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生迷信科举，似乎和命运有关系。他们认为，一旦考中，就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算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享受荣华富贵。而考不中，就算是“百无一用”，没什么出息了。如此功利化的判断竟然有很大的现实适应性，连同老百姓都这么判断，就更别提皇帝和官员的判断了。书生迷信科举，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书生是读书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有别于农民，虽然很多书生从农民的家庭走出，但他们并不会把自己等同于农民，而是等同于圣贤，等同于官员，要以书上的话为准则，认为自己早晚会跻身官场，走上仕途。在古代，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或者说读不起书，只能老老实实种田。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就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场。皇帝设立科举考试的初衷是好的，要通过考试层层选拔知识精英，让他们为国家效力。科举考试制度刚实行的时候，考文武艺，并非只考一篇文章。发展到明清时期，才开始考八股文，最终弄得非常腐朽，也考不出真实水平。皇帝以及统治集团故意降低了科举考试的录取率，不让很多书生轻松考中，只是要耗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不然他们就要通过学到的知识和文化观察社会，看到阶级差距之后，就要闹事，或者鼓动农民闹事。

在古代，知识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书生正好处在鸿沟之中，没有考中之前算是老百姓，“百无一用”，考中之后就算是官员，成了所谓的“国之栋梁”。书生读书需要投资，对于农民的家庭来说，负担书生读书的费用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农民积攒三代以上人的劳动所得，发展成小地主，才可以供养书生。书生背负了整个家族的希望，要努力考中，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他们一考再考，屡试不第，就会产生很大的失望。科举考试不是他们能够轻松把握的，也是不是他们能够轻易考中的。于是，他们就要迷信科举制度。人往往是这样，对于难以把握的事物产生迷信思想，甚至相信有神灵帮助，就一定能考中。国家层面提倡迷信思想，皇帝自称真龙天子，要代表天来统治人们。皇帝定期祭祀宗庙，上行下效，民间老百姓也相信神灵，祭祀祖宗。书生们相信神灵，要祭祀神灵，起码要跪拜神灵，让神灵帮助自己考中。以至于一些贡院门口就有“魁星阁”，里面放了张牙舞爪的魁星塑像，书生们进门之前先拜魁星，以求“笔下生花”，“一举夺魁”。

书生们喜欢“鲤鱼跃龙门”“高中头名”“马上封侯”等词语，为此还画了很多这样的画，商人们推出这样的塑像，诱导书生们购买。书生们还会提前到贡院门口看考场，甚至有的对着考场跪拜，算是一种极大的尊重，其实是迷信思想作怪。有的书生要祭拜祖宗，希望借助祖宗的神力一举高中。科举考试是他们难以把握的，很容易让他们产生迷信思想。不仅如此，皇帝和官员们都在宣扬迷信思想，让他们不得不迷信科举制度。书生们似乎都被洗脑了，以为科举考试才是人生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是书生，读书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试，要做官，要修齐治平，而不能甘于平庸。可以说，书生们读书的功利目的非常明显，要通过读书获得功名利禄，还要改变宗族的命运，一旦考不中，就很容易失落，进而迷信，相信神灵，相信命运，而他们要通过科举考试改变的正是命运。

命运哪里那么容易改变？需要借助神灵的力量才能改变，或者说书生自信有“前世因果”，前世是神灵，今生今世就是神灵转世，才可以考中，可以做官。他们相信官员的前世都是神灵，今生今世做官是“命中注定”的。他们要通过科举考试验证自己的能力，主要还是试验一下，看自己前世是不是神灵，是不是“命中注定”要做官。如此一来，他们就变得非常迷信，即便思考也“如有神助”，但只是相对于考中的人来说的。考中之后，就算是“前世姻缘”，算是“命中注定”，甚至会获得书生们的崇拜。考不中就是“百无一用”，需要等三年再考，或者自认为不是做官的材料，就去做别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让书生普遍迷信，而极端功利化的评价让书生拼命一搏，甚至耗费整个人生的光阴应对科举考试。倘若所有书生都耗费一生的光阴应对科举考试，那么科举考试的录取率仍然不会很高，只是耗费了书生们的时间和精力，不让他们用学到的知识看待世界和人生，不让他们发现统治阶级搜刮的秘密，也不让他们看到皇权以及官僚系统的虚伪。

书生崇拜科举制度，看似自然，其实不自然。有皇帝和官员的倡导，有书生自己迷信心理作怪，也有整个体制的压迫和挟制，最终弄得书生心理变态，只能迷信科举制度，甚至为此而“奋斗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