评估指标、与奖惩维度上“显现”。“看见”及其后的“可视性”与“可表现性”、“可隐藏性”成为新的权力技术。
这一权力技术的危险性有两点。其一，在“看见”中，教育者用心的体察与判断的智慧被排斥了，在精确、有效且有限的数据中，没有了常识、常情与常理的位置；与个体成长的丰富性与微妙性相比较，数据是简洁的，也是粗粝的，甚至还是扭曲的；教育中“春风化雨”教化之美扭曲为基于简单的数据诊断与评价。其二，看见是“可视”的指标，外显与内在有复杂的关系，既可以是量与质，又可以是行为与价值；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完全分离。惟其有后者，所谓的表演逻辑——“亮点”与表现主义——量化评估常僭越其限度，甚至侵入道德领域。
整齐的桌椅展现教室的线条美加3分。
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积极做好事，视情况每人次加2-5分。
在重大活动或临时性工作中，变现突出的班级视情况加5-10分。
当学生被要求不厌其烦地记录所做的每一件公益以举证报奖时，公益服务就不会成为行为习惯与本能，而是一项投资，在单位时间、能力与机会成本下获益最大的投资。在“可视”的“亮点”多是“大事”与“出风头”前提下，孩子们快乐、安静地助人这样一些自然的善行、质朴的情感会被尊重吗？
如果为他人、为公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被看到、记录、表彰与感谢，否则就认为“白做了”或“得不偿失”时，还能培养出义务感、关切感与责任感吗？如今不仅用奖励来鼓励才干，甚至还指望用奖励来鼓励德性，那会使一种什么样的德性呢？不当的奖励更有可能会滋生野心和贪婪，助长浮夸、傲慢和虚妄。
这一权力技术还建立在科学的绩点评分、GPA评分以及细密的等级分类上。绩点评分突出相对评价，即“你在同类中的位置”——“比较”成为学习的心理原动力，它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竞争对手，其后是一个人与一切人的战争。
相对评价后的实质是将学生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其后是教育筛选的功能使然；而新移植GPA却充分体现着平等的精神，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且擅长的科目，进而获得看上去很美的GPA。学生的自主选课更体现了GPA的经营术：一个严格修习了一门虐课的学生，他的GPA分值常被拉低；一个GPA分值高的学生可能修习了若干门分数膨胀的水课——课程超市中的兜售者以此来招徕顾客，继而，精明的供货商推出若干“荣誉课程”加权高级课程的分值，以此引导学生。
然而，深谙评估技巧的学生会非常谨慎地选课，或者专选轻松且易拿高分的课程，或者专挑自己擅长的科目，他们刻意回避那些对自己有挑战、或证明自己不行的课程。成功学主导的选课原则重新诠释了学习的内涵。过程评价与过程指导是设计精巧、控制严格的生产线模式：用举证评分制下建立“优秀学生、卓越学生、荣誉学生”的序列，搭设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台阶，驱使学生拾级而上。每一次成功、每一项奖励都是一个证明自己的符号，竞争中的“锦标赛制”及其逻辑——更多、更高与更强，同样侵入学生的个体成长中。
在这样的民情下，奖励成为不再具备荣誉性的符号资本。因为没有了一个声气相投、情感与共的集体，奖励也没有了荣誉的内在价值与道德权威性。奖励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或漠然，或妒忌，彼此既关注又戒备；在脆弱的自尊心所力主的隐私权保护下，分数与排名都成为个人的秘密，最该体现荣誉价值的奖励成为无人喝彩的“孤独的滑行”，成为既渴望又害怕围观的个人成长记录。在批评年轻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与精明的表现技巧时，更应该检讨他们成长的制度逻辑。想象的竞争与真实的竞争使他们害怕失败，信奉的平等与经营的平等又使他们热衷成功，他们开始陷入心理的焦虑与行为的忙碌之中。
平等将导向何处呢？民主会带来自由吗？苏格拉底把民主比作一群有权在一个医生所规定的饮食与一个甜点厨师所规定的饮食之间作选择的孩子的认真的斟酌。而在这里，医生们竟还接受了这个裁决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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