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语言是表达的工具、交流的窗口，思想建构的砖石。广义的语言包括了一切形象和符号（images and symbols）。所以，语言与思想这个题目一直萦绕心头。几年前曾写下“穿行于不同语言间的得、失与转变”的感叹，记录了关于语言在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角色的观察和感受。近来教学阅读材料中不时碰到“语言与思想”题目，索性将新的联想记录如下。
语言与思想
直观来说，语言表达思想。无法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或情感，像荒原上飘游的茫茫水汽，随风而散，日出而逝，踪迹难寻。我以前写道，这些感受稍纵即逝，或只能以最为原始、只有隐约轮廓的感官体验存在着，静静地遗失在白茫茫一片的记忆大地上。
文字语言对于文科学者来说尤其重要，即使做量化研究也是如此。多年前我在教研究生统计课时也特意强调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写作是你与读者之间的最后障碍。如果写得好，文字是你和读者间的桥梁。但如果写得不好，那么，无论前面的量化分析多么精彩也无法传递给读者。” 现在有个说法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米”，即一项政策抵达接受者的最后环节的重要性。这个说法用来形容文字在作者与读者间关系上意义也很恰当。
在全球化的今天，英语成为通用语言。在世界各地旅行中，不难发现，不同文化的人们大致可以用英语交流。有趣的是，交流中的英文可以听到各种口音混杂、表达和语法相去甚远，甚至只是几个关键词强扭在一起，但仍然词可达意，达到交流的目的，可谓“普通话英语”。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球村”的形容不算太夸张。也可以说，人们使用某种通用语言（普通话英语）的范围大致反映了全球化程度。
政治学家迈克尔·达顿（Michael Dutton）（2002）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念史观察。西方对语言的兴趣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有着宗教的深深渊源。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the Tower of Babel）告诉我们，人类本来只有一个种类，一个语言。因为人类的野心蠢举而导致了上帝惩罚，产生了不同语言和人种，彼此间难以交流。而天主教一统天下局面的坍塌，也来自新教革命，特别印刷术使得圣经得以不同语言在不同文化和区域中广泛扩散。因此， “统一语言”成为回归上帝真谛的重要途径。在历史中寻找统一语言的源头成为神学家孜孜不倦的追求。
许多学者包括达顿提出，近代以来的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统一语言，普遍适用于不同文化、区域和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成为世界上新的一统机制，为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潮流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从批判西方中心文化的思路来看，科学延伸至社会科学，力图通过社科语言强调不同文化背后的共性（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普遍适用的“机制”、“规律”），与历史上西方神学追求的一统语言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历史上，语言在国家和民族建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统一思想、建立共享身份方面。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统一语言，行之所至，交流通畅。
反过来说，语言也是思想的束缚，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则无法形成思想，无法成型、无法交流。有多少次因为语言表达无力，而放弃了进一步思考或思想的机会？更不用说，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接触到其他思想，如其他语言的作品，也因此限制了想象的空间。英文中一个说法是，“Think aloud” （”大声地思考”）就是试图将不成熟的思想用语言——哪怕是磕磕巴巴、断断续续地——说出来、理清楚，组织起来，试图在语言束缚中突围。
语言表达思想而产生意义。语言束缚思想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当我们应用已有的词语、概念去思想，即是用这些工具解析意义，也因此被这些工具所限制，犹如算盘、计算器、计算机等工具各有其应用限制。
从这个角度提出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意义、语言与社会科学的新问题和新视角。
语言与社会现实
社会学的一句名言是，现实为社会所构建（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编辑了Rules and Meaning一书，将学术界这方面的相关思想汇集在一起。她提出，这个说法并不新鲜，而是古老的知识。
社会构建的重要中介是跨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ity），即人们（主体）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的共享意义。共享意义建构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塑造了我们的社会行动和相互关系。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当代社会走向高度制度化，而制度化过程是各种制度安排和符号被人们广为接受（Taken for granted）的过程。跨主体间意义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提出了“意义之网”，即人们因其意义理解而产生社会行为，社会学的核心是诠释社会行为。现象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ltz）进一步评论道：“这些大致上是涉及日常生活中常识性经验的跨主体世界的构成要素的主要特点，称为“理解”（Verstehen）。它们是第一层次的构造，第二层次的社会科学构造必须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主要问题。一方面，已经证明第一层次的构造，即常识性构造，指向主观元素，也就是说，指向行为主体从其自身视角对行动的理解（Verstehen）。因此，如果社会科学确实旨在解释社会现实，那么第二层次的科学构造也必须包括对行为主体行动所具有的主观意义的参照。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通过他著名的主观解释命题所理解的内容，这一命题在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中确实都有体现。主观解释命题必须理解为：所有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解释，都可以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涉及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正是社会现实的来源。”
跨主体间共享意义来自人们的社会互动。然而，人们间的共享意义并不是仅仅来自自发的社会交往活动。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人们接触到的各种文本、说辞、广告、形象、色彩，都被高度组织起来了。建构共享意义的重要渊源来自象征符号，来自对象征符号的使用、操纵甚至垄断。 在这里，国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对韦伯有关国家的定义做了重要推进：国家不仅是对暴力使用正当性的垄断，而且尤其是对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使用正当性的垄断。
语言作为象征符号，与思想和现实构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社会现实与极限经历
我们生活在高度制度化了的当代社会，这意味着我们对社会构建的现实习以为常，已经无意识地束缚在已有的时代意义牢笼中。换言之，我们为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茧房所困，无法揪住自己的头发而自拔。语言在编织这个牢笼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只能用已经赋予意义的词汇、概念去思考；而且语言有其欺骗性。如维特根斯坦所说： “语言掩饰思想。以至于从外在的表达形式中，无法推断出其思想的内在形式，因为外在的表达形式并不是为了展现思想的内在结构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
幸而，人们尚有偶然机会、借助他力突破之。福柯有一个观点，人们通过“极限经历”（“limit experience”），包括身体和思想的transgression（越轨行为），才有可能突破思想牢笼，跳出时代思维的局限。这是因为这些有“极限经历”的人们，游荡在在思想笼罩的边缘，行走在”清醒” 与“疯癫”之间，更有可能跳出“广为接受”的意义茧房之困，得到拨云见日的新鲜感受。这个思路在加里·古廷（Gary Gutting）（2019）有精彩的表述。读到这个说法，心头一震，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联想。
我想起一位咖啡友说起的经历，他和伙伴们在年轻时代通过吸用化学药物产生幻觉，以便创作音乐。想来这种幻觉使得人们超出熟视无睹的现实，带来新的体验感受，有利于艺术创造。
鲁迅借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口，突破那个时代中封建礼教文化对国民思想的控制，呼喊出 “吃人”和“救救孩子”的声音。
还有那些“疯癫”主人公和超现实的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动物农场》、《百年孤独》、《洛丽塔》、《生死疲劳》， 等等……
进而想到，在今天，AI 大语言模型的意义是怎样的呢？例如，上文中舒茨的引文就是我将他著作英文版的一段输入ChatGPT翻译而来的结果。 AI的翻译省却了我以前经历的苦苦思索、搞清楚原文意思、斟酌中文合适词句的精力和功夫，也因此停止了这方面的思考和体验。当我们把语言、以及各种象征符号生产让位于AI算法，我们如何构建思想呢？社会如何构建现实呢？是不是如福柯所愿，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语言来超越或突破主观和跨主体间意义的束缚呢？
在写下这篇感想，通过这个过程来记录、整理、澄清自己的想法时，突然领悟到，阅读这些与自己研究相去甚远、思路新奇近似“疯癫”的各种想法说法，无意间不也是在寻找一种“极限经历”，一种突破思想束缚的尝试吗？
—End—
本文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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