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不得不起而奋笔疾书。无论儒生如何反华夏天教，如何反西方基督教，最终在他们眼里，西方的上帝（上帝在西方）就是“高大上”，“阳春白雪”；东方的上帝（上帝在东方）就是“狗屎”，“下里巴人”。他们哲学无能，没有深刻的哲学思维能力去发现上帝，他们只是肤浅的信仰跟屁虫，跟随所谓的“高大上”、“阳春白雪”；他们不能正确认知，理解上帝、神教和信仰，由盲目的自大、自尊、排外，因害怕死亡，儒学缺乏临终关怀，不能使之灵魂不朽，而又必然滑入无以永恒的自薄、自卑、崇外的另一极端境地，尤其在行将就木之时。他们骨子里就是软骨头，打心眼里崇洋媚外；他们无能在东土建立“理想国”，只想着奔赴西方的“极乐世界”；他们反华归西，必然逃儒归耶；他们不是真正地信仰天或上帝，而是信仰他们打心底里认可的“高大上”和“阳春白雪”；他们不是信仰无名无象的真理，而是信仰有名有象的《圣经》、教会、教堂、西方、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人文历史、上帝在西方的神迹历史。他们反对东方和华夏上帝（上帝在东方和华夏），取消祂的神圣性，然后找不到上帝，无以永恒，他们又悄悄地皈依西方上帝（上帝在西方）。别看儒生多么反基督教，迟早都要皈依耶稣上帝。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华夏天教上帝。他们就是这么拧巴！亡华必儒！
“天何言哉？”孔子不经意的一句话，足以暴露以下事实：要么有恩典，但孔子听不懂上帝语言；要么无恩典，上帝无意启示孔子。孔子最终不过是个民粹伦理和等级礼仪专家。
逃儒归耶不齿于儒，儒耻于其逃儒归耶。从华夏天教上帝信仰来看，逃儒没错，归耶不啻画蛇添足，舍近求远。信靠上帝，并非信靠某教文化和历史。既然信靠上帝，何不皈依华夏天教，认同华夏天教文化和历史？若如此，不仅神祀宗祠两全，也不违背儒家慎终追远，尊祖敬宗之教。临终归耶，说明他对华夏文明还没有真正深入理解，还没有追根溯源到华夏文明和汉字的源头。说明，半路杀出的儒家不过是天教上帝信仰的背叛者，其一元世界观无法提供个体生命以临终关怀和灵魂不朽。人怕死，不愿死亡，拒绝死亡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担心不能永恒不朽。既然肉体不能成之不朽，就必须借助超越现实世界的灵魂来实现之。这是儒家一元世界观所不能胜任的。逃儒归神或类神（佛教）乃是企图不朽之儒者的必然选择。
善恶同体当是人性正论，基督教原罪论和儒家性善论都有所偏而片面。二者之间，原罪性恶论又优于性善论。基督教既然承认人有原罪，人人有罪过，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自然就会接纳以身戴罪者而不以为有什么不妥。况且，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赎罪了，待祂再次降临，作为天国之王，定然会赦免一切世俗罪过。儒家单纯假设人性善，姑且不论其道德真伪，至少事先已经为自己、为他人设定了道德高标和要求，所以一旦儒生有过且明显于世，同门之间瞬间就有了内外之隔。墨家性染论认为人性善恶倾向和人性行为善恶变迁，不完全取决于主体能动性和无差别的自主选择或自我决定，而是环境和周遭处境也发挥一定作用，是主观意志之善恶意志互相博弈，以及环境参与博弈的综合结果。墨家不认为，爱利人者人从而爱利之，贼害人者人从而贼害之，违反人性。墨家不单纯地寄希望于人性善端和人自身的道德自律，而是借助神教道德命令之他律，以及命令作为法则内化于心以后所形成的道德自律之软力量，与来自于国家、政府和法制的外在强制性的硬力量，来共同参与约束人性之恶端，助力主观意志善恶博弈，使之弃恶从善。
非儒是一场文化革命运动，是对儒家2000多年的反动文化革命运动的拨乱反正的神圣革命。华夏传统文化盛行天教上帝信仰，体现为汉字的本源意义。上帝为天为神，神而聖，故而神聖。聖者，外王也，耳听民意，口传天宪。非儒就是揭示儒家反华，反华夏天教上帝信仰，以宗法等级礼制取代上帝神圣性的本质；已达到彻底清除儒家文化毒素的浸淫危害，恢复华夏文明的原始的传统的伟大文化根基，即，恢复华夏天教上帝信仰，以为华夏民族之精神家园；建立天教神社，以为天教徒的神教团契生活中心，从而颉颃外来的文化和神教。儒毒横行中华2000多年，清除之越快越好，但我们当有充分准备，以2000多年的时间来持续清除之，一万年不算久，在宇宙永恒的时间长河中，不过是眨眼一瞬间。
儒学是废学，黑暗学，天亮之际，逃儒是应当的必然；归耶则是大可不必，毕竟信仰上帝不是信仰各种历史。舍近求远，无非崇洋媚外心理作祟。儒家是华夏文明和天教上帝信仰的背叛者，叛教者，叛华者。儒学以其奴隶道德赢得权力垂青，引为统治技术。反之，儒学利用权力行独尊绝异之能事，排挤，打压，污蔑，抹黑，毁灭其他诸子百家优秀文化，以其逞能作其无能，腾出华夏思想文化空间，毫无尊严地引进各路外来的宗教和思想文化。若百家争鸣局面不被打破，其外来者岂能有长驱直入之机？于是乎，孔孟荀懂、程朱陆王一干卫道士差论其爪牙之士，攻人无罪之家，东西濒海临山之大房，攘杀燔覆，迫其主人隐忍退让，避居山林。诸卫道士清空房屋，整理庭院，开门远迎西方哲人，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马克思先后入住。其四者皆高鼻深目之徒，反客为主。孔孟程王等卫道士以尊主为荣，每日伺候左右，端茶奉水，照顾四哲饮食起居，不敢怠慢。时有山林隐士，老墨庄惠华夏诸哲，与之谈天论道，商科榷哲，诸卫道士不知所云，皆伺奉左右，垂头怒目，睥睨无礼，不敢造次。
《论语·泰伯》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或无道跟评价某个人富贵或贫贱没有必然关系，只有跟个人道德或为人处事有直接关系！哪个世道人间没有富贵和贫贱？什么样的邦才算有道或无道？邦有道，就无贫贱？邦无道，固然不宜富贵，但不等于富贵者一定就是可耻之徒！你能举一个没有贫贱或富贵的社会出来吗？这些都是没有细致理清的东西，空洞地泛泛而谈没有意义和结果。另外，乱邦危邦不入不仕，岂不是逃避士或国民责任？是耻？还是不耻？说出来的话，前后矛盾，不能自洽，说明其学说缺乏系统性的科学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大学》：“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若是如此，这就是《大学》作者对孔子观点——其父攘羊，父子相隐以为直，纵容一人贪戾——的批评。如果儒学能兴盛日本，日本的兴盛也不会发生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之后了。而且，日本近现代哲学的兴起也不是原自儒学。一族一国科学及其技术是否真正发达，由其哲学是否发达为根据。观其哲学一斑可知全貌。没有哪个哲学不够发达的民族或国家，其科学是发达的，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儒家学说的宗旨是宗法等级礼制，家国同伦同构，上治祖祢以尊尊，下治子孙以亲亲。孝为仁本，以孝作忠，孝忠无违，是其伦理道德的逻辑原点和原则。试举几例以证之：《论语 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为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大学》：“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除了民粹伦理和等级礼制，儒家于哲学全然一窍不通。关键性错误在于，不知道熟人伦理与陌生人伦理区别，不知道治家与治国是两码事，混为一谈。这是国家理性，政制理性、政治理性的缺如。墨家主张兼以易别，以兼道为宗旨。兼民是墨家天教的教化目标；兼者或兼君是墨家的个人修养目标；兼王是墨家的民主选举目标。兼政为义政，善政；执兼者为合格的执政代理人。墨家只有曲线非攻救民，没有直接争宠，并没有媚权、廷骂之类的争宠行为。总之，儒家学派坚守宗法等级礼制，竭力维护那个等级世袭的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和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墨家学派则主张废除旧有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建立平等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
以孝悌观之，唐太宗算不上亲亲合族，修身齐家，但治国有方；王莽则孝廉谦恭，亲亲收族，可谓修身齐家，但治国无方。如此看来，修身齐家未必能治国平天下，“内圣”未必善于外王，毕竟治家与治国不是一回事。太宗世民重用道墨思想治世，以无知治己，镜于人，不自以为是；以无疑治吏，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无为治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十税一。贞观盛世，功成清明，为天下人所敬仰。王莽以儒式空想社会主义治世，名败身戮，为天下人所耻笑。其人儒式思维，想当然，自以为是；尊孔孟之道为社会理想：崇古复古，均贫富（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制民之产”（孟子语，节制民产）。天下为公，搞平均主义和国有化运动，去市场功能。土地国有，打土豪，均田地；盐铁酒业国营专卖，政府制造钱币，低买高卖，平衡物价；官家统筹，繁税重敛，无业不课，十利税一；古言古服，古名古制，繁文缛节。唐太宗与新朝王莽形成鲜明对比，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治国与治家不一，中间没有丝滑过渡；儒家那一套家国同构伦理和修齐治平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堪为用的胡言乱语。
儒家化法律，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权，宗族或家族中的财产归宗族或家族集体所有，一切财产由宗长或族长支配，子女没有财产支配权。即便分家另立门户也是由长辈决定财产如何分配拨付。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亲亲尊尊原则。在集体所有制中，没有财产支配权就等于没有财产权。在宗法等级社会下，子女基本没有婚姻自由和财务自由。
儒家去孔孟原论，去孝忠，去亲亲尊尊为原则的仁义礼智信，还是儒家吗？为什么儒生不读儒书，却都成了儒生？不学而儒也！因为儒家肤浅的现象思维方式，儒学的庸众民粹伦理，乃是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没有什么哲学奥义。为什么天生具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前人类的动物（知性）那里直接遗传继承下来的，没有经过理性的扬弃和超越。一个人除非经过哲学训练，就不可能摆脱儒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凡动物没有的东西，儒家都没有，诸如哲学、科学、神教、道德、民主、逻辑、兼爱平等和反思自由，等等。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也有儒学，诸如古希腊自然哲学、智者学派、尼采学说、海德格尔学说，等等。它们结构理论依赖现象思维，反思感性即知性层面的有限的抽象、归纳、辩证法，基本不依靠演绎推理和无限抽象的理性思维，特别是理性的演绎推理。它们的最高思维方式依旧停留在知性阶段，即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先秦易经阶段。
儒家和墨家都认可禅让制，但二者有区别。儒家基本是无条件推崇，但又面对家天下和血缘世袭制现实，看到它无可奈何花落去。墨家是就历史实然叙事，承认它在否定家天下、血缘限度和世及制方面的意义，但并非没有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禅让制是先王以个人考察为主，综合多方面意见之后得出结果。尽管经历相当长的考察时期，听取了多方面意见和民意，但毕竟没有法制约束力，最终取决于先王个人审度裁量。既无明确的方法论例如志功相从，也无法排除先王个人认知和价值观的局限性，甚至错误。墨家提出一套更为先进的政制理论以易之：“君乃臣萌（天之臣民）通约“（《墨经》）；“选天下贤可者”（《尚同上》）；“能上能下”（《尚贤上》），等等。
六经非孔子创制，宋明以前，世人皆以六经为宗旨。孔子也只是继承了六经宗法等级礼制而已。墨子批判性地继承了六经，继承华夏天教上帝信仰，敬天爱民礼祖，祭祀神社宗庙，将天教上帝系统性地道德化，兼以易别，剔除了周礼中的宗法等级礼制糟粕。同时，墨子也不待见易经的现象思维方式，从不引用《易经》。
文明尚同，文化尚贤。文明表现为内在的思想，日益接近真理或客观思想的趋势，最终达到主客观思想一致同一。文化乃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代代相传。文化为思想所规定，野蛮思想表象为野蛮的低俗文化，文明思想表象为高尚文化。野蛮思想是纯粹主观性，主观性，主观精神；文明思想是纯粹客观性，客观性，客观精神。摆脱野蛮思想，步入文明世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渐进过程。主客观思想重合面积越大，摆脱野蛮步入文明的程度就越高。
墨经是墨家教材，是墨学的哲学基础，一切实用理论以墨经为本。读墨论和墨守务必要读墨经和墨辩，后二者为墨学提供基本概念定义，哲科思维方式、逻辑方法、哲学基础知识。否则，难以系统性阅读和理解墨学体系。如果没有墨经对一些伦理概念予以明确定义，诸如仁义礼智信孝忠任廉，等等，我们就有可能混淆儒墨，没办法区分二者伦理之间的截然不同和对立。没有墨经对一些心学概念的明确界定，诸如“察”、“辨”、“貌”、“论”、“虑”，等等，我们就很难清晰明白地读懂墨论修养。没有对墨学哲学概念界定的理解，诸如“实”、“名”、“同”、“异”，等等，我们就无法理解“实体”概念、“名实之辩”、“同异之变”、“本末之变”，等等。没有对墨学七大律和道德律与道德判断原则的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墨学及其墨论的思辨。没有对墨学辩学的理解，就不知道墨家的逻辑方法及其原理；特别是“效”式演绎推理的概念集合论原理。没有对墨学概念和命题的思辨理解，诸如“以形貌命者”、“不可以形貌命者”、“离坚白”和“盗人非人”，等等，我们就不能理解后墨名家之所出和命题，诸如“白马非马”等名实之辩。当然，墨学像其他哲学家著作一样，有些概念定义直接出现在论文里，诸如“攻”和“诛”等等，它们不是通过普遍定义为人所熟知，而是通过指事定义法被人理解。不懂“攻”和“诛”的含义区别，就不可能理解《非攻》诸篇奥义。墨学是中国哲学的真正代表，是中华文明的巅峰之作，足以颉颃世界各大哲学派别和体系。除了亚里士多德以外，没人能媲美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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