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留在乡村里的年轻人，扛起了隔代养老的重任。他们很想去过自己的生活，但又担心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连用手机挂号看病都不会。
（图/《漫长的告别》）
去海南工作的第二天晚上，郭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先说了一些家常做铺垫，随后把话题转到外公的近况上。
电话那头，母亲语气焦虑：“你外公的腿又不好了，经常觉得肺部有出血，想去医院看看。”说完叹一声：“可是你都不在家，谁开车送他们去医院呢？”
郭俊还来不及接话，同在外地工作的姐姐抢着说：“开不了车就坐公交，公交坐不了就打120急救车。总不能为了外婆外公，让郭俊一辈子不工作吧。”
这通电话最终以三个人都沉默告终。事后姐姐告诉郭俊：“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养老，是爸妈的责任，你不用觉得愧疚，该工作就工作。”
郭俊没有明确回答姐姐，含糊应了下来。他明白，母亲的话并不是一种确切的命令，却是确凿不过的，他也逃脱不了的请求。他春节放假回家，还是得像过去十年那样为父母甚至叔伯、舅舅兜底，承担那份本不属于自己的养老责任。
这不只是一种困境。身处其中的郭俊经常觉得喘不过气，双脚也像是被人拴了链子。每当他试图远离这种氛围，身边的长辈就会摆出一副万分委屈的样子：“可是你不在家，我们怎么办？”
如何拒绝这种越位的责任？郭俊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以下是郭俊的自述：
替父母“越界养老”
我叫郭俊，1996年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三面环山，北方修有出去的大道，那是县城的方向。
小时候，我和家人很少到县里去，一是因为交通不便，一是怕花钱。那时候，村里没有直通县城的公交，村民到县里，得先骑40分钟电动车到公交站，再坐40分钟公交。
印象中，去县城几乎都是为了看病：有时是为了母亲，她身体不好，经常要到医院取药；有时是为了外公，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得去医院取擦洗的药物。小时候我还不知道养老是什么，只知道跟着母亲，就能在县城吃一顿好吃的，或者买些小玩具。
（图/pexels）
真正开始承担越界的养老压力是从我18岁开始的，那一年我考了驾驶证。某天和朋友在外边玩，母亲打电话来，要我接外公到医院取药。此后几年，这件事就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辍学很早，16岁时就不上学了，不是因为学习不好，而是为了能够一直陪着父母。这听起来似乎很荒诞，却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14岁时，对我很好的二姨患上了胃癌，因为发现时已经是晚期，所以只能躺在床上熬日子。原本胖乎乎的人，轻的似乎只剩下骨头。后来有一天，我和母亲一起去看望她，期间所有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我和二姨。她叮嘱我，要好好学习，照顾好母亲。我忙不迭应下来，眼里都是她深陷下去的脸颊。
不久，二姨就当着我的面去世了。
我变得格外恐惧死亡，唯恐母亲也会患癌离世——母亲家中有患癌史，不少人都是患癌去世的。那时候我就想，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应该趁父母健在的时候，好好陪他们。
受这件事的影响，我对父母总是有求必应。比起外出打长工，我更想待在家里陪伴他们。最开始我只需要帮父母干一些农活，或者替他们外出买菜，那是我最轻松的时候。
（图/pexels）
或许因为年纪小，村里很少有人跟父母说 “哎，你家孩子不上学了，怎么还不出去工作”，但最近几年，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多，母亲也越来越焦虑，她经常会问我，什么时候出去工作，有没有想干的工作。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直在家不工作。每年四月和十月份左右，我会分别外出工作两个月，几乎都是在工地上做建筑，每个月拿近1万元，一年约有4万元收入。这些钱足够我全年开销，包括车险、油费以及电话费，还有给外公、外婆和爷爷买礼品、支付医疗费用等。
母亲曾给过我一张卡，卡上有几万元。她跟我说，如果着急，可以用卡上的钱，但我一次也没有用过。我心里一直觉得，给爷爷或者外公、外婆花钱理所应当，如果花父母的钱，就真成啃老族了。
姐姐说了我很多次，说我不应该替父母承担养老压力，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最后受苦的只有我。刚开始那几年我是不信的，但后来很多事都说明，我确实在这种“越界养老”的状态里越陷越深了。
去年十二月，爷爷二氧化碳中毒被送往医院救治，当时在医院陪护的主要是我和父亲。这种安排惹得母亲十分不快，她说，爷爷养育了四儿一女，养老应该大家一起出力、出钱。我是孙辈，不应替父亲和叔叔伯伯尽孝。
我当然明白照顾爷爷不都是我的责任，但当时家里没人会开车，只能是我带爷爷去医院就诊。父亲在医院陪护了一周，其他长辈绝口不提去医院照顾的事。父亲当时也年近60岁，我不忍心让他睡在医院地板上，便主动提出让我来照顾爷爷。
医院的同一科室里，和爷爷一样二氧化碳中毒的老年人并不少。陪伴这些老人到医院就诊的多是老人的儿女，我是医院难得一见的年轻人。同病房的一个大爷经常说爷爷命好，住院不仅有儿子照顾，还有孙子帮忙。每次爷爷都会笑着应下来，拉着我的手：“如果没有你，爷爷可怎么办啊。”
但事实是，小时候爷爷对我并不亲近，每次和叔叔家的孩子发生矛盾，他总是二话不说先骂我。我知道，爷爷态度转好不过是因为他垂垂老矣，需要有人照顾，而我是最理想的照顾人选——在家中，我是最年轻的劳动力，也是距离技术最近的人。爷爷的住院手续、报销手续等，都是我办理的，甚至有些钱也是我垫付的。
家中长辈似乎习惯了将他们的养老压力分给我，并以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强迫我为爷爷看病消费。我告诉他们，爷爷从医院回家后需要吸氧缓解后遗症，提议全家出钱为爷爷买一台制氧机，几乎所有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小叔说：“如果你想买，就自己出钱买吧。”
无形中，我成为了爷爷的“小儿子”。
“谁都不要道德绑架我”
母亲虽然反感我照顾爷爷，却很支持我替她赡养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都已经80多岁了，几乎没有出远门的能力，不会开车，不会坐公交，去了医院也不知道如何挂号缴费。每年我都要带外公去医院就诊十几次，每次费用几乎都是我帮忙支付的，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顶得上我两个月的开销。
外公看病的理由有很多，比如心慌、睡不着觉，觉得“有风在身体里跑”，经常说自己心脏或肺部出血。这时外婆便会打电话，要求母亲带着他们去医院就诊，但几乎每次都检查不出问题。
在医院里，我见过无数次母亲崩溃的场景。印象最深的一次，母亲哭着和外婆外公说：“你们放过我吧，没病为什么要来医院呢？”
是啊，没病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只有妈妈和小姨要养老，舅舅就能置身事外？我曾问过母亲这些问题，她只说，外公外婆年纪大了，不能因为舅舅不管不顾，就由着外公外婆没人照看啊。
年龄大，似乎成为了家庭中的免罪金牌，无论外婆外公做了什么，母亲似乎总能找到谅解他们的理由。而我作为儿子，只能替母亲兜底。当舅舅这个理所应当的赡养者隐身，我就到了台前，成了外公外婆的“假儿子”。
2020年冬天，外公曾因为高烧摔倒在院子里，当时外婆并没有向同住的舅舅求助，而是打电话给母亲，哭着要她带外公去医院。那天，母亲难得硬气一回，她要求舅舅一块儿到医院陪诊，并罕见地直接说：“给父母养老，是所有子女应尽的义务。”
舅舅到医院已临近傍晚，太阳下山前的微弱光线透过玻璃照进病房，照亮了舅舅颇不耐烦的表情。母亲和舅舅相对而坐，两人难得坐下来商量外公外婆的养老问题。然而，只过了几分钟，舅舅就开始大倒苦水。他先指责外婆外公没有出钱帮他买房，后是怨他们没有处理好婆媳关系，使得家庭关系格外紧张。
（图/《都挺好》）
听到妈妈和舅舅的争执后，外婆坚持让舅舅回家：“只要我们能自己做饭吃，就绝不会麻烦你们。”母亲问他们以后怎么办，外公外婆又赌气了：“如果都不愿意带我们去医院，那就让我们自生自灭好了，反正也活够了。”
在“长者无罪”的观念之外，寻死觅活也是外公外婆的杀手锏。他们总是很擅长用情感绑架母亲，为舅舅松绑。那天母亲的反抗并未激起浪花，我仍是“假儿子”的角色，在医院里照顾了外公外婆约半个月，也听母亲唠叨了半个月。
有时候，我会羡慕姐姐，她常年在外工作，几乎不需要面对这种越位的责任，偶尔被母亲要求，也会果断拒绝。
有一次，母亲要求姐姐用个人医保账户为外婆外公购买药品，被她一口回绝。她直接跟母亲说：“赡养外公外婆是你们这代人的责任，谁都不要道德绑架我。”姐姐还会劝我，尽早停止心疼父母，把他们的责任还给他们。
（图/《都挺好》）
我尝试过，但没有效果。那时外公刚出院，我和朋友正在外边吃饭，再次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她说外公觉得心脏不舒服，要去医院。
因为之前有过多次无效问诊经历，我跟母亲说，外公是有心理疾病，不是身体有病，完全没有必要挂号就诊。她多次催促，我坚持不应，最后母亲说出了和外婆一样的话：“你不回来带外公就诊，就当我和他们都死了吧。”
“你为他们养老，是应该的”
在我身边，跟我一样被迫承担越位养老责任的年轻人不少。
表姐自幼丧母，由爷爷奶奶带大，现在她承担了两位老人的电费、通信费，还给他们买了电视、冰箱，每逢节假日还要给他们集中洗衣服。与我同岁的一个女性朋友，从小父母离婚，至今与爷爷奶奶同住，承担了两位老人的日常开销，还要每日为老人做饭洗衣。其间奶奶多次生病住院，费用也是这位女生支付的。
我们私下聊天时，探讨过为什么父母不愿尽赡养义务，反而要道德绑架子女。朋友告诉我，她的父亲曾说，你爷爷奶奶带大了你，为他们尽孝是应该的。
（图/《乔家的儿女》）
但是，爷爷奶奶为什么会养她呢？难道不是因为她的父母没尽到抚养责任吗？如果谁养大我，我就要为谁养老，那是不是可以说，她的父母显然没有尽到做子女的责任？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她对父母其实没有赡养义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她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生了你，你就要为我养老。”
我们被迫承担了两代人的养老压力，面临的困境也更为复杂，不仅不能外出打工，还要站在父母的对立面，维护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权利。这位朋友要求她的父亲支付爷爷奶奶的养老费用，但她的父亲生气地说：“你愿意管就管，不愿意管也别强迫我。”
去年10月1日，朋友结婚了，对象是她家附近的一名同岁男生。结婚不久，她就告诉我，男方开始指责她“没事总往老家跑”。但是不跑怎么办呢？她奶奶年龄越来越大，连楼都下不去，爷爷也耳聋了。
每一个不愿意赡养老人的父母都十分清楚，如何用各种方法让子女分担他们的养老重担，让子女“心甘情愿”地成为孝子贤孙。
在村里，我也是别人眼中的孝顺孩子，同时也是无所事事的青年。不少人跟母亲说，你们家俊俊能吃苦，就是不爱工作，找媳妇难啊。母亲不爱听这些话，她频繁托人在四邻八乡打听适婚女性，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不少人一听我没有正式工作且长期在家务农，马上表示“不合适”。
我曾想过外出打工，但是每次我又禁不住想，如果离开家，谁该带爷爷和外公外婆就诊呢？母亲是不是又要在医院手足无措？
我只能任凭生活这样走下去，然后逐渐失去自己的人生。
但在这十年里，我渐渐发现，爷爷这代人的养老问题，并不是单靠我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现在我的家乡每天只有两趟直通县城的公交，老人到县城里，需要提前走到公交站点，坐上最早那班车；要是出发晚了，很多检查项目都做不了。
县城有54万常住人口，只有两家医院，一家综合性医院、一家中医院，两家医院都人满为患。我经常带外公就诊的医院位于县城东北一角，上下有三层，一层是挂号、取药以及报销等基础部门，二层及以上均是问诊。住院楼在问诊楼对面，两者中间隔了一条狭窄的马路。
对很多老人来说，这条马路本身就是难以跨越的鸿沟，更不用说各种现代设备了，他们有时甚至找不到帮忙的人。
大城市像深渊巨口，吸走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劳动力，被留下来的多是如爷爷那般年迈体弱的老人，以及和我的父母一样临近退休的“老二代”。我不想成为被“吸走”的那类人。
（图/《乔家的儿女》）
在医院，我不止一次帮就诊的老人挂号、取检查单，有时还要将他们带到医生面前。替父母尽孝的十年里，我见证了医院发生的很多变化：人们原本可以线下挂号，也可以线下选择问诊医生，但后来挂号和缴费都改成了线上，检查的单子也需要扫描机器才能获取。
被技术抛弃的人越来越多。每次帮助那些老人时，我都在想，将来有天自己真的决心外出打长工，轮到我的父母到医院就诊时，有没有陌生人可以帮帮他们呢？
编辑 腾宇
校对 遇见
运营 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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