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谈话时，谈到了“高饶事件”，他说，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向来主张搞“五湖四海”，而不是看主要领导人个人喜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阶段工作任务后，把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1952年下半年，重要的人事调动出台，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北局的习同志和西南局的邓小平同时被调进北京，都担任了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同志担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已经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次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薄一波等十几人）。国家计委当时又有“经济内阁”之称，其地位举足轻重，足见高岗当时是非常受党中央器重的，他的权力和地位都非常显赫。这才会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次“五马进京”，除了高岗最为位高权重，其次就应该算是饶漱石了，掌舵中组部这么重要的部门。按道理，高岗和饶漱石对党中央这样的安排应该非常满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工作，才不辜负党中央的器重和信任。但遗憾的是，他们两人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然不满意，尤其是高岗，对于自己的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感到耿耿于怀，心怀不满。
在这种心态和欲望的驱使下，高岗执着地认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要想更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扳倒刘少奇这个“绊脚石”，于是，进京不久后，他就开始用心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并整理成系统材料，私下传播，夸大其词说，这是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的一系列错误。当他发现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看法不同后，欣喜若狂。
高岗笃定认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根本动摇。于是，他认为这是扳倒刘少奇的天赐良机，立即授意亲信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以此抬高自己，打击刘少奇等人。甚至在文章中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以及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作为“党内右倾思想”进行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为此，决定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的一切重要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
同时，中央还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也重新作出分工，分为八大块，除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外，其他七大块分给其他人负责。这本是党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这一系列的措施却被高岗和饶漱石理解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不信任周总理的表现，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步骤。于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扳倒周总理的天赐良机。
高岗和饶漱石认为，党中央毛主席把他们调进中央，对他们委以重任，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两人的野心和欲望都急剧膨胀，表现得越来越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党中央毛主席在作出这一系列改革之后，毛主席为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初步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
相应地，人事安排也要紧跟着作出大幅调整。这时，高岗和饶漱石认为，他们满足自己权力野心的天赐良机说来就来了，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于是，开始进行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阴谋活动集中在1953年下半年。首先是在这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就暴露了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在会上通过批判新税制错误，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刘少奇。
高岗还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高岗为什么对刘少奇有这么大的恨意？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后不久，就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拒不接受，而且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甚至对苏联总顾问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苏联总顾问立即报告了斯大林。
高岗随同刘少奇访苏回来后，又到处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最赏识的人是他高岗。在这次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把刘少奇说的许多话故意安在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并且把刘少奇个别的、一时的并且已经改正过来的缺点错误污蔑成是一贯的、系统的，是路线错误。甚至明目张胆宣称，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
毛主席得知高岗和饶漱石的这些阴谋活动后，要高岗直接找刘少奇把问题谈清楚，但高岗没有理会。反倒是刘少奇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当面对高岗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检讨。可高岗却对人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污蔑刘少奇搞宗派，画“圈子”，说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有自己的“圈圈”。高岗不断散布这些谣言，目的就是为他分裂党和篡党夺权造舆论。
事情到了这一步，党内被高岗和饶漱石闹得不得安宁，歪风邪气开始冒出来，党内斗争不可避免了。1953年2月，党中央为了加强集体领导，计划把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进行调整，委托刘少奇找人商量拟定调整方案。刘少奇打算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就此征询高岗的意见，可高岗竟然以为这是刘少奇想要把控书记处的权力，因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3月初，高岗向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转达了毛主席同他谈话的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为此，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这份名单，安子文给高岗看过，也向中组部部长饶漱石谈过。高岗怀疑这份名单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来试探他的，于是，他抓住这件事情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
高岗造谣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无林彪”，就连朱总司令都没有了。还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这还不够，高岗还活动频繁，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挑拨是非、散布流言，制造党内不和，比如，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人，又说毛主席说过某人是恶霸，又吹嘘毛主席如何如何器重他。
高岗做得最愚蠢而又最嚣张的一件事情是，散布“军党论”，就是所谓的“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竟然公开反对毛主席一再强调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高岗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军队变成他分裂党和篡党夺权的工具。还说，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二元论”，他把党的干部分为“红区”“白区”两派，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
在此基础上，高岗煽动说，“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可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却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所以，现在应当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权。还煽动说，现在白区干部要篡党夺权了，他妄想以这些手段欺骗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追随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这时，他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他更加疯狂地活动起来。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首先攻击刘少奇，说毛主席已经不重视刘少奇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去人大常委会，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让他来搞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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