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起“诺门罕”战役的真正目的|关东军|张鼓峰|日俄战争|日本|苏军|诺门罕

导言

“（诺门罕战役）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愤怒”——《纽约时报·1939年7月20日》

诺门罕战役爆发两个月后，《纽约时报》轻蔑、戏谑地评价了这场战役。

在当今看来，这仍然是一场很容易被忽略的局部冲突。无论是战役规模，还是双方的投入和战损，在二战的大背景下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波兰战役”vs“诺门罕战役”

注：左上、右下为德军装甲师，左下为日军行进队伍，右上为日本94式坦克

双方的参战兵力总计才20多万，却在满蒙的不毛之地鏖战了4个月。而就在诺门罕战役结束的当月，德国的150万大军入侵波兰，苏联也在诺门罕停止军事活动的第二天参战，两国消灭了100万波兰军队、瓜分了波兰国土。

但这场边境冲突，在当时却受到苏联和日本两国当局的高度重视。日本方面不仅天皇多次问及战况，还给予了关东军在空军、装甲部队、重炮乃至生化部队的支持；苏联方面也不含糊，斯大林直接指派朱可夫前往远东指挥作战，同时命令装甲兵、空军、炮兵和后勤全力配合。

诺门罕战况

为何双方会对一场边境冲突如此在意？为何日本人风风火火地挑起了事端，倔强地支撑了4个月，却又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草草收场？

这一切都与这场战争的起因有关——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投石问路”，将决定日军未来的扩张方向。

历史遗留问题——“北进”和“南进”的抉择

通过改革实现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明治天皇

自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来，“北进”和“南进”这两条扩张路线的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歇过。

宏观来看，所谓“北进”，就是以俄国或者苏联为假想敌，进攻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南进”，则是以英美等西方势力为假想敌，进攻东南亚的太平洋沿岸乃至于澳洲和太平洋深处。

但是细微地考察这两个进攻战略，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以中国大陆为跳板。对“北进”来说，只要控制了满蒙就足够了；对“南进”，则必须掌控中国漫长的海岸线。

这种差异，造成了不同时期的“南进”与“北进”之争，有不同的含义，并与日本军队的派系争斗交织在一起，不断发展变化。

长州藩与萨摩藩——军制的争端

长州藩与萨摩藩的“大佬”们

治时期，日本的军队分散在不同的藩主手中，他们各行其是，引进了西方不同国家的军制。而在众多的藩主中，长州藩和萨摩藩最为强势，他们几乎平分了日本的军权。

萨摩藩地处九州鹿儿岛，航海业发达，因此早早就在海军中占据主导，并且主要学习海上强国英国的军制；长州藩则地处本州岛西南，专注于陆军，先学习法国军制，“普法战争”后又转向德国军制。

普法战争

军制上差异，造成了二者在对外扩张的方向上产生了分歧。萨摩藩主张“日俄友好”，夺取清朝的东南沿海地域，驱逐英美势力，进而南下侵占南洋；长州藩则主张避免与清朝再度开战、与英美缓和，向北与俄国争夺满洲。

日俄战争

最终长藩胜出，萨摩藩退出陆军、转向海军，日军全面推行军政、军令分立的“二元制”军制——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军政，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负责军令。而外向的扩张也被长州藩主导，主动发起了日俄战争。

这场争端让日本陆海军走向了对立，也开启了“北进”和“南进”两大战略的无休止争议。

统制派与皇道派——治军理念的争端

日本陆大毕业生的象征——“菊花与星”徽章

长州藩家独大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们看不惯长州藩的骄横跋扈，这些经历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历练的新生代力量开始逐渐占据要职，不断打压长州藩势力。

而在长州藩日渐衰落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派系斗争，这次斗争的焦点是治军理念。

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战争形态的变化，提出要推进“军备现代化”。他们被称为“改革派”，信奉德国的“总体战”理论，主张从军政体制、国民经济和军事工业等不同方面，全面提升国家的战争能力。
另一些沉湎于武士道的人，却坚信精神力量才是致胜之道。他们强调肉体搏杀和磨炼士兵意志的重要性，认为一些现代化军备反而会让军队丧失英雄气概，这就是所谓的“信念派”。

日本军国主义象征——“膏药旗”

“改革派和“信念派”的斗争一开始只局限于陆军高层，随着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军国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斗争开始蔓延。

“信念派”的主张得到激进基层军官的拥护，他们要求用武力政变把内阁赶下台，确立天皇的绝对统治。完成内部的改造后，“皇军”应当在“皇道”的“无敌意志”下快速北进，先消灭苏联，再南下扩张。他们拥戴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领袖，演变为“皇道派”。

《总体战》是德国战略家埃里希·冯·鲁登道夫的著作

而陆军的高官们然以“总体战”为指导，主张先扩大战争规模、提升军队的实力和地位，再以合法的方式实现军事独裁。他们被称为“统制派”，希望快速夺取中国东部地区，再以其为基点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实现“南进”。

激进的青年军官

“统治派”和“道派”的斗争，最终酿成了“二二六兵变”。疯狂的皇道派青年军官杀进东京，刺杀了两名内阁大臣和教育总监，震惊了天皇和日本军政高层。统制派借机大肆打击皇道派，使其从此一蹶不振。

不扩大派和扩大派——轻重缓急之分

华北事变

颇为讽刺的是，尽管皇道派”衰败了，他们的“北进”和“精神为上、狂妄自大”，却在统制派内部得以传承，并导致其分裂为两部分——“不扩大派”和“扩大派”。

这种分裂发生在华北事变前夕，此时日本已经牢牢的掌控了满洲。

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为首的“不大派”主张“北进”，但他们的“北进”远比“皇道派”温和很多。石原有一套“世界终极战争论”，他认为将来日本将带领东亚与美国带领的西方势力决战，以确立对世界的掌控权。因此他主张经营满洲、“提携”中国，想提升日本的持久战能力，消除苏联在北方的威胁，再徐徐南下，与美国决战。

东条英机

而东条英机、武藤章等人表的“扩大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已经陷入了狂热和膨胀。他们认为中国不会持久进行抗战，全面侵华可以快速促成中国的投降，占有武汉、上海、广州等要地，进而与英美在太平洋决战。

这种新的“南北之争”，本质上都是“南进”战略的发展和延续，只是“不扩大派”认为日本还不具备与美国全面开战的实力，需要先北后南。

“扩大派”最终占取了优势，日军借助华北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但是“不扩大派”却并未偃旗息鼓，他们积极经营满洲，关东军的主力也被留了下来，仅有少量部队参与了华北的进攻。

日本人借着“满洲国”的谎言来经营满洲

由此可见，日本陆海军的端以及陆军内部的争斗，让他们在“北进”和“南进”之间，始终无法做出定论，甚至于出现了一种“南北并进”的狂妄姿态。而诺门罕战役前夕，局势的变化让他们不得不在“南进”和“北进”间做出最终抉择。

现实困境——中国大陆的战争泥潭

全面侵华

日本人缺乏持久作战的能力，这是“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共识，但是狂妄的“扩大派”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在中国进行持久作战。

华北事变之后，裕仁天皇曾问及全面侵华需要多长时间结束战事，陆相杉山元的答复是“一个月解决中国事变”。

显然日本没有吞并整个中国版图的打算，全面侵华只是为了达成日本的战略目的——占取战略要地、攫取战略资源，把中国转变为仆从国，充当自己征服世界的炮灰。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

在“扩大派”看来，“不扩大派”的坚持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全面侵华将是一场“秋风扫落叶”的快速决胜。他们坚持扩大侵华战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强日本的持久作战能力。

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日本就将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并且由中日对峙的局面转变为宗主国和仆从国的同盟。届时的日本将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战略纵深，也可以将中国方面的大量军队调遣到其他方向，到时候不要说北上进攻苏联，“南北共进”也是很轻松的。

然而“扩大派”很快被泼了一盆凉水，他们高估了日本、低估了中国。尽管日本拿下了南京、上海、徐州、武汉、广州这些重要城市，但每一次大会战都给日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

淞沪会战，日军投入陆军的个师团、海军的两个舰队和混编陆战队，共计20余万人，鏖战三个月时间，伤亡近4万人；武汉会战，日军投入九个师团、一个旅团，还有300多架战机、100多艘舰艇，共计40余万人，耗时4个月之久，伤亡高达25万人。

更要命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国民政府虽然一退再退，首都由南京迁到重庆，却始终没有投降的打算。随着战线的快速扩张，日本不得不投入更多兵力和财力，

“扩大派”速战速决的构想彻底破灭，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甚至裕仁天皇也急于甩锅，指责陆军从“柳条湖”（即九一八）到“卢沟桥”，始终在逾越中央独断专行，最终造成这种僵持的恶果。

日军在华中始终未能突破鄂西、湘北

这种局面下，日军必须做出抉择，尽快摆脱中国的战争泥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调关东军南下，以武力迫降中国。

此时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都陷入了停滞和僵持，只要在任意一个方向增加3-5个师团的精锐，都有打破僵局的可能。特别是华中方向，如果能攻破鄂西、威逼重庆，日本就可以尽快促成蒋介石政权的全面投降。

而关东军在1938年7月已经扩充到9个师团，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被日本人誉为“皇军之花”。从关东军抽掉五个师团南下，似乎可以快速解决中国问题。

“八月风暴”中苏军的钳形攻势

但是这个方案想要顺利实施，需要苏联方面的“批准”。关东军之所以常驻满洲还不断得到加强，就是因为满洲是一个深入苏蒙的巨大突出部，极容易受到外蒙古、西伯利亚和远东三个方向的夹击。

自“七七事变”以来，苏联对日本改为强硬态度。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予国民政府大量军事援助，好让日本深陷在中国、无力北上进攻苏联。

苏中互不侵犯条约

因此，关东军一旦南下，苏联似乎没有理由不趁机进攻满洲。他们或许会增加摩擦、制造压力，让日军两面受窘。甚至还可能会“趁他病、要他命”，冒险攻占满洲，在欧洲局势彻底恶化前彻底解决东部问题。

这却让“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出现了共同的诉求——尽快探明苏联方面的局势和态度。

“天赐良机”——苏联人的麻烦

正当日本人为中国局势一筹莫展的时候，苏联人也遭遇了很多麻烦。

德意日同盟

自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同盟以来，苏联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东西两面同时受到法西斯强国的敌视。远东与欧洲间的遥远距离，让苏军无法在东西国境线之间快速机动和驰援，只能强行割裂为两条战线，这是苏联无法承受的。

这种紧张的氛围在1938-1939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与苏联国内的形势交织在一起，成为内忧外患的局面。

“绥靖政策”的实质是“祸水东引”

最大的麻烦来自于欧洲大陆，从1936年德军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开始，希特勒已经推开了二战的大门，很快在欧洲大陆搅风搅雨。

1936年五月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1936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1936年十月德意缔结同盟、1938年三月德国吞并奥地利，面对法西斯这样的肆虐，国联早已失声、美国完全孤立，英法则始终践行“绥靖政策”。苏联尝试通过外交途径遏制纳粹，甚至不惜卷入西班牙内战，但却一直被隔绝在英法的安全体系之外。

慕尼黑协定

英、法在1938年9月与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中，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直接将苏台德地区让给了德国。这让苏联对英法的希望彻底破灭，斯大林失望地表示，“可以设想，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德国人，作为德国负责对苏开战的代价”。

“祸水东引”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苏联人必须加紧西部边境的国防建设，储备力量等待纳粹的进攻。

肃反的“急先锋”——贝利亚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肃反运动在1937-1938年变得越发荒诞与疯狂，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浩劫，无数无辜者遭受到诬陷，并被枪决或流放。

最可怕的是对苏联军队的“肃反”，据统计共牵扯到4万名军人，其中包括所有的11名副国防人们委员、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229名旅长中的186名，还有3万名上校以下的军官。可以说苏军的基层、中层、高层指挥系统几乎全部沦陷，纵然可以快速提拔、补充新人，苏军的战斗力却因此大打折扣，诺门罕战役中苏军的巨大损失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