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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将坎坷付东流

——任乃强先生蛰居故土石室琐记

杨春林

1969年10月,川北山乡略显萧索。一天下午,位于318国道边的南充县五龙场(时为礼乐公社)出现一乘滑竿,上面坐着慈眉善目、美髯飘飘的老者,他就是73岁的著名大学问家任乃强先生。老先生从成都乘车,下午到五龙场下车,两个侄儿带着滑竿来接幺爸回乡下。滑竿路过双桂乡(时为南充县坚强公社)十二大队大队长家门口,老者叫“停一下”,然后下来步入屋内,将成都市“人保组”一纸紧急疏散令递给大队长过目,也算是报到。自此,任乃强先生开启了“文革”动乱时期七个年头的回乡蛰居生活。

任乃强先生石室旧居已挂牌保护

老先生或许想不到,1975年6月再回成都定居时已是八十老翁;他可能更没想到,自己还有一段“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灿烂岁月,也是学术成果丰硕、绽放生命光彩的岁月!

秋风故里

1969年是不少中国人内心忐忑的年份:“文革”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各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人们不知这场运动什么时候到头。大中专院校学生被分配到工厂、农场、军营接受再教育,也接受命运的考验;中学生到农村当知青,普遍对前途一片迷茫;大批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这一年还发生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争气氛骤然弥漫开来。根据统一部署,一个个老帅及共和国元勋被紧急疏散到全国各地。大城市里一些在运动中接受审查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也属疏散对象,他们自找去路,到各地城镇乡村暂时安置。老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经申请批准,疏散回到阔别数十载的川北山乡老家。

家乡山水依稀可辨,令人倍感亲切,但贫穷落后面貌也触目可见,人们缺吃少穿,收入微薄,在困苦中度日。

不过,山村也有山村的好处,比如,基层组织比较健全,社会秩序尚属安定,人际关系还比较平和,没有造反派组织活动。老先生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龙归石室

老先生回乡初期,与五个成年侄子(两年后老四重病去世)挤住在破旧的老屋里。对于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老先生似乎并不意外,因为他与家乡时有书信联系,但逼仄又不安静的居住空间,对读书、写作、学术研究十分不利。于是,同住了两三个月后,他就在老家周边到处观察,在他读书发蒙的古老寺院——龙归院下面觅得一处岩腔,打算在这里建造石室。

龙归院之名源于民间传说:站在宝积山四望,周边山峦层叠,蜿蜒盘曲,犹如九龙归宗。地方史志记载,历史上此处依山筑垒,建成寨堡普安塞,核心区宝积山建一禅院龙归院,明万历与清康熙时曾重建或增建。

老先生看中的岩腔就像鲶鱼的大嘴巴,位于下路湾(后改名夏乐湾)撮箕形山沟沟底部半山腰,前面两侧是丘山,两山下面是沟田,沟外有西河支流流过。夏天东南风从沟口吹进来,给石室带来清凉;冬天西北风被后山所挡,石室不至于北风扫堂。石室建成后,屋前种下竹树,四季绿意盎然。

1970年春节后,老先生拿出有限的积蓄,让两个年轻侄儿及近邻庞氏两兄弟出力帮忙,打石砌屋。石室面积不大,但功能区分明确,共三室一厨一厕(包括猪圈),内侧利用自然岩壁,不做施工处理。除门窗用了少量木料外,隔墙、床榻、书桌、灶台、水缸、浴缸、米缸(储物缸)皆石材。岩缝深处流出一股清泉,可供生活饮用。按老先生意思,石室东头地面开凿了一口水池,大如一间小屋,深及成人身高,准备用来养鱼养鳖,闲暇之余可享观鱼之乐。窗户安上玻璃以利透光,白天当窗读书、写作、观景,冬日可挡寒风入室。

施工前,老先生预付了部分原材料款及工钱,按施工阶段性进度小结。石室修到中途没钱了,老先生专门回了一趟成都筹款,然后进行第二阶段施工。每天给做工的人发放二元三毛工钱加生活费。当时农村实行集体劳动,家乡生产队每个标准劳动日值三毛七分。笔者在县直部门工作,同一时期月薪30多元,每天生活费三至四毛,1个月10元左右。老先生的施工管理办法,调动了施工人员积极性,因此造屋进度比较快。

石室施工正在进行时,有人议论,现在住岩洞是不是给新社会抹黑啊?公社干部得到反映,让大队支部书记任昌年过问一下。任昌年见了老先生,说:幺公,别人说在岩洞里修房子是给新社会丢脸,你就莫修了,要得不?任昌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忠厚老实,工作勤恳,人称“四莽子”(方言,形容憨态),他也不恼怒。老先生略一沉吟,把手杖在地上轻轻顿了顿,说:四莽子,未必你不懂吗?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得嘛!城里到处挖防空洞,我住岩洞为什么不可以?任昌年听了,什么话也没说,给老先生打了个招呼:幺公,我走了哈。此后,建造石室之事再没人说什么,上面也不过问。

任乃强先生石室旧居全貌

雪中送炭

1972年10月,距老先生石室十多里的南充县中和公社梅垭场天宫山(小地名)发现一座崖墓。考古发掘引来了县文化馆党员干部王积厚,县里还邀请省博物馆考古专家王嘉佑(老先生学生)、刘磐石参与。王积厚久仰老先生大名,心怀崇敬之情前去请教,得到许多专业方面的指导。崖墓初步判定为新莽至东汉时期墓葬就是老先生的明断。那些日子,省、县三人借住老先生石室,朝夕相处,随时交流。王家佑、刘磐石根据老先生提示,回到成都后,在他家里查阅尚未出版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手稿本,确认崖墓断代无误。

王积厚先生在考古发掘现场工作期间,较多时间住在老先生石室,目的是随时汇报发掘现场情况,直接聆听老先生指导。一次,应王积厚之请,老先生坐着滑竿考察现场,引来四里八沟成群结队的村民追随、围观。老先生在一座大院下了滑竿,大院子立马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就为了争相一睹博古通今的高人,热烈场面在山村可谓空前。

频繁的工作接触,使王积厚这个年轻人,考古生手,与老先生结成忘年之交;王积厚后来成为地方文博与考古事业的优秀人才,与老先生相识有着直接缘分。

王积厚亲眼得见老先生久居偏远乡村,生活上存在诸多困难与不便,比如:煮饭的燃料奇缺,农村家庭每月按斤数配给煤炭,乡下连引火柴都难找到。日常生活物资如猪肉、煤油(农村无电)供应俱无着落,有的则要非常费事地从成都家中带来。当时城镇居民各种生活物资凭票供应,凭着一腔热情和熟稔的人脉关系,王积厚游说西兴区(公所)领导同意,开了一纸证明到区食品站、煤站等单位办理了物资供应票证。老先生在石室煮饭,从此用上了蜂窝煤。

采买日常生活物资由老先生出钱,两个侄子跑路,保障老先生最低生活所需。从石室出发,到附近双桂、五龙、中和公社距离差不多,三个公社一些营业员认识两兄弟后,知道他们是替老先生办事,多以适当通融的方式给予照顾。

当时家乡农民的常年生活很清苦,“瓜菜代”为饮食特色,老先生也不例外。四季三餐多数时候是红苕、南瓜稀饭,米少苕多;根据季节时令,稀饭里面还掺上苕叶或干青菜。农忙时吃干饭,也掺上很多红苕、南瓜。多数时候饭桌上就一碗泡菜下饭,肉食极少。老先生喜食猪足炖猪肚,食品点的屠工师傅有时照顾老先生,给他留着,买肉时可以比肉票多买一点。老先生晚上节食,只吃简餐或零食。

时光流淌了半个世纪,老先生之子,著名藏学家,四川省社科院杰出学术专家任新建先生,提起王积厚和诸多帮助过父亲的人还心存感激。是啊,一个人身处逆境之中,特别能体会雪中送炭是多么宝贵!当时社会上极左思潮泛滥,以老先生的尴尬身份,党员干部揽下这些分外之事,既有挨批判的风险,也要兼具良好的人格人性人品。真是境遇检验人啊!

前不久,笔者看望92岁、已接近失忆失听的王积厚先生,许多事情他已不记得,但一提及任乃强老先生立即来了精神,大声说:任乃强嘛!了不起,了不起!我们考古……

参加会议人员参观任乃强先生石室旧居

君子之交

任乃强先生一生交游甚广,阅人无数,和许多人结下深厚友情,任子勋(又作任梓勋)先生是其中之一(详见《任乃强全集》第十三卷《筱庄笔记:回忆录》第三十五节《整顿省三中》)。

任子勋,原南充县人,1897年生,比任乃强先生小3岁。两人同宗同辈,友情亲情绵延半个多世纪,始终秉持君子之交的真谛,“以至诚为道”,患难时不卖友、不添祸,顺利时不结党、不营私。

任子勋1920年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英文部毕业,1922年北师大教育研究班毕业。任乃强先生1935年就职省三中(江安中学)校长,延聘任子勋先生任教务主任。二人公道办事,言出必行,周密协调,团结同事,爱护学生,不到一年,将一度校风糜烂、学风不正的省三中整顿一新,获得社会、家长、学界一致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工作地域与工作岗位不同,境遇殊异,个人交往已不甚方便,但互相敬重、惺惺相惜则一生不曾改变。任乃强先生数十年坎坷不断,直到晚年才心无挂碍,迎来曙光,政治上获得平等对待,学术上硕果累累。任子勋先生直到“文革”前都比较顺利,长期担任南充师范学校副校长,作为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受到重用;“文革”一来,被关押审查一年多,肉体与精神遭受摧残。关押期间,有关部门勒令任子勋先生写了大量交代材料,笔者从他儿子手中得到一部分,比如,1967年11月10日写的《我的交代材料》,篇幅长约5万字。我们阅读任乃强先生回忆录,里面多处提到他与任子勋先生的交集,但任子勋先生的交代材料却没有一处提及任乃强先生。起初我不理解为何,仔细思考后才恍然明白,这是对朋友故交的一种爱护啊!

任子勋先生被解除关押审查后第二天,顾不得亲人团聚、朋友相会,立马到乡下看望任乃强先生。任子勋先生来时,把家人平时舍不得吃的一小罐化猪油也带了来。任先生在五龙场下车,一路上问路到了任乃强先生居住的石室,到达时已近黄昏。二人见面仿若隔世,喜出望外,无比感慨与激动。没有酒菜招待脱离苦海的宗亲好友,二人却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好像要把几十年没说的话都倾吐出来。不眠之夜,想起玩一把长牌(又叫纸牌),二人喜好“打乱戳”,这种玩法本是三人各显牌技,但他们是玩牌高手,两人也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耄耋之年的他们居然玩了一个通宵。东方既白,二人走出石室,看晨曦初露,大地醒来。

这一次,任子勋先生在石室陪同任乃强先生住了好几天,这是他们共同的欢乐时光。离开时,两位老先生依依惜别,任乃强先生吩咐两个侄儿用滑竿把任子勋先生抬到五龙场,然后乘车返回南充城区。

谐趣老翁

任乃强先生1969年10月布衣还乡,离开“文革”斗争的漩涡,与故乡山水、乡亲打成一片,感觉精神压力小了许多,身边环境平静了许多,心情也好了许多。虽然生活一直比较艰苦,也看不到出路何在,但老先生睿智、豁达、乐观、幽默的天性总是不自觉流露出来。

老先生刚回乡时,许多后生不认识、不了解他,人们都客客气气、敬而远之;偏偏有小孩子少不更事,看到山村旮旯出现这么一个活神仙似的老翁,出于调皮的本性,远远喊一声“任筱庄,任筱庄”,然后转身跑开。遇到这样的情形,老先生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眯眯地答一声“呃”!有时还给小孩子招招手,再慢慢走开。这样的事情被村小老师知道了,老师郑重地告诫学生们,直呼老先生大名是不礼貌的,是冒犯尊长的,这种情形也就消失了。毕竟农村孩子天性是淳朴的。

老先生居住的石室离龙归院村小很近,出门上坡一小段路就到了。每逢周六下午,老先生喜欢和村小老师打打纸牌以消遣,慢慢地成了一种默契。周六下午要放学了,老先生差不多准时到来,有学生赶紧把一张小课桌和板凳摆到屋檐下,老师和乡邻坐下来陪老先生打牌,一些人则围成一圈看热闹,这成了文化生活贫乏的山村乐事。

老先生喜爱孩子,熟悉了以后,一些孩子会不请自来,三三两两到老先生石室外偷看。有时候老先生聚精会神读书、写字,不经意间抬起头来,发现几个小脑袋挂在窗子外面,老先生乐了,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小孩们则一阵哄笑。有时候老先生借机休息一下脑子,走出石室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或掏出衣服口袋里的花生、水果糖,一人分尝一点,孩子们总是高高兴兴离开。

有时候,老先生给孩子们变魔术,一会儿手帕变成一只老鼠,一会儿变出一只小鸟,逗得孩子们瞪大双眼,又兴奋又好奇。

当时正是八个样板戏占领城乡文艺舞台时期,地方文艺团体被视为“文艺黑线”把持的工具,较长一段时间不能演戏,演职人员被遣散或下放劳动。某川剧团本是享誉城乡的专业剧团,这时遇到同样命运,集体下放劳动锻炼。一天,山路上走来一队男男女女,他们找到老先生住处,进屋就七嘴八舌,有的打招呼,有的问好,冷清的石室顿时热闹起来。老先生顺手拿出他创作的川剧剧本《初出祁山》,演员们立马兴奋起来,围成一堆,从一句句试唱到有板有眼的表演唱。一时间石室仿若舞台,引来生产队社员们围观。

老先生回乡日久,人们茶余饭后关于他的传说越来越多,特别是天宫山崖墓考古发掘后,远近的乡亲们更将他越传越神奇。有说他能打卦占卜测吉凶,有说他能看风水测阴地保佑后人大富大贵,尤其传说他与冯端公斗法,打破端公蛊毒之术,神奇又曲折,流传了许久。

血浓于水

1969年10月任乃强先生回乡时,五个侄子都住在老屋里头(老四早逝),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20多岁。由于家庭地主成分,家境十分贫穷,五兄弟都是光棍。石室建好后,老先生叫两个年轻侄儿与他同住,老屋住另外两兄弟,这样,大家的居住条件都有了改善。

老先生不仅对侄子们尽力关心照顾,更多的还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

侄子们帮老人家采买生活物资,每一回都要把账目算得一清二楚,一角一分不差。老先生说,你们赶场买东西,如果吃了、花了,实说就对了,我是要认账的,不说实话我不允许。

老先生回乡时间一长,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天宫山崖墓发掘,老先生更是声名大振。侄子们到附近几个公社采买吃的、用的紧俏物资,营业员给予关照。老先生知道后,内心感觉不安,生怕侄子们滥用这种信任,于是代口信给各营业点,他要买什么、买多少,必须见他亲笔条子才能卖。老先生说,这样的关照自己要适可而止,不能把影响搞坏了。

正是在任乃强先生疏散回乡的数年间,四个侄子陆续解决了结婚成家的老大难问题,老先生自然深感欣慰。老先生对侄子们大体做到了一视同仁,每人结婚时赠送一笔定娉礼金,当时算是一份厚礼,结婚后侄媳头一回回娘家赠给回门礼金。每谈及此,健在的侄子及晚辈都心存感激。

1975年夏天,老先生离开老家石室回成都定居,仍然关心着两个最年轻的侄子,他们不能继续住石室。在农民的固有意识中,住岩洞的是两种人:一是讨口叫化的,二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老先生在成都凑集了500元人民币,又安排儿子任新建从甘孜州买回一卡车木料,让他们自己修建房屋,建成四排三间两头加拖水的新房,两兄弟各居一半。这在当时本地农村属于中等偏上的居住条件,结婚成家也就顺利解决了。

侄子们内心最为敬佩的是,老人家不管在任何处境下都心存大义、性情耿介、心胸坦荡、黑白分明,凡事以身作则、正派为人,容不得半点苟且。这些方面,深深影响了任氏子侄和他们后辈。

魂兮归兮

老先生蛰居家乡石室七个年头,七年,对于来日方长的年轻人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年逾古稀的他来说,则是人生意义的分野之际;可能是攀登学术巅峰的黄金岁月,也可能是夕阳西下、落日余晖的黯淡时刻;时不我待,稍纵即逝。身处特殊年代、特殊环境,老先生没有一刻虚掷光阴,而是以“老牛自知夕阳短,无需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在石室里努力著述,笔耕不辍,开辟学术研究新天地。

《诗经》传世两千多年,诠释、注疏、考据、探索其奥义的著作汗牛充栋。蛰居石室期间,老先生独辟蹊径,殚精竭虑完成了《诗经》研究与诠释的新作、力作《周诗新诠》。该书80万字,篇帙浩繁,宏富巨构;旁征博引集采众家之长,探索新意独具匠心所在,将《诗经》研究推向新的深度与广度,为《诗经》研究百花园增添了一枝旖旎的奇葩。

过了好些年,《周诗新诠》已出版发行、广受好评,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杰出的文博专家魏学锋先生问过他一个问题:古往今来那么多人研究《诗经》,出了无数巅峰成果,为何你要步他们后尘去研究《诗经》?老先生笑答:前人研究《诗经》,都是读更前人的著述,研究成果固然难以超越,但《诗经》里面那么多名物,包括植物、动物,许多尚未深入考究,进一步就涉及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许多方面,多少人能够穷根究底呢?我是学农的,农学家;我也是搞民族研究的,少数民族中保留着许多在中原早已消失的风俗文化,正好探寻《诗经》中那些“风”的原义,即孔子所说的“礼失而求之于野”。这些学问,正好新解《诗经》啊!魏学锋先生顿觉豁然!今天看来,魏先生无疑提了一个醒世之问,替我们找到了检索《周诗新诠》的一把钥匙。

《周诗新铨》是老先生蛰居家乡石室期间完成的最重要学术著作,是他平生学术成就的高峰之一。此外,他还创作了新编川剧历史剧《初出祁山》《再出祁山》等,一直写到了四出祁山。老先生还撰写了大量笔记、随笔,校勘了部分旧作,调查记录了地方掌故……这一时期,老先生为我们留下约百万字高水平著作。他的所有著作,是留在大地上的丰碑,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根据老先生生前安排,他将出版《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获得国家图书奖)所得8000元稿费,捐出3000元给家乡学校设立奖学金,以每年利息奖励考取上一级学校的优秀学生。老先生时常教诲晚辈的一句话是:“我是读书改变了命运的,你们也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1989年3月30日,任乃强先生走完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享年96岁。四川大学为他筑墓,给予他崇高评价。四川大学和南充县共同举办了庄重的骨灰安放仪式。根据老先生遗愿,他的骨灰盒嵌进他居住过的石室一侧,不占一寸土地,却与故乡大地母亲紧紧依偎在一起,长眠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