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的的想象不同，在遥远的过去，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小麦从西亚过来，青铜冶炼沿着北方草原而来，西周墓里，埋着的青铜，与1000年伊朗卢里斯坦高原出土的青铜饰品极其相似......
想象的匮乏不仅存在于明显的事实层面，也存在于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我们看过太多世界历史按照帝国、国家和族群的线索编织故事，但其实还存在另外一个视野，那就是全球史。它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它强调的是世界公民的意义。
如何用新的眼光站在中国，看全球？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兆光主编，二十几位学者共同撰稿的新书《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就提供了这种全新的想象，提供了一部新的关于中国、关于全球的历史。
纵有界碑，却有比界碑更深广而真切的文化。自远古，至此时此刻，至人类的未来，文化将全球的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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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节选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首先，我想从最近大家特别关注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2021年3月份，中央电视台对三星堆发掘作现场直播。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里，过去出土的像立人铜像、青铜纵目面具，还有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黄金面具、黄金权杖，跟过去中原核心区域的殷商、西周遗迹出土的物品很不一样。
那么，三星堆文化该怎么定义？它到底是蜀文化，还是中原文化的分支，还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史记》里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发现那边有四川的邛竹杖，还有蜀布。所以，张骞就向汉武帝提出来，说可能从四川到印度另外有一条通路，所以汉武帝曾派了四个使团通过云南，寻找去印度的道路。当然这四个使团没完成任务，在现在昆明附近被半道打劫，最后无功而返。但是这恰恰就说明，西汉时候，甚至更早，四川这个地方跟缅甸、印度可能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会不会导致四川文化可能跟中原的不太一样呢？
我之所以要讲这么多有关三星堆的内容，其实是想说，当人们面对三星堆遗址的时候，中国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有媒体，其实都有两种判断前提。大家都知道费孝通讲“多元一体”，但是，究竟主要是多元还是一体？有一种判断前提，是关注重心在“一体”。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仅独立发展，还有很多分支，巴蜀就是一个分支，这是一种。但还有另一种，关注重心在“多元”，强调多元是说这个族群这个文化从各方而来，由各种不同的文化不断交融、交错、融汇而成。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讲“多元一体”。1990年，费孝通发明这个概念很了不起，他把矛盾冲突的内涵纳入同一概念。
但事实上，毕竟这只是理论，中国历史学界始终是有两面的：一面强调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独立性、包容性和笼罩性，用后来的“中华民族”回溯历史；另外一种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外来性和融汇性，而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那么，三星堆发掘给全球史或者说给历史学界一个最大的冲击或启迪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考虑这些问题：在历史过程中，我们对古代人类的联系到底有多少不知道，我们对古代人类的联系和移动是否估计得太低。
很明显，三星堆引起的争论或议论，无论内行还是外行，很多人心里最关心的是，三星堆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跟西亚有关系？是不是和南亚有关系？所以，三星堆的发掘，不管结论是什么，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启迪我们，可能全球早期联系不像我们原先想象得那么少，全球各地之间也许有很多很多的联系，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这就和全球史有关系了。
全球早就彼此联系，只是历史缺乏记载
大家都知道“历史”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儿，另一个意思就是曾经被记录下来的事儿。如果没被记录下来，难道就没有历史吗？实际上是有的。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都证明，古代中国跟外面的联系实在是不少。
古代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总觉得我是华夏，是黄帝后裔，族群是从老早老早就慢慢滋生，你是帝喾的子孙，他是颛顼的子孙，就连那些“蛮夷”也被算成蚩尤的子孙，反正都是从黄帝那儿来的，这样大家都是一串儿。这个历史想象是司马迁干的事儿，因为他在大一统的西汉时代写《史记》，所以就把中国各个地方各个文化的人都写成一个同气连枝的大家族。《史记》构成早期华夏族的统一叙事，可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各种族群的来源是很复杂的，文化的流动、民族的交融又是很厉害的，并不是都出自黄帝，而“我以我血荐轩辕”只是文学的想象。
我们重点讲一个例子，就是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个地图非同小可，绘制于建文四年（1402）。这个地图是根据两幅元代地图画的，可是这两幅元代地图里有什么奥妙呢？
大家看这个地图，尤其是要看左边。地图里有非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倒三角形的，虽然画得不准确，画得小了，但是倒三角形的状况是很清楚的，有人说有水面的部分是非洲南部的大湖区，这个是猜测。但它的上半部加上那个像鼻子一样的阿拉伯半岛，画得很准确。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也都画得很清楚。更让人吃惊的是，上面还有罗马、巴黎。
这个地图引起特别大的轰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郑和还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1405年，但这个地图是1402年就画成的，而且这里很多地名都可以一一对证。
这幅地图告诉我们，古代有很多知识在到处传播，古代有很多的人把各种知识往世界各地传。其实，全球早就有联系，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记载。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我们讲全球史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从很早很早开始，我们人类就是互相有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之前我们就共享一个世界，是同一个地球上的人。
全球史与世界史有别：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
现代历史学形成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书写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那怎么样描述自己国家之外的历史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全球史为什么和世界史不同，为什么全球史是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的历史？
以国家或者王朝为中心书写历史，这个传统很早，但是全面写世界历史这个传统很晚。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里，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周边的历史是放在附属地位的。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那么，给中国带来世界史传统的是什么人呢？首先是西洋传教士，后来，马礼逊也写了《外国史略》，1880年上海申报馆还出版了日本人冈本监辅（1839—1904）的《万国史记》，这就把西方近代的世界史带到中国来了。
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传统是什么？西方的世界史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以欧洲近代国家为中心，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合成万国史。这个传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世界史都是这么写的这么教的。这样的历史写法，在一些学者的描述里叫作满天星斗，就是你看到一个辽阔的天空，天空里有一个一个的星，合起来就是一个宇宙。
但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史越来越兴盛，全球史则是台球撞击型的，有人把历史比成一桌台球，一个球打出来，满桌的球都在滚动，历史上彼此影响，互相撞击。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所以，进入全球史研究，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第一，它不再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第二，它不再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第三，它不再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个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
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的移民，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是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的互相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
也许有人会问，这跟过去我们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讲互相之间的往来。我们现在的全球史重点讲的是什么？是往来之后的结果。
可是，世界史是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联系的全球史，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世界史的叙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沟通？我想，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方法。我认识的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他就非常强调，要有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既要讲联系，也要讲它们之间不联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形塑国家，国家强调秩序，秩序依赖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来，所以国家也是全球史里一个重要单位，你不能不承认国家在沟通或者阻隔人类往来之间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形式。
话说回来，全球史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换句话说，第一要改变“欧洲中心”的立场，第二要超越地域、国家、民族的界限，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为主的写法。
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视野，可是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往往把历史切割了，让我们看不清全景。我举个例子，从中国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看中国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对不对？可大家知道，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那儿，所以要发动战争。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欧洲去了，基督教教皇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角逐。说到蒙古大军，自然又涉及中国这边儿历史。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你看不到整体，对不对？
所以，全球史确实有它的好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
下面我要讲的是，现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怎么样了？
我记得2018年11月，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访问，抽空去弗莱堡，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见面。他有一个19世纪史三部曲（《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大家可以找来看，是非常精彩的书。据说，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住院的时候，看的就是奥斯特哈默的书。奥斯特哈默跟我谈全球史的时候，他突然拿出三本书，我现在还记得两本，一本是陈旭麓先生的书，一本是范文澜先生的书。他拿来给我看，说我觉得你们这两本书都很好，可是这些内容怎样能够融入全球史，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呢？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奥斯特哈默他虽然也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但是他毕竟不是纯粹做中国史的。可是，他给我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关注，他们反而对我们有很多关注，而且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如何进入全球史。
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不关注全球史。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的理论就已经在中国非常流行了，也有很多人介绍过。比如：2005年，《学术研究》杂志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全球史对中国史学的影响》；2013年，权威杂志《历史研究》还发表了一组关于全球史的笔谈；到了2014年，也有人写论文特别强烈地呼吁，要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也就是提倡全球史的研究；2015年，山东大学召开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大会有一个分会场就是在讨论全球史里的中国。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在讨论理论，讨论全球史应该怎么研究，可是就没有去尝试写一部中国的全球史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世界史就是这两套。一是我们大学时代的老师周一良（1913—2001）先生和吴于廑（1913—1993）先生，他们两人在“文革”以前编的四卷本的《世界通史》，这是很了不起、很重要的中国人写的世界史。在“文革”以后，吴于廑先生又跟齐世荣（1926—2015）先生合编了《世界史》六卷本，也是属于非常权威的世界通史。特别是齐世荣先生，因为齐世荣先生后来当过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他的学生刘新成接着他当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一直在提倡全球史。
可我的问题是，讲了那么多全球史，怎么自己不写一本呢？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说的多做的少呢？好像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老是停留在空谈理论，但全球史还没写出来。可是，事实上对于国外的世界史或全球史，我们已经介绍得够多的了。比如说，开创全球史研究的几部著作，像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像雷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此外，个案的，像玛乔丽·谢弗的《胡椒的全球史》，连胡椒都写了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也写出来了，白瓷的全球史也写出来了，可惜都是外国人写的。但至今没有一部全球史，更没有一本从中国出发，从中国角度、中国眼光、中国位置出发看的全球史，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做“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音频节目的初衷。
但是坦率地说，中国的全球史写作和叙述，也面临困难。
简单地说，第一个困难就是由于我们的世界史和中国史分家，视野、知识和训练都不足。第二个困难，因为有以天朝为中心的历史观的影响，我们的世界史是很薄弱的。第三个困难是，因为过去有非常固执的历史叙事束缚，挣脱不掉。我们过去有一整套的历史叙述方法，它很强大，但是非常不适合讲联系的全球史。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为主轴的近代历史观，还是反帝反殖反封建的革命历史观，还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的历史观，其实都不理想。
大家都看到了，近十年来世界史、全球史和外国史出版都很热，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就知道这些年确实书出了很多，但是，我们评的十大好书也好，二十大好书也好，很多都是翻译的，中国原创的这一类好书很少。
因此，中国的问题就是，翻译的历史书那么多、那么热，可是中国人自己的著作呢？
不是立场和份额，只是角度和位置：为什么要从中国出发？
所以我想，现在的事情，就是中国学者能不能自己写一部好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怎么写？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当你强调“从中国出发”的时候，经常会被误认为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搞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好像要在全球史里给中国争份额。可事实上，我们现在讲“从中国出发”，只是要用中国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上给中国争份额，或者说按照中国立场来描述历史。
我这里特意给大家提及一幅郎世宁画的乾隆皇帝像。大家看，这完全是西洋油画，是从一个西洋人的眼睛里看的乾隆皇帝。这个乾隆皇帝已经没有天朝大皇帝的样子，完全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从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中国。现在，我们用中国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要强调的是，从中国出发，绝不意味着站在中国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去讨论全球史。
我想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在节目一开始的导言中就说了，全球太大，历史太长，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所以历史学者要承认，我们只能从一个视角去看。
第二，我们从中国的位置和视角来看全球史。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这个视角是可以和日本出发的视角、欧洲出发的视角、美国出发的视角、澳洲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的，我们可以共同构成全景历史。
第三，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也是考虑到中国听众接受历史的经验和习惯，什么样的历史叙述才有亲切感，怎么样讲历史才能够接受和理解？
我觉得，对中国学界来说，全球史的研究和撰写，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我们这六季的节目做完了，我们也一直在反思。
第一，全球史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占主流的还是贸易、移民、疾病和气候、战争、宗教传播，但是，传统历史学里占有绝对重要意义的政治史该怎么处理？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战争移民造成了全球之合，政治制度、国家管理和意识形态造成了全球之分，怎么样融合到一个共同的全球史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在全球史里如何容纳国家和政治，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一直要考虑的。
第二，一部完整的全球史，怎么样更好地涵盖各区域、各文明、各族群的叙述。刚才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不是去争份额，可是过去的世界史确实有欧洲中心主义、近代中心主义，现在的全球史能够避免这种偏重和忽略吗？这是我们意识到的第二个麻烦。
第三，新文化史当然是现在历史学的显学，依赖“文化”这个概念，避免了国家、政治、制度这种因素，也避免了进步、落后这样一些判断。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通过全球史整体地勾勒一个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和大脉络？我们现在叙述全球史，不希望把它叙述成为一个碎片化的、分门别类的这样一个历史。但怎么样通过这些东西来看一个整体？全球史到底要不要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轴？这个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把握住。
不是结论的结论：面对全球史，中国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最后，我要讲一讲我的理解。这个节目我们做了三年，做完后我们有很多感受。
第一，我觉得，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宏大而广阔的全球史领域都要谦卑地面对，要明白自己的知识太少，我们真的知识太少。
第二，每一个历史学者在眼花缭乱的关于全球联系的新发现面前，也要懂得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因为不断有新发现在挑战我们的常识。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想象力给抹杀掉，因为事实上有可能新发现在不断地对传统说法进行挑战。
第三，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广阔的全球史图景中，都要小心地淡化自己的傲慢，不要把自己当作“中心”。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三年来，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其实不只是给听众知识，也给我们很多感受。通过这三年的全球史节目制作，我们学到了很多。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其实更主要的是一种反省。说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撰写的进展缓慢与基础薄弱，实际上是很焦虑的。现在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全球史叙述，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安慰，好歹我们做了一个从中国视角出发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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