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零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
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零零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
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 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
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那时中共高喊“形势比人强”，形势在变，人的想法在变，谈话也就换了内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萨，我问拜哪位菩萨，他说我拜“大势至”菩萨，听来悚然一惊。新到差的参谋主任算是本单位的二把手，他为了联络同人感情，发起赴北戴河一游。北戴河距离秦皇岛十三公里，以避暑胜地闻名全国，我也跟着去了，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出游。
我没有心情写游记，只记得看见一栋一栋精雅的别墅（现在知道有三百栋之多），全是当朝显要的产业，全国硝烟弥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个人看守空屋，飘然远去，预料他永远不再回来。我在庙里抽了一根签，签语是：“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释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战时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萧何追韩信），内战末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让徐州）。那时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当年的一切给了你，你却白白把我弃……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你这个坏东西！”它本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剧中妻子唱给负心的丈夫，电影演完以后，歌曲脱离剧情，自己生长，社会供给营养。
新闻报道说，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学游湖的学生发现，学生的十几条船包围了他的船，大家齐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发泄对财经政策的不满，宋氏十分狼狈。（所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电影检查的办法里增加规定，某一部电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准广播，不准制成唱片出售）。
还有人把几首抗战歌曲混编，唱成：“委员长前进，我们跟他前进！委员长胜利，我们跟他胜利！委员长失败，我们跟他失败！我们再也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
说到逃亡，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人有五等去处：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库的黄金运到巴西贮存，那里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尘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国没有战争。第四昆明，第五广州，两地气候温暖，饿死冻不死，紧邻中南半岛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继续往外逃。
美国和台湾榜上无名（更想不到吧？），美国有种族歧视，那时排华的风气还很表面化。台湾面积小，逃去的人已经太多了，道路传闻“连厕所里都住人”，有钱人都往外国逃，后来听说有人写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无祖国》。
那时，茶余酒后有些小故事也该传下去。据说两个小国的国王见面交谈，一个问：“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站在哪一边？”一个答：“我加入苏联集团，帮他们打美国。”那是为什么？美国有原子弹，胜算比较大啊？对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国会打败苏联，我战败之后，美国一定给我大量金钱和物资，也会派很多专家来帮我修桥、盖楼、造铁路，我就有好日子过了。”结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不可做美国的朋友。国民党正是美国的朋友！
国军军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几种版本的大事记，都没有记载，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编大事记的人没眼光。“失败主义”气氛弥漫，这件旧事也加入话题，新式军服废除了“武装带”，武装带模仿日本陆军，日本既已战败，成为可耻的或可同情的对象，中国应该走出它的阴影，可是民间说国军解除武装，难怪溃败投降。日本军官在武装带上挂指挥刀，中国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短剑，剑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后短剑不再随身佩带，国军从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
旧式军服衣领上有“风纪扣”，军人出门必须把它扣好，否则就是违纪。这个风纪扣实在麻烦，它用铜丝制成，一公一母（以钩形钩住圈形）。被服厂工作粗糙，或者没有对准，或者没有钉牢，军服不是量身定做，领口太松或太紧，反而制造许多风纪问题，新式军服索性废除，大快军心，可是民间说从此国军风纪荡然。
有人说，以上种种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国民党治下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们也服了，他也许像破坏铁路一样，自己起个头，拔掉几颗钉，以后靠铁轨枕木本身的压力自动进行。
那时候我也对新式军服有“看法”，年轻人当然喜欢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语言述说当年心情，新式军服受美军影响，设计比较“人性化”，但是它“颠覆”了国军陆军的形象。陆军的光荣史是北伐和抗战，战史留下许多照片，英雄健儿头戴窄边帽（野战小帽），身穿中山装改造的上衣，打着绑腿，这个造型和战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着多少人胜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
忽然换成大盘帽，好像一阵风随时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裤脚，帽子上绣着嘉禾，上校帽檐有金色梅花，将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戏装，从服饰上看，陆军和它的光荣史脱离了。再看眼前的战争，陆军自从穿上这套明盔亮甲以后，怎么总是打败仗，有时全军覆没，有时全军投降，人们对这套新衣服很难产生敬意好感。
我觉得这些都是写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无人采用，我的作家梦受到严重打击。那时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写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乐全由文章是否见报所左右，时而欣然，时而茫然，时而兴致勃然，时而生趣索然，情绪极不稳定，长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
那时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用今天的新词说当年事，我和别人严重“疏离”，彼此没有情感关系，没有道义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以后的变局怎么应付，我完全没得到别人的关心指点，我也完全不能关心别人。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度过战乱，回想起来，那也是我很危险的时候。
我读到一句话：“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意见是内容，说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并非论说，这把尺可以稍稍松动一些：“好的材料写得好。”以我的阅读经验，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难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为什么就不行！
我把这些材料藏在心里，带到台湾，台湾文网严密，我是惊弓之鸟，不敢泄露只言片语。后来带到美国，打算写自传，这些见闻未曾轻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给纽约《世界日报》写定期小专栏，受截稿线煎熬，偶尔吐露些许。眨眼之间，于今五六年了。
那时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不相信。那时英国人讽刺伦敦的气象预报，“如果他说今天是晴天，你出门时一定带一把雨伞。”中国人就拿这句话来讽刺自己的政府。这时候发生川岛芳子的生死问题，全国关心，扰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杂声中有幸发表了一篇文章。
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满族肃亲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岛浪速收为义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她训练成一名重要的间谍。抗战时期，她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抗战胜利被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执行。川岛芳子受审和处死，都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旁听席满座三千人，庭外还有几千人拥挤，法院一度延期审理。
川岛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间执行，刑场设在监狱里，不准中国记者进入监狱实地采访，法院称为“秘密执行”。众家无冕皇帝守在监狱门口看了一眼尸体，子弹射入头部，血迹模糊，长发散乱，无法辨认脸孔。于是谣言四起，记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岛没死，死者是一名替身。
报纸扩大发掘，种种内幕出笼，替死的代价是一百根金条。有女子出面自称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条。死刑执行多日之后，有人收到了川岛芳子一封信。有一家报纸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节消息，记者深夜与金璧辉见面，第二天这家报纸虽然登出更正启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轰动效应继续滚雪球。中央政府派员调查，所有的传说都是凭空捏造，但民众只相信传说，不信政府的调查报告。
当时各报质问的重点在“秘密执行”，为什么秘密执行？有何不能告人之处？我对这个问题略有了解，死刑本是公开示众以儆效尤，“看杀头”何止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法国断头台四周不也万头攒动？
后来法律观念进步，发现公开执行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如果犯人恐惧战栗（有时不能举步，必须由人抬进刑场）。观众会觉得法律太残忍，损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长社会大众滋生残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击法律尊严，助长悍然不顾一切的风气。
因此现代法院处死犯人不再让大众参观，所谓“秘密执行”不过如此。如果“秘密执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挂在法官嘴上？又怎会明文写在法律条文里？
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经世日报》上，川岛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岛仍然没死，几十年来，多少人谈论她的故事，仍然用买方替死结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导演李翰祥在香港写回忆录式的专栏，还咬住“秘密执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华以川岛的素材写小说，还暗示这位大间谍在日本终其余年。
我那篇文章没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见是铜墙铁壁。“秘密执行”从日文译来，中文“秘密”一词有负面含义，当年翻译家或者不知语言“染色”之说，或者不信一粒沙里面有一座山。以后多年我一直寻思，怎能另外想一个词句代替“秘密执行”，我也没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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