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收报机，它曾是中央军委总部在延安指挥千军万马的通信工具。这台收报机是由我军在陕北窑洞里成立的延安通信材料厂自主生产制造的，它也成为那段峥嵘岁月里，边区军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造无线电设备，打破敌人通信技术封锁的历史见证。
中共中央对于在红军作战和白区工作中使用无线电联络的重要性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1928年起，中共中央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红军作战和白区工作所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红军开始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后，对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的需要更为迫切。1930年12月底，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随后，红军利用在东韶战斗中缴获的一部完整电台，加上这“半部电台”，建立了无线电队，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红军总部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步壮大。至长征前夕，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骨干，为抗战时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抗战爆发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八路军总部决定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然而，由于当时敌后根据地物资匮乏，且敌人在各地实行“囚笼”政策，各根据地被严密封锁、分割成片，使得通信器材的获取变得极为困难，如何有效指挥调度各地部队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当时负责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军委三局，决心成立延安通信材料厂，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无线通信装备，以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
1938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在距离延安10余公里的盐店子村正式成立。工厂由10余个窑洞和四五间小平房组成。建厂初期，通信材料厂的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各1台，全厂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只有20余人。
在条件艰苦、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通信材料厂员工在党中央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攻坚克难，靠着热血和智慧进行技术创新。原材料不足便从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等物品中就地收集，缺乏教学设备和资料就依靠实践摸索，没有标准生产图纸就自己设计机器底板图、面板图……通过反复试验和改进，延安通信材料厂相继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元器件。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通信材料厂先后装配数百部由电池和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小型电台、电话单机和总机。至1938年底，通信材料厂的元器件自给率达到40%，两年后达到70%。
通信材料厂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不断制造出新设备。随着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材料厂制造了一批能够进行更远距离通信的50瓦、100瓦大功率发报机；为让党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材料厂专门为新华通讯社制造了500瓦发报机；为更好支援敌后战场游击作战，材料厂还试制了小型报话机，仿制了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这些性能更优、功能更全的无线电设备，确保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调度与信息交流畅通无阻，同时也大量供应前线作战部队，满足各抗日根据地通信联络的需要，成为对敌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八路军无线通信技术的成熟，也与通信系统人才队伍的壮大相辅相成。最初，材料厂的工人中既有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也有从上海、武汉、北平等地前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随着业务需求增加，经过长期实操与系统培训的工人专业技术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特别是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又称“延安通校”）的成立，带来了一批宝贵的通信技术专家。他们不仅在学校教书育人，也参与到材料厂的研发制造中。同时，材料厂也成为延安通校学生的实操平台，他们在这里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通信材料厂逐渐成为为党培养通信人才的重要阵地之一。
抗战时期，一台台无线通信设备就这样从窑洞里的“通信工厂”中生产出来，装备到各部队中充当战场联络的“神经元”，织密了一张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无线电指挥通信网络，使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命令化作一道道红色电波到达前线，指挥着千军万马，在多次重大战役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947年，国民党军声势浩大地对延安发起进攻，党中央决定战略性撤出延安。延安通信材料厂被迫解散，相关生产设备和技术骨干分散到其余各解放区，组建新的通信器材厂，继续为通信事业贡献力量。尽管延安通信材料厂已不复存在，但从那段艰苦岁月中走出的“通信工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通信事业的重要起点，激励着一代代通信人奋勇争先、不断前行。（来自《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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