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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便秉承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而与我国西南边境接壤的越南也是很为亲密的。
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者胡志明外，与我们最为亲密的越南革命战友便是黄文欢了，他同样是老一辈的革命家，毕生都在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着。
可在胡志明去世之后，越南政府之内风波云起。身为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黄文欢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只不过他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逃离越南，来到中国。
此举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就连外媒都评价黄文欢是
“叛逃到中国的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那么黄文欢当时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压迫才决心离开故土，在中国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
少年与中国结缘
黄文欢是一个老革命家，1905年出生在越南的农村之中，父亲虽是一位教师，却不在本地执教，而是在越南各处流动，一年之中很少能够与家人团聚。
母亲为了供养黄文欢也是四处借钱，凭借贩卖绸布赚钱，日子虽然过得清贫，黄文欢的母亲却没有忘记对他的教育，早早地就将黄文欢送到外祖父处学习。
六岁的黄文欢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外祖父也是很喜欢他，还特意教了他汉文，这是他与中国的第一次间接接触。
不过外祖父也是很清楚地知道，仅凭自己的一些学识还不足以将黄文欢培养成才，便起身带着黄文欢在越南境内四处游学，1919年的时候，又将黄文欢送到了法越学校读书。
在学校读书的期间，黄文欢接触到了不少的先进分子，他也想拯救自己正在被法国殖民的国家，一毕业便四处探索参加革命的线索。
恰巧此时的胡志明正在我国的广州参加革命活动，并在次年举办了一个革命训练班，想要训练一批为越南独立做准备的革命进步人士。
正愁无处施展的黄文欢立马便同十几个青年一路辗转，从越南跋山涉水来到了中国，得到了胡志明的热烈欢迎，这是黄文欢革命的第一步，他与我国再次结下不解之缘。
在广州这个当初号称“
革命策源地
”的地方，黄文欢接触到了很多有才识的年轻人，学习到了他们身上许多高贵的品质。
此时的黄文欢已经从一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蜕变为一个有坚定信念，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无产阶级战士和越南革命的领袖之一。
之后不久，黄文欢便再次回到了越南，以教书为掩盖，开展一系列的革命宣传活动，他甚至还曾去泰国宣讲党的革命理论。
1930年，黄文欢再次回到中国，一直到1942年，黄文欢大多时候都是在我国从事革命运动的，先后在南京、武汉、昆明等地方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
黄文欢与中国的感情也愈发地深了起来，毕竟两国的遭遇是如此的相似，更何况历史上两国又曾有那么多的交往，中国在此时俨然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为中越友谊奋斗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状态，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们的合法政权，在国际上也很被动。
然而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便亲自指示中国共产党所带领的中国政府愿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为了能够让越南得到更大的助力，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也建议苏联承认越南政权的合法性，还邀请胡志明一同来苏联访问，与斯大林一起商讨帮助越南对抗法国的事情。
而胡志明在奔赴苏联商讨之后，关于驻华大使机构的重任便落在了黄文欢的身上，只是越南这些年一直在忙着独立战争，这种事情自然是不曾经历过的。
正当黄文欢一头雾水，不知从何处入手的时候，我党再次给予了大力的援助。
原来此时我们的外交部也正在筹办一个培训班，为今后派往世界各地的外交干部做人员准备。
黄文欢以“刚回国华侨”的身份加入了本届培训班的训练之中，他自幼便接触了中文，又多年在国内各地奔波，所以除了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外，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后来黄文欢也是在李克农的帮助下，选定了北京史家胡同作为越南驻中国大使馆馆址。同时黄文欢也是首届驻华大使，对于我国与越南早期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在这期间，黄文欢的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出色的能力不止得到了我党的青睐，胡志明也是对他很是信任的，很快便又任命黄文欢为蒙古和朝鲜的特命全权大使。
此后八年，黄文欢一直待在中国这片天地。他曾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出过力，现在也在为中国与越南的友谊不断奉献着，这里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黄文欢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是喜欢，尤其是诗词方面，一生之中用中文写出了不少的诗歌、对联。
这样的背景和际遇，本可以让他在越南内部一直平步青云的。可等胡志明去世之后，情况却变得令所有人出乎意料。
在当时的越南政府只有黎笋与黄文欢的资历相当，但是黎笋的晋升之路却远比黄文欢更加迅速，尤其是1965年以后，黎笋已经掌握了越南政府的大部分实权。
如果黎笋也是如同胡志明和黄文欢一样，是想与我们建立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的话，倒也还好，可惜黎笋并不是一位对我们友好的领导人。
1969年胡志明逝世之后，黎笋虽然继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的战争，但是在思想上却逐渐背离了胡志明路线，与苏联的关系越走越近了起来。
并甘愿充当苏联的马前卒，实行对中国的包围政策。中越之间的关系随着不断的摩擦开始陷入低潮，大批越南境内的华侨甚至遭到了驱赶和逮捕。
就当越南内部大部分人都站在黎笋身边，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时候，黄文欢却依旧愿意站在我们的身边，他不想中越的关系因此走到尽头。
但这也引起了黎笋的不满，虽然当时的黄文欢已经是国会常委会副主席了，可是在纪念越共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这位元老级的人物连在主席台就座的机会都没有。
而在后来黄文欢接见其他外国大使的时候，越南的国内却根本不刊登任何有关黄文欢的新闻，在一些公共场合，即便是他出席在主席台上了，也会只拍摄他被挡住的镜头。
此时的黄文欢不仅在政治上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即便是生命也可能受到随时的危险，他的身心都很疲惫，但他却依旧想要为中国和越南做出一份贡献。
只不过越南当局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不断在内部贬低着黄文欢“
没有能力
”，后来在越南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直接以黄文欢“
年老多病
”的借口，将他排挤出了中央。
虽然此时的黄文欢还被保留了国会副主席的头衔，但是实权却早已被架空了，他心里明白，自己留在越南只怕是很难在为中越的友谊做出什么太大的贡献了。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南当局依旧不愿意放过黄文欢这个亲中派，让他出席“越南人民战胜中国侵略者”展览会的开幕仪式，想要借机离间我国与黄文欢的革命友谊。
而黄文欢也决定给予一个巨大的反击，他出席了当天的开幕仪式，不过是穿着一身中国式军装，头戴中国式军帽，借以表达对中国的革命友情。
借病逃离越南
越南当局虽然很想将黄文欢除之后快，但是介于黄文欢的身份和资历，便也不好动手。再加上黄文欢此时是真的重病缠身，连日的高烧，让他觉得是不是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经过越南医生的会诊，却也没能诊断出黄文欢到底是生了什么病，只是根据他肺部的黑斑，推测可能是肺结核，建议他去医疗条件更好的东德就诊。
黄文欢很快便动身准备前往东德，只是路途遥远，他的年龄也不小了，经历不起长途的跋涉，于是飞机在巴基斯坦境内休息了几个小时。
越南方面的大使馆派了一个秘书来照料黄文欢，然而机智的黄文欢却佯称自己实在是有些疲惫，想要多停留一段时间，希望秘书能够先去东德帮忙做好手术准备。
就这样，秘书乘上了本次的航班直奔东德去了，
而黄文欢却直接来到了当时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希望能安排自己前往北京。
大使馆在得知这位老人的身份后，自然也是大为震惊，立马联系了北京方面，讲明了事情的原委，
而我国对于这位友人也是极为在意的，立马派了中联部的一位部长亲自来迎接。
就这样，黄文欢在我方的精心安排下，毫发无损地再次回到了北京，这个他曾为之不懈奋斗的地方，他的第二故乡。
抵达北京没多久，中央方面便指示一定要好好诊治黄文欢的病。而在我方医生多次的诊断中，确认黄文欢实际上得的是肺癌。
为了能够更好地医治这位友人，中共中央特意请来了一位日本的肿瘤专家和肺癌专家一同前来会诊，经过中日两方专家的数次探讨，最终实施了根治手术。
这之后中央又特意为黄文欢安排了两名医生和四位护士照顾他术后的起居，几个月后，再次复查，黄文欢的癌症已经彻底痊愈了。
喜出望外的黄文欢立马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对中央的感激之情：
病入膏肓一载多，神州有幸遇华佗，如今病已连根治，愿把残念谱战歌。
黄文欢在中国不仅把病治好了，身心也变得愉悦了起来。然而越南方面却大为恼火，在报纸上直接称黄文欢为“
叛国投敌
”。
而黄文欢也不再隐忍，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书》，抨击当时越南中央内部的反华政策，并批评越南当局侵占柬埔寨，以及控制老挝。
越南当局面对黄文欢的条条指控，惊恐万分，立即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
“要把是否认清新形势，新任务，是否反华作为衡量党员觉悟的标准”。
紧接着恼羞成怒的越南当局更是做出了将黄文欢开除党籍的决定，并在1980年又判处黄文欢“死刑”。
可黄文欢并不在意这些，他表示黎笋他们违反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意志，自己会毫不动摇地继续的革命，捍卫中越的革命友谊。
据说，当时中共领导人一致决定，给予黄文欢最高规格的待遇，就当是多了一位政治局委员。
1983年，邓小平同志也在钓鱼台亲切地会见了这位国际友人，并与黄文欢亲切的会谈，还共进了午饭，两人如同多年的老友一般交谈了许久。
此后黄文欢一直便留在了中国，他还出版了许多回忆录，记载自己为之奋斗的一生。
1991年，86岁高龄的黄文欢再次生病住院，虽然经过我方的悉心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也是由于年龄问题，再加上重要器官功能的衰竭，这位老人最终在5月18日不幸逝世。
黄文欢在病重期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江泽民主席都曾来看望过他。而在他去世之后，也是被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几位中央领导都来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
黄文欢同志无疑是越南老一辈的优秀革命家，但他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值得尊敬的一位老朋友。他为中越友谊奋斗了大半辈子，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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