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当时，陕甘苏地区只有4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每年的无霜期只有五个月，粮食也很少，很难养活许多军队。如果红军向南方比较富裕的关中平原发展，就必然和东北军、西北军发生冲突。因此，为了扩大抗日宣传，解决供给，红军提出了“开辟抗日路线”和“巩固和扩大现有苏区”两大任务。刚到陕北的红军，休息了一段时间，又不得不出去了。
中共中央将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黄河以东的山西和绥远省。那时候，山西的民间资源比较丰富。阎锡山自称有100,000晋绥军，但兵力并不集中，而且缺乏与红军作战的经验。东征出发时，毛泽东亲自率部队前往，周恩来则在陕北留守。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突破晋绥军的黄河防线，高举抗日红军的旗帜，进入山西。红军通过石楼、观上村、堆九峪等战役，连续击退晋绥军，反攻，然后以少量兵力压制其主力。广阔的区域。红十五军甚至打到了离太原几十里的晋祠，省城的炮声一时不绝于耳。
面对红军猛烈的攻势，阎锡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派出了十师，由尚真和邓恩伯率领，分两条路线进入山西。鉴于原有的治晋战略构想不能再实现，寻找进入河北的机会，为了保持实力，利用江燕冲突，中央决定“强迫蒋介石抗日，回归西方”，5月初，东征红军全部撤出山西。当时红军在山西东征中缴获了四千多支枪和二十多门大炮，红军成员增加了八千多人，筹集了五十万元，令人印象深刻。
阎锡山善于思辨，善于利用矛盾。在红军东征的时候，他请蒋介石增援，但是“请神来送神来很容易。”这些中央部队在山西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时之间成了阎锡山面临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这时候，日本侵略者软硬兼施。他们一面极力把阎锡山说成是汉奸，一面又扬言要取道绥远出兵外蒙古，公然以武力相威胁。夹在蒋介石、日本人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中间，阎锡山感到四面楚歌，自认为有如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既不可失神掉下，又踩碎哪一颗也不行。
在阎锡山三面为难时，中共中央及时向其开展了工作，向北方党组织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实力派人物，“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把各派系的部队放在第一位，所以一定要注意。“毛泽东还派彭雪枫秘密去太原见阎锡山，双方虽然没有完全议定合作事宜，却停止了战事。
1936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化装从陕北秘密到达天津。他发现大部分党组织都被破坏了，干部短缺。他发现北平草栏子监狱里有大批在押的党员，就通过关系把他们从监狱里救了出来。
当时阎锡山派人到北平请山西著名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早在十年前就曾两次遭到阎锡山通缉，起初明确表示不愿回去。
刘少奇得知此事后，马上提出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并以此在戴“山西帽子”的掩护下，同阎锡山建立统战关系并发展共产党的力量。
坚持“存在高于一切”的阎锡山同共产党接触后，隐蔽在山西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在阎锡山的同意下，1936年9月，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牲同盟会”）。11月间，薄一波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回到山西，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同阎锡山谈妥了合作抗日条件。
随后，薄一波主持了“牺盟会”工作，虽然阎锡山在名义上任会长，但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已大体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所主持。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300万多人，遍布山西城乡，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山西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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