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往事，信息量巨大|东北往事|中原|契丹|新罗|渤海国|辽东|高句丽

1860年，咸丰皇帝在临死前一年，做出了一个决定：开放东北。

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在此前的将近两百年内实施了名义上的封禁令，不允许流民入境。

由于放开移民限制，东北人口从1771年的不足80万人，到1894年，涨至约600万人。很快，随着东北民族危机的加重，人口迎来新一轮的暴涨。

面对俄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均试图侵吞东北的野心，大清帝国决定加大向东北的移民步伐，计划用人民的汪洋大海来阻挡侵略者前进的步伐。于是，在清廷的大力鼓励下，从1894年到1908年的14年间，东北地区人口从600万人飙涨到了1910万人。除去自然增长，这14年间，东北的移民人口高达1150万人，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60%。

清朝灭亡后，关内人民掀起了向东北移民的第二次狂潮。到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三省的人口达到了2736万人。

正是海量的人口，使得邻国无法在东北实现其狼子野心，尽管历经战争、动乱和沦陷，东北始终是中国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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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曾将天下划为“九州”，今天辽东半岛以及辽西的部分地区，分别隶属冀州与幽州。在《禹贡》成书的战国时代，那里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辖地。但当时的东北平原几乎无缘参与任何大的历史事件，及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人们对这块土地的印象依旧是“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

“荒”，似乎成了东北平原的代名词。

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影响，今天的东北平原山环水绕，地势平坦，横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等四省区，总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5个浙江或2个广东。但在这块平原的西部，南北走向的大兴安岭向南延伸到辽宁西部，形成辽西丘陵，而华北地区的燕山向北延伸，也深入到了辽西地区。因此，整个东北平原除了一条靠海、狭长的辽西走廊与燕云、华北等地相连外，其他地方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系统。

这就意味着，古往今来，从中原到东北，无论是军队还是商队，想要运送人员物资进入东北平原，有且仅有辽西走廊一条通道。而凭借独立的天然屏障，东北平原成了一块与世隔绝之地。

在燕国出现之前，肃慎人就以善制“楛矢石砮”成了东北平原的首任主人。

所谓“楛矢石砮”，就是石制的各类箭矢兵器。尽管此时肃慎的制造工艺与同时期的中原相比尚有差距，但肃慎人是懂得对外朝贡与贸易的。眼见周天子在中原地区册封诸侯、分守四方，肃慎人便携带这批石箭、石枪踏上了朝贡周室的道路。这批原始的石兵器最终大部分成了周天子认可的贡品，被周王室赏赐给各方诸侯，成为各国太庙内必备的神器。

据说后来孔子周游列国时，还曾在陈国的御花园内遇见过一只被“楛矢石砮”射伤的隼鸟。当时的国君陈湣公不识此箭，一度怀疑有人要刺杀他。好在孔子见多识广，耐心地向国君讲明了这支箭的来历，一场误会才得以消解。

可见，当时的中原人虽享受着肃慎人的劳动成果，但对这群海外之人却知之甚少。即便是肃慎人的“邻居”，燕国与肃慎在历史中的交集也甚少。史书上只是模糊地记载了除肃慎之外，东北平原上尚有孤竹、山戎等游牧部落，但都没干过肃慎，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肃慎逐步演变为挹娄、勿吉、靺鞨等部落，而中原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印象始终是其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

这种刻板的印象，直到隋唐时代才得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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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北平原上最早的强势政权，高句丽在汉末时由肃慎人的邻居扶余人创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隋朝初年，高句丽已成为拥“胜兵三十余万”，“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的强大政权。

高句丽创建之初，其部族大量聚居于辽东山地丘陵间。史书记载，高句丽“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从公元4世纪开始，高句丽人才逐渐走出自己的祖源地向外扩张。历经百十来年的军事争夺，这个在夹缝中求生的部落最终成为东北平原上的主人。

自从占有了东北平原的广阔耕地后，高句丽的农业种植面积成倍增长，加上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自中原传入，农副产品也一下子多了起来。当时，高句丽依托东北平原生产的粮食，国库都装不下了，为此，一般人家都会打造一个名为“桴京”的小型粮仓用于屯粮。而农业生产的大规模进步也使得高句丽的各项政治制度及经济政策趋于汉化。据《隋书》记载，高句丽的税赋缴纳以布、谷为主，与当时的中原王朝赋税制度十分接近。

此外，作为扶余人的后代，高句丽人不忘祖先骑马狩猎的本领。在农业发展的富足期，狩猎成了高句丽人对农业生产的补充，高级动物除了用来果腹，也大量进贡给中原王朝。

但与龟缩东北生存发展相比，趋于汉化的高句丽人更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于是，趁着隋末唐初兵荒马乱之际，强盛的高句丽进兵辽西，企图越过重重屏障，在中原开创另一番霸业。闻讯，隋炀帝起兵三征辽东，欲使其臣服。然而，隋军远道而来，不仅没能消灭高句丽有生力量，更因隋朝不计代价抽调劳动力上前线，致使国内农耕失时，土地荒芜，民乱四起。最终，这种孤注一掷的远征，导致隋朝先于高句丽灭亡。

继隋而起的大唐王朝在天下渐定后，同样面临着来自高句丽的威胁。比起妄自尊大的隋炀帝，开创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有着清晰的头脑。大唐建立初期，高句丽并非主宰北方的绝对力量，在它的西边，突厥人正“控弦百万”虎视眈眈地盯着天下四方。经过综合考虑，唐朝皇帝们最终接纳高句丽这个昔日敌人为藩属国，允其称臣，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和必要的技术扶持。

然而，唐朝君臣没想到的是，高句丽人表面上对大唐臣服，私底下却暗藏祸心。

利用唐朝提供的先进技术，高句丽人依托辽东地区山地丘陵密集的优势，筑起了一座座山城。这些山城既是高句丽百姓及兵源的聚居地，也是高句丽国内交通和军事国防的重要据点。通过在这些山城间架设交通要道，高句丽很快完成了以山城为据点的交通网建设。同时，依托山城间的交通联结，高句丽人在辽西走廊上架设起一道“千里长城”。从此，高句丽西进、南下扩张，进退自如。

高句丽与大唐之间的协议随即被高句丽国王撕毁。为了压制新罗、百济等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扩张，高句丽甚至不惜派兵阻断新罗向大唐进贡的通道，主动挑起战事。

此时，唐朝已进入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对于高句丽的公然挑衅，唐太宗予以强硬反击。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唐太宗将隋朝的柳城郡改为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都督府，派军长期屯驻在这一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经过多年的经营，至唐高宗李治时期，高句丽内乱，唐高宗借机进军东北，进而拿下朝鲜半岛上的平壤，高句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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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对东北平原的大开发，随着高句丽的灭亡，戛然而止。

因为，就在唐军扬威东北之际，从前东突厥颉利可汗的族人阿史那·骨笃禄借机反叛，于今天的蒙古高原一带重新建立起后突厥汗国，严重威胁唐朝的边境安宁。继夫执掌大唐至高权柄的武则天，只能将原先归附的高句丽贵族及部众通通移至后突厥与大唐边线，加强戍卫。

但由于东北地区长期生存着契丹、奚、靺鞨等多股少数民族部落，大唐军队一走，那里就成了牟取私利、挑起战事的犯罪天堂。终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先叛唐，派兵攻占营州，随后，奚、靺鞨等部纷纷响应，营州之乱一触即发。

尽管后来大唐仅用一年就平定了相关乱事，但营州都督府已名存实亡，唐朝打算依托此地进行东北大开发的策略也被强行终止。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靺鞨部的乞乞仲象、大祚荣父子不幸卷入其中。靺鞨人是肃慎人的后代，因高句丽崛起而被迫依附对方。高句丽灭亡后，他们也随着高句丽遗民入住营州，接受唐朝的节制以及地方统领。营州之乱发生后，乞乞仲象打算带着儿子大祚荣和部众返回原先肃慎人的故地，以待东山再起。此举却让武则天误认为他们不服唐朝统治，打算再兴叛乱，武则天随即诏令契丹将领李楷固越天门岭（即今张广才岭）追击大祚荣父子。

大祚荣利用靺鞨人熟悉地势的有利因素，合集高丽、靺鞨兵与李楷固决战。李楷固兵败而遁。天门岭大捷让大祚荣名震靺鞨。

随后，大祚荣不断收拢靺鞨各部，并收留部分由朝鲜半岛北上的移民。趁突厥南下、断绝内地通往东北交通之际，他果断向东进军，率部抵达今天长白山及牡丹江交界处，筑城自固，向外扩张，发展势力，并以大唐封赐给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的封号“震”为国号，自称震国王，即渤海国之始。

在当时族群林立、争斗不断的东北地区立足，对于新生的渤海国而言，显然困难重重。因此，自从大祚荣称王开始，渤海国在存世的两百余年内就先后与突厥、新罗以及唐朝结盟，以换取区域的和平安稳。

受唐朝影响，渤海国不仅形成了一套类似唐朝三省六部制的管理体系，更是在全国各地照搬唐朝的行政区域规划，设立五京制，全面规划开发东北地区。即使后来东北地区曾为安史之乱的风暴中心，渤海国也始终未从流安禄山。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倭国（今日本）曾胁迫渤海国对其纳贡称臣，但渤海国始终心向大唐，拒不接受与倭国方面的从属关系。

大唐宝应二年（763），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擒杀史朝义，安史之乱终告结束。或许是看到渤海国的诚心，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册封大祚荣的孙子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有所提高。

自此，渤海国对唐朝的崇拜和倚靠就更近一步了。史书记载，当时的渤海国在吸收了唐朝的雅乐后，首创“渤海乐”。渤海国亡国后，这种乐风则远渡重洋，为日本宫廷雅乐所吸收。

在渤海国的彼岸，日本人曾以唐朝的长安及洛阳为蓝本，建造了一座被誉为“小洛阳”的平安京（今日本京都），享誉东北亚。渤海国也不甘示弱，仿造当时长安城的建制，将国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打造成等比例缩小二分之一的长安城，规模远胜于当时的平安京。晚唐诗人温庭筠曾有幸护送渤海王子回国，当他第一次见到这座恢弘的城池时，不禁写诗感叹道：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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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拥有“海东盛国”的美誉，渤海国也难逃灭亡的命运。公元926年，伴随契丹骑兵南下的步伐，渤海国在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的猛攻下灭亡，化为华夏历史的一部分。

为了彻底打消渤海遗民复国的念头，耶律阿保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他把渤海国末代皇族及全体百姓迁徙至契丹国的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东南郊）居住，同时，命令喜欢汉文化的长子耶律倍在原渤海故土上建立“东丹国”，以弱化该区域人们对渤海国的记忆。

但后来，继承耶律阿保机皇位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始终跟哥哥、“东丹王”耶律倍关系不和。为了削弱耶律倍的势力，辽太宗给东北地区施予了致命的一击——在原渤海国上京附近建立辽国的南京（今辽宁辽阳），逼令东北百姓全数迁徙至以南京为核心的辽东地区居住，同时下令拆毁原渤海国上京，使东北平原变成一片荒野地带。

根据历史学者统计，经过这一番折腾，当时“迁徙到辽西和今内蒙古的渤海族人口有94000余户、人口47万余人；选择逃入朝鲜半岛的渤海遗民则有十余万人，而留居原地的只有老弱病残区区两万余户”。

由于统治者把大量人口安置在西辽河流域，东北平原进入了人地不均的局面。辽西地区人口激增，土地垦殖加剧，草原超载过牧，使“平地松林”不断消退。加之该时期东北地区的气候趋于干冷，东北平原上不仅没能呈现过去的辉煌景象，更因文明的退化而导致生存环境趋于劣化。

好在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靺鞨人的后代——女真族人的崛起，以契丹为首的辽人很快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权。

发源于白山黑水的女真人随后兵锋直指中原，数次南下攻宋，把契丹、奚等东北民族的人民也一起带入中原，形成了自唐以来的又一次边疆民族内迁高潮。随着生活在东北平原上的百姓内迁，当地人口随之大减，这恰好给了东北平原一个自然再生和修复的环境，并在此后女真族的再度崛起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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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了16世纪末，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人再度崛起，并在东北平原上仿照先辈建立了独有的后金汗国。

对于大明帝国而言，这块悬于大明帝国舆图东北角的宝地相当重要。自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起，东北地区就成了决定天下是否安稳的制约因素之一，于是明朝不仅修建起了绵延万里的长城，更是在长城的东延线山海关至辽宁锦州段凹出了一条固若金汤的辽西走廊。从此，汉人与少数民族被彻底隔开，墙内为汉人聚落地，墙外则是广袤的蒙古大草原与东北平原。

可即便如此，明朝依旧没有彻底放弃开发东北平原的想法。为了巩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明朝将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的开阔地带划归辽东都指挥使司统一屯田管理，而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则专门设置了听命于中央的招抚机构——奴儿干都司，用于抚化关外各少数民族。

奴儿干都司鼎盛时期曾下辖384个卫所，统领西起斡难河、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袤区域。不过，由于此前少数民族大规模南迁，此时的东北地区已呈现地广人稀的状态。关外平原上除了少数蒙古人和尚未成气候的女真族群外，其他可供直接利用的资源甚少。于是，在明宣宗时代，明朝放弃了奴儿干都司的经营和开发。

从长远角度来看，明宣宗这一决策差点把大明毁了。

当时在关外，新崛起的蒙古瓦剌部已是北元残余势力中最强的一股。而奴儿干都司下辖的东北平原一带世代都居住着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也先等瓦剌枭雄振臂一呼，这些被忽视的有生力量就迅速会聚成松动大明根基的主力军。随后，土木堡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吸取土木堡之变的教训后，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曾对“乘间窃掠边境”的建州女真部发起过一次被誉为“成化犁庭”的征服式军事战斗，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朝此时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东北地区的羁縻统治。

换而言之，经过多年的战事变化，明朝除了继续保留名义上的奴儿干都司和负有实际卫所屯田责任的辽东都司外，对东北地区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历史证明，这种失控状态，后果是很严重的。自从建州女真部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以来，明朝一败于抚顺，二败于萨尔浒，三败于辽沈，四败于广宁。辽东被夺，辽西的门户大开。即便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等名将的努力下扳回一城，但整个王朝已被辽东战事拖入泥潭，灭亡也就成了迟早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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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伴随着吴三桂降清，由后金发展而来的清朝取代了明朝，成为帝制时代最后的天下共主。王朝的变更加上政治中心的转移，清朝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发展的怪圈——“举国入关”，于是，东北平原又陷入了土地荒芜、人口稀缺的境地。

而清朝统治者对自己的龙兴之地，怀有极强的保护意识。因此，从清军入关起，朝廷就在关内招募大量人口前往开垦辽东。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甚至出台了专门的激励方案——《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凡有能力募民达百人以上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如遇招募能力甚强者，凡每招募超过百人，则招募者官升一级。

对于被运送到东北平原参与开荒的百姓，清政府同样给予相应的补助，“所招民人，每名月给口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

然而，由于关内战乱初平，加上满洲八旗入关后在中原地区大肆圈地，导致愿意且能自由出关的平民人数有限。另一方面，《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的奖赏制度，间接开启了清代卖官鬻爵的“先河”，至康熙七年（1668），这一条例被下诏废除。这一年，清廷意识到，东北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应该保持其纯洁性，于是开始实行封禁政策：“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

但有历史记录显示，在《辽东招民开垦例》废除后的四十五年，即康熙五十一年（1712），官方依旧募集了十多万山东人分批进入东北实行开垦屯田活动。

彼时，东北平原尚无支柱型农业，唯挖参、打猎之事自明朝初年边关贸易时就已兴起。大批自内地而来的新东北人随即加入了狂热的“挖参”浪潮。

历史学者蒋竹山在《人参帝国》一书中指出，努尔哈赤时代，东北生产的野生人参均价约为每斤25两白银。到顺治年间，人参价格即飙升到每斤30至60两白银之间。单是通过官办人参售卖抽税，清政府每年从参务中就可为国库营收白银250万两。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无论汉人还是满人，参与东北开荒期间，势必都会被人参的种植与贸易勾住了魂。

与此同时，汉人与当地旗人的竞争和矛盾，逐渐变成帝国的难题。

乾隆五年（1740），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书称：“奉天地方关系甚重，旗人生齿日繁，又兼各省商民辐辏，良莠不齐，旗人为流俗所染，生计风俗不如从前，若不亟为整饬，日久人烟益众，风俗日下，则愈难挽回。”

这话表面是在指责关外旗人世风日下，实际上矛头指向的是从关内涌入的汉人。从中也不难看出，在满、汉竞争中，曾经在东北平原上占据优势的满洲八旗，已经被汉族百姓挤压到了边缘位置。

乾隆帝很快便允准了舒赫德的建议，称：“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

在乾隆帝看来，即便这块地旗人太懒种不来，也大可空着，留着日后八旗练兵备战之用，切不可再让汉人无故开垦，霸占了满洲八旗的生存空间。

不过，乾隆封禁东北始终只是一厢情愿。

封禁令出台后，整个大清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摊丁入亩政策的施行，关内中原人口不断增量，人地关系趋于饱和。历史数据显示，乾隆五年（1740），大清总人口约为1.4亿，110年后，到咸丰元年（1851）时，这一数据已达4.3亿。清朝人口增长量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期的增长量，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相对落后的经济结构，稍有风吹草动，便足以撼动清政府的统治。

当中原地区接连遭遇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1877年特大旱灾“丁戊奇荒”时，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省的百姓，终于不顾清廷禁令，硬闯东北平原，开启了可歌可泣的“闯关东”浪潮。闯关东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之一，并促成了东北的大开发。

另一方面，由于封禁令一度限制了长城内外的人员流动，导致东北地区常年边防兵力不足，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度日益减弱，人烟稀疏的东北平原日渐成为沙俄南下东扩的乐土。

最终，为了保卫在东北的统治，清政府于1907年裁撤东北三将军，设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由此，一个被称作“东三省”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