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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假的历史、篡改历史、制造一些遗忘、不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这样的都是在做历史。这种滥用或者错用历史，就是我们应用历史的基本形态。比如说我们看到没有朱德的井冈山会师，这是“文革”时期一个小漫画书上的图片，把井冈山会师画成是毛泽东和林彪的会师。以及我们刚才在片头看到的那个《开国大典》里面，没有刘少奇，没有高岗。不仅没有他们，后来有很多人都从这张图片里面消失。
史学家在读历史、研究历史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不同，但是不要忙着说哪一个是对的。如果你说这个是对的，如果你采取这个说法，你得说出个理由来。我们要对它做一个非常细致的分析，看到一个材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形成。
刚才举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很小的例子，在身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读书当中会有更大的例子。因为历史非常有用，我们随时都在用历史，越是有大的事情的人，越是有更高的目标的人对它的依赖就更大。
生产假的历史、篡改历史、制造一些遗忘、不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这样的都是在做历史。这种滥用或者错用历史，就是我们应用历史的基本形态。比如说我们看到没有朱德的井冈山会师，这是“文革”时期一个小漫画书上的图片，把井冈山会师画成是毛泽东和林彪的会师。以及我们刚才在片头看到的那个《开国大典》里面，没有刘少奇，没有高岗。不仅没有他们，后来有很多人都从这张图片里面消失。
这个图是记录历史的、是反映历史的，可是我们看到它因为时代的需要、因为当前的需要而不停地要改变过去。
所以我们学历史的都知道，过去当然是确定无疑的，是已经发生的，是唯一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总是因为现在的需要而把过去那个唯一的改成多种历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过去的历史就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的，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需要、因为我们未来的需要而不停地改变的。
从古至今已经积累了巨量的历史知识库，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做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写历史的人，主要是面对这个巨量的历史知识库重新选择素材、组织史料、阐述意义，这就叫写出新的历史。
通过对已经知道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确认或者否定前人的某些讲述，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下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历史不是在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我们总是从已有的历史当中生产出新的历史来。
当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的时候，首先需要的就是批判、是怀疑。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基础，我们总是在怀疑过去、批判过去，才能够生产出新的有意义的历史。
所以有的学者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这样才是历史。对已有论述、对已有的别人讲的历史进行质疑，对它纠正、提升，改变它，甚至是和它抗争。
我们的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在过去的混沌当中重新发现或者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这样才能够形成新的历史，才能讲述出新的历史。
可是更多的情况下，不仅是普通的读者，就是历史学家自己都沉浸在已有的历史论述当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这些人就是历史的囚徒。而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囚徒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
历史学家要创造新的历史知识，永远都在怀疑现在的东西，和主流抗争，反对主流，质疑主流，质疑现实，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新的知识。我们举一个例子，讲怀疑和批判的重要性，这是我自己研究工作当中的一个例子。
大兴安岭北段有一个著名的山洞，叫嘎仙洞，在今天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这个地方。一千五百年前，那个时候的历史书里面就已经写到了这个地方。
历史记载说，北魏太武帝的时候，在东北有一个小的国家，这个小国家就派人来报告北魏的皇帝，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山洞，几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曾经住过这个山洞，你们是从这儿迁出去的，这个山洞是你们家的。
太武帝听了当然很高兴，就派了两个人，代表北魏官方去这个山洞，在那做了一番祭祀，祭祀完毕还在石洞的墙壁上刻下了一篇祝文，这个就是祭祀的文字。
这篇祝文在《魏书·礼志》里边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说有这么一个事，这个事的确发生了。后面人们也再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个洞的其他的材料。
可是有些学者始终相信这个事情发生过，所以有的人就一直矢志不移地一再地在那一带寻找，而且不负有心人，真的还找到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叫米文平的学者带着一些朋友跑到那儿去找到了这个洞。
在他撤出的时候，正好傍晚的太阳光斜射进来照到墙壁上。当然那个墙壁已经覆盖了厚厚的各种各样的沉积物，但是他看到好像有字，就上去把那个石壁弄开，看到了这个祝文。这个祝文的铭文是真的，跟魏书上的记录只差几个字。
这当然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个发现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鲜卑学就此成立了，这是鲜卑学的一个重大的、划时代的事，怎么吹捧都不为过。
从此对这个发现的解释一般都是说我们现在终于知道鲜卑人的老家在哪里了，原来就在这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他的发祥地，好像他们一群人就在这里生活，从这个洞出去就变成了后来的北魏。
根据这个还模拟出来了一个北魏拓跋鲜卑的迁徙图。我们看这个迁徙是从嘎仙洞迁到了呼伦贝尔，从呼伦贝尔再迁到了今天的河套地区，河套地区包括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从河套地区最后迁到洛阳。把拓跋鲜卑的历史说成是一个三阶段。
大家都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因为现代考古学把它重新发现了，所以就更加相信在一千五百年前太武帝派人去过，以及那个小国家向太武帝的报告都是真实可靠的。
但是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够说太武帝的确派人去这个地方做了祭祀，但并不能说明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武帝他们所真心相信的老家。没有任何材料、没有任何逻辑说明这一点，这中间有重大的缺环。
事实上，我们要看这个时代就知道，实际上北魏从来没有统治过这个地区，直到太武帝时期，太武帝把这个地区的一个统治政权北燕打垮了才对这个地区拥有了新的统治权。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国家就要去讨好他，不管是具体情形如何，总之这个国家的人就派人向他做了报告。
这个报告的核心意思是说你们家早就在我们这里，你们对我们具有先天的统治权。这个故事又跟拓跋鲜卑的史诗里面已有的关于迁徙的故事挂上了钩。鲜卑人很有可能是从大兴安岭地区走出来的，或者早期有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一定要跟这个石洞挂上钩，这是非常困难的，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我们不在这里做各种论证，我们从当时的周边环境、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历史上鲜卑和周边其他人群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来分析，他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做了这件事情。后来的考古发现只不过论证了当初他的确这么做了，并不因此能够说明这个地方就是鲜卑人的发祥地。
所以从研究上来说，我们永远要处在怀疑状态，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个。你要是相信了，你就变成了它的囚徒、它的俘虏。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在近代中国史学里边最成功的最了不起的例子是《古史辨》。很多朋友都知道《古史辨》，这是由以顾颉刚先生为主的一大批中国学者在20年代到30年代所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
这些书把中国传统历史进行了反复地清理，把大量不属于历史的那些传说、神话从中国历史里边划出去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历史教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过去可能要从什么伏羲、神农讲起，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夏商周讲起，甚至夏都很难讲起来了，夏存不存在到现在还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可是在他们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都相信有伏羲、女娲这些，在中国历史里边都是要讲的内容。是他们做的工作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有怀疑、有批判才能重建中国历史的系统。
很多人都说让材料自己说话，但是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不是无辜的，史料都是在特定的情形下由特定的作者有特定的目的为特定的读者所写的，所有的材料都是这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开国大典》它是有特殊的情况，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特殊情况，你一定要去理解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有批判和怀疑的品德，才能够帮助你质疑过去的各种说法，提出一种抗辩、一种论辩。而只有抗辩和论辩才能够创造出改变的机会，这不仅是在我们的学术里面，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最宝贵的地方。
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就是揭破各种历史神话，要知道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在揭破神话的同时，囿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又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制作各种新的神话，我们写的历史里边有很多是新的神话。
可以这么讲，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和假的历史，有一些将会被揭穿、被剔除、被取代，有一些会因为史料匮乏、证据单一，没有办法去证伪或者证实，就像刚才嘎仙洞这个问题，我们质疑它，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证伪证实你都做不到。
但是只要你具有了怀疑和批判这种美德，不仅可以勇于揭破那些神话来创造新的历史知识，而且还使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我们可以不相信它，对它保持警惕，不要忙着成为它的俘虏。
我刚才讲的是批判与怀疑，现在我们讲想象力，想象力是我们历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美德。
历史是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经验，替代性经验就是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个想象力，我们是无法理解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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