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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井

文/张刚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家乡的老井是通神的,虽然她现在已经干枯了。

——题记

老井在家乡小山村最东头,村里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大井”,井口粗得可以掉进一头牛去。井水清冽香甜,不管天有多干旱,这眼井水永远那么旺。水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小时候,我和伙伴们都喜欢趴在井口往下望,只见四五颗脑袋影子在水里一层层荡漾开来,那是一股如筷子粗细的冒眼,正不停地向外冒水,漾起一层层的涟漪。

记忆里,老井西侧是一片空阔的平地,而井的东侧,是一个用石板砌成的四方水塔,听老辈人讲,在农业社时,生产队用水泵将水抽到这大水塔里,供大家取用,单干后,水塔就闲置起来了。我和小伙伴们成天在水塔上爬上爬下,玩打仗,经常连鞋都玩丢了。

紧挨老井的北侧,是一个人工凿成的碗状大石槽,可盛一桶多水,村里人在井边打水,一转身便将涮桶的水很顺溜地倒进石槽里,饮驴饮马。

办农业合作社的时候,老井西侧的这片空地,是全村社员集合的地方,每天早晨,太阳早早出来,正照在西侧墙上,土夯的墙上被人铲出两块平面来,再用水泥一抹,用墨一刷,就是两块大黑板。养增是村里能写会画的社员,他在一块黑板上画了红太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另一块黑板队长用来记工分。

每天早晨,睡眼惺忪,腹中空空的社员在这里高举拳头面向“红太阳”做早请示,说:“毛主席,今日我们要去锄草。”或说:“毛主席,今日我们要耕地磨地,今日要种三十垄胡麻……”

奶奶嫌水塔里的水不干净,每天一大早趁我这个不满一岁的小孙子还没睡醒,颤巍巍地挑着水桶来打水,一桶水刚打上来,那些社员便一哄而上,争抢着把嘴搭着桶边呼呼呼地先饮一气儿,再噙一口水掬在手上洗脸,刹那间,一桶水便被拨弄光了,奶奶笑着嘀咕:“金缠,你这个队长,也糟蹋我的水……”

金缠是村里小队长,一只手撩起衣襟擦着脸上的水,另一只手像赶小鸡一般乱挥:“走了走了,抓紧上工了……”说着又从奶奶手中抢过井绳水桶,三两下,打满满一桶水上来。一阵铁锨锄头镢头乒乒乓乓乱响,社员们涌向田间地头,老井边又恢复了平静,偶尔有井口的水滴掉进井里,“嗒——”一声,绵延而悠长。

“农业社里”牲口集体豢养,但养着养着,不是死一只羊就是死一只驴,有时甚至死一头牛。这肉照例是在老井边杀了,用井水一冲,就在井边全村均分。有一次金缠负责分肉,分着分着,轮到我堂姑姑时分没了,要再从别人那里匀,分得早的人家肉早下锅了。堂姑快嘴如刀,质问金缠这肉是咋分的?金缠是有名的好脾气:“等下次再分,下次再分。”至今被人引为笑谈。生产队里的一头牛死掉了,牛肉被均分了,牛皮让我三叔他们在滑沟河湾的大涝坝里泡了十来天,泡软了蒙了一面大鼓,周围村里数这面牛皮鼓最大,正月里闹社火时,瘦得像猴子的元福,双槌抡圆了,敲得鼓声震天。

老井的南侧,是一个丈把高的高台,高台上面是一个小场,场边便是我家了。如果有人问,你是哪个村的,我便说是哪个村哪个村的。是村里谁家的?我便说是场边来老二家的。于是问话的人“噢”一声,似乎是明白了。

有一年腊月十五中午,母亲挺着大肚子提着筐子到后院揽填坑,结果走到后院的苹果树下,突然腹痛,蹲在树下起不来,奶奶闻讯赶来,将母亲扶到阴冷的小东房里,于是我便降生了。

妈妈刚生下我还没出月子,便每天去挣工分,奶奶便在家照看我,她那两只缠过的小脚磨来磨去,一刻也不得清闲。奶奶是个寡妇,她三十来岁的时候,爷爷外出在两当县一个石峡里被打劫贼夺去了性命,那时爸爸才十来岁。

奶奶含辛茹苦,将五个孩子拉扯成人,她年纪大了,前几年还能在农业社里干点活挣工分,后来便在家里挑水喂猪,操劳家务了。奶奶的挑水担很光滑,这扁担还是从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在奶奶肩上挑了几十年了。

等我有记忆时,是三岁那年分家,有一个本家去了新疆,爸爸买下了他的庄院,就在奶奶家旁边,中间隔着另一家亲房。我经常端了饭碗,经过奶奶家门口,去看老井边有没有人谝闲。

在我的记忆里,从1980年到1990年,那是老井最后的黄金时代。

照例,吃过饭的社员,便会三三两两地,男人提着麻线缍麻线杆,女人纳着鞋底或抱着啃奶的孩子,自觉地凑到井边西侧的空地上谝闲传。井边北侧还孤零零地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婆娘嗓门儿很大,这时当然也缺不了她,她咯咯地笑着,有时还端着饭碗跑出来,叉着沟子站在一堆男人面前胡谝。谁家要是娶了媳妇,不用婆婆使唤,也会穿着新衣服到老井边来“亮相”。

要是到了冬天,村里依着学校的规律,将中午和晚间的正餐改为早晨和晚间吃正餐,我们都说是“吃早饭”,吃过早饭已是日上三竿了,冬日懒洋洋地晒着,这时村里的老少爷们婆娘们,都担着水担,牵着牲口,到老井边来打水饮牲口。谁家的媳妇长得俊,谁家的小子是个二流子二杆子,谁家的骡子马驹毛驴长得壮,谁家的驴子下了崽,都成了人们的谈资笑料,老井边非常热闹。

正月初一到初三,女人们是不能到井边打水的,怕女人的骚沟子跨在井口上,得罪了井龙王。大年初二,父辈挑着水桶,孩子们牵着牲口拿着香马,到井边“出行”,打一桶水上来,再点着香马,将香插在老井西边的墙上,祈求一年里外出平安。这时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将炮点燃了,等它快爆炸时扔到井里去,“啪”一声,这炮在井里爆炸后特别地响。老人也高兴地说,要惊醒了井龙王,让井龙王保佑这井水长年喷涌呢。

我的邻居——隔在我和奶奶家之间的亲房大大,是个老村长,在村里还有些威望。我五岁那一年过年时,他提议说,在井边支个秋千吧,正月里大伙儿都乐一乐。支秋千,椽檩有的是,可哪儿来的绳呢?于是我大大便提议,每家出二两麻线,打几根粗绳,当作队里的资产,以后也能用得着呢。

于是很快麻线就收了上来,大大从家里搬出绳车,在井边支开架势,几个年轻人跑麻线的跑麻线,搓绳的搓绳,紧线的紧线,绳车吱吱呀呀地唱着快乐的歌,我和小伙伴们都蹿前跑后地凑热闹。在暖暖的冬日里,大家很快就打了四根粗壮的麻绳,村里的壮劳力从大队院里搬出几根椽檩,一二三地喊着调子,才一天工夫,就将这秋千搭起来了。

村里长辈,端着香匣,在秋千边恭恭敬敬地烧过香马,做了祈祷,这秋千才可以让人玩了。

这一年老井边特别热闹,除了本村村民撒欢外,还吸引了邻村人来。我们附近下庄村,有个半搭子疯子叫全善,那年刚好病好些了,也跟着村里的小伙儿们到老井边打秋千。经不住一伙人的怂恿,全善便爬上秋千,忽忽悠悠地荡起来,疯子就是胆大,越荡越高,一脚蹬上去,和秋千平杆要持平了,大大一看,非常紧张,万一这疯子手握不住,甩出去就了不得了,当即将他拦了下来,全善下了秋千,笑容僵着,脸早就煞白煞白的了。

我有个堂叔,生下来就是个“软儿”,一辈子只能瘫在床上,刚开始还能拄着棍挪到我家场边,远远地看着老井边的热闹场面,后来一不小心,从场边上掉了下去,伤得不轻,脸肿得像个大篮球,他的嫂嫂我叫她新妈妈,拉着我和小伙伴,要我们的童子尿给堂叔喝了解毒。在这一年的正月,堂叔听着外面的锣鼓声,听说老井边搭了秋千,心痒难熬,拼命爬到了小巷里,央求过往的人将他背到老井边,可村民们没人理他。母亲出门正要到老井边晒太阳谝闲传,堂叔就央求母亲,母亲心肠软,在别人的嘲笑声中把堂叔背到了老井边,几个妇女将堂叔扶着坐在了秋千上,满足了堂叔的心愿。

正月里照例要在老井边起社火,正月初八起社火,到正月十五卧社火,玩七天。村里的长辈们端着香马盘,在老井边烧过香马,然后又转到老场、新场,绕村走一圈,家家尽欢而散。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时,已经是1980年了,农业社解散,又开始单干了,农业社里的牲口都分到各家各户,可在农业社里养死了不少,不够分了,于是几家分一头,我们三家分到了“二骡子”。

生产队里老马一共下了三头骡子,分别被称为大骡子二骡子三骡子。大骡子脾气暴躁;三骡子虽然长着一副大骨架,但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比它妈还要老;只有二骡子最为“赢人”,虽然个头不高,但浑身乌黑,膘肥力壮,十分惹人喜爱。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听父母说我家分到二骡子,我非常高兴,这样我就能赶着它去老井边饮它了。一个月里每家养十天,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二骡子轮到我家养。二骡子总是欺负我这个小孩子,于是母亲便让我拿上一根长长的柳条,离着老远赶它去老井边,即使这样,我腿上还是让它给踢了好几下,好在二骡子心眼不坏,不是真正地踢,要不然我这小命早就没了。

老井边的石槽里有时没水,我便赶着二骡子到河边去饮它。有一天,突然父亲牵着一头毛驴回家了,我一问,原来是三家人用一头牲口,根本不够使唤,于是将二骡子卖了,钱三家平分,父亲又添了点钱,买了一头毛驴回来。

这毛驴的脾气特别好,我每天赶着它去石槽边、河边饮水,刚开始的时候牵着它,时间长了,它认识路了,我就在后面赶着它,它从来不踢人,也从不乱跑,也不害怕马路边的汽车,非常听话。母亲拉着平板车上山,便将它驾在车辕里,也不要人牵,母亲让它走哪里它便走哪里。这头毛驴在我家养了二十多年,在我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生了三只小驴崽,最后牙口老得嚼不动草实在没法再养了,父亲只好将它卖掉了,卖掉它的时候,母亲舍不得,偷偷地在门后流眼泪。它买来的时候我还没上学呢,卖掉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从兰州回家,得知老驴被卖掉后,在驴圈里出出进进好几趟,心里也空得难受。

刚单干的时候,老井的水还是那么旺,但单干后,人都忙着自己的生计,老井边谝闲传的人日渐减少,老井西边的平地日渐空旷,村民便将驴粪都倒在这里晒“填坑”(烧炕的材料)了。

树挪死人挪活,不愿再贫穷下去的村民,开始张罗着要在别的地方打新庄院。这场“打庄运动”,首先从老井边那户孤零零的人家开始。

在村西边,有一片平坦的自留地,于是老井边那家住户,首先在自留地里打起一座庄院,又大又亮堂,从老井边搬走了。

父亲买的这处老庄院,风水不是很好,住进去后父亲摔伤了腿,母亲老是生病,家里经常飞着各种不知名的大飞蛾,老人都叫它“鬼奴”。于是父亲也想着要打一座新庄院。可那片空地里,我家只分到了长条子形状的三分地,根本无法建新院子,于是父亲想办法从本家大伯家那里换了一块地来,这样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举家迁到了新庄。

很快又有七八户人家都打了新庄,搬到了村西头的平地里,这样老井就远远地留在了村东。我从新家到老井打水,得从村西到村东走五六分钟才能到。

单干了,人们都各忙营生了,即使在冬天农闲,晒太阳谝闲传的人都越来越少了,老井边日趋一日地清静,也再没有了昔日的欢声笑语。我上学的时候偶尔经过老井边,有时情不自禁地跑到井边向井里望,井壁南侧的冒眼,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外冒水,荡起层层涟漪。

八十年代末,天特别地旱,老井的水突然不够用了,先是按原来的井绳放下水桶,够不着水面,村里人又都在井绳上接了一截,再就是井里的冒眼不冒水了,往井里望,水面上的涟漪消失了,水越来越少,越来越混浊,还有股腥味儿,连骡马都不喝。

在三叔的张罗下,村里组织了几个壮劳力,下到井底去淘井,淘上来一大堆淤泥、石块,还有一只死猫腐烂的尸体——这就是骡马不喝井水的原因。村里的老人说,牲口的鼻子多灵,人还不如牲口呢!

四爷大名根昌,主要由他负责在井下挖,我那时还小,不敢一点点到井底,只在井边围观。四爷在井底喊,没有在井壁南侧找到冒眼,据他说只有井北边有一股像席篾一样细的冒眼要向外冒水,仅够几家人用。

三叔在井边不停地念叨,按风水来看,这水应该从南边山上下来,怎么会从北边来水呢?难道是北边小河渗过来的水?村里人都想不通。

于是村里不少人开始想办法,找阴阳先生看看自家的庄院附近有没有能打出井的地方。过去村里人都说庄院里不能打井,但吃水保命更要紧,有几户先在庄院里打出井来了,比如我家邻居,可是在村西,水都不如村东旺盛,有些人也打了井但都没水。

这样凑凑合合地过了几年,在我上高二那年,父亲说,咱豁出去了,在庄边的园子里打打看,能打出水就赚了,打不出水,就将井再篷了算了。于是那年正月,我们随便在园子里画了个圈,开始打井。

父亲在井上吊土,我和二哥换班,轮流在下面挖。挖井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屈圈活,在井下只能猫着腰半蹲着,将一个小篮子放在裆下,用小铲子慢慢地挖土,挖满一篮子,再站起来,将篮子顶在头上,一摇绳子,父亲便在上面吊上去倒在一边。这样一寸一寸往下挖,挖了十来天,挖到约有七八丈深的时候,挖到沙土层,沙土湿乎乎的,大家都十分期待:要是运气好,沙土层深的话,就有水,可才挖了二尺,沙土层就尽了,出现了坚硬的红土层。

坚硬的红土层,摸上去也湿乎乎的,可是其坚硬程度超出人的想象,铁铲挖下去,只能铲进一点点,一天也挖不了两三尺,我们又坚持挖了三天,才挖了不到一米深,我们彻底失望也彻底放弃了。

打了一眼干井,最失望的是母亲,她还得每天起早贪黑,到老井去打水,去晚了,只能打半桶。

老井里的水越来越少了,有一天,村里一个妇女打水,不小心将一只鞋掉了进去,从井口往下看,这只鞋居然没有沉,还漂浮在井面上,于是她拿了一个竹筐子拴了井绳放下去打捞,鞋是被打捞上来了,可井水更加不旺了。

村里的长辈们说,鞋掉进井里,冲撞了井龙王,把井龙王冲跑了!

村里好多户人家无水吃,挑了水桶到打了井的人家去讨水,一担两担还行,三担四担,自己也不好意思啊!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啊!于是三叔他们几个壮劳力又去老井淘了一次,但是这次下去淘井,更是令人伤感,老井的气息更弱了,没有冒眼了,只有四壁向外渗水。

老井淘好了,刚淘过的井水还是混浊的,被村民用塑料袋篷盖着,要“卧”七天,等七天后将水“卧”清了,几家人还可勉强够吃。可是老井真是不幸,四川的一个放蜂人,在北面的河滩放蜂,天天到老井打水吃,他不知道刚淘过的井要“卧”,村里的人也忘了嘱咐他,放蜂人在淘井第二天就掀起塑料布打了水,老井的水再也没能恢复清澈,打上来的水永远是发白的,要沉淀后才能变清。

也许这是老井的命吧,村里的人都没怪怨放蜂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发白的井水里打发着。

奶奶就像这老井一样,也日趋一日地老了,但她还是自己挑水。我在放寒暑假的时候,便去找奶奶,和奶奶说话,帮她去井边打水,帮她印票票儿(冥币),烧给早年客死他乡的爷爷。

奶奶缠着小脚,在夏天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帮她挑来水,她便将尿盆洗干净了,倒上井水在太阳底下晒,晒得温吞吞的,然后一层层地解开裹脚布,露出尖尖的变了形的小脚来,那小拇脚趾都被挤到脚心了,走路能不痛吗?

奶奶的刮脚刀很老很钝,她费力地剔去脚上一层层的老痂,后来我用半截钢锯条给她打磨了两个刮脚刀,很锋利,奶奶有说不出的喜欢。

奶奶从三十多岁开始守寡,拉扯三男二女,苦不堪言。她总是牵挂着死去的爷爷,有时想得心慌了,便舀一搪瓷杯浆水,拿着票票儿,在黑沉沉的夜色里让我陪着她到老井边去烧纸钱。

到我记事时,爷爷死去都十多年了,但每次烧票票儿,奶奶都要伤心得哭出声,说是哭着爷爷,其实是哭着自己的愁肠,她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两个女儿嫁为人妇,奶奶的日子熬得比中药还苦啊!

我在一边跪着,搀着她的胳膊陪着,直到奶奶啥时哭完了,我才搀扶着她慢慢回家。

1995年我上高三,放寒假回家,照例是去老井边逛逛,看看老井怎么样了。唉!这些年,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可老井是彻底衰败了,它东边长满了一人高的野蒿,西边的空地也不再光滑,尘土很厚,井壁上长满了黑黝黝的苔藓,井面很平静,却是一潭死水,水面上蒙着一层浊浊的东西,这水没法吃了。

村里不少人想办法打了井,我家实在没办法了,母亲便挑着水桶今天到这家打一担,明天到那家打一担,也苦熬着。

看完老井,我便去看奶奶,奶奶不在,三婶说是到大姑家去了,不知啥时能回来,我心里怏怏不乐。

那天是农历腊月十三,村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头去世了,我便去给人家帮忙写讣告、印票票儿,第二天老人就要下葬,我回家后将铁锨放在大门口,准备第二日一大早就去坟地帮忙。

睡到午夜,突然有人咣咣地砸门,我从梦中惊醒,不可能这么早就去埋人呀?却是三婶的声音:“快到他奶奶那里,他大姑把他奶奶从山上送下来了……”母亲一听知道事情不好,披上衣服就往奶奶家跑,边跑边催着让爸爸穿好衣服赶过去。我紧跟着母亲,赶到奶奶那里,奶奶已经失去了知觉,气若游丝。

原来,奶奶外出在大姑家住了一个多月,夜里突然长病,等大姑把她送到老家来,奶奶就永远闭上了眼。

我还没来得及和奶奶说句话,奶奶就走了。

奶奶走了,我在这老井边的生活岁月也基本结束了。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只有在回家的时候,或偶尔或专程到井边来,看看,然后默默地离开。

老井的一生也像奶奶的一生,从青年到老年到死去,是熬过来的。老井把自己甘甜的井水,无私地贡献给村里人了,就像母亲用乳汁哺养孩子一样,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可是老井,也终究躲不开死去的那一天。

村里人基本都迁移到村西了,往老井来的这条路都很少有人走了,老井更加寂寞,那些曾经的热闹都远去了。夏日长得一人高的蒿草,在冬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发出一阵阵或激烈或轻微的唰唰响声,像叹息,像哭泣。

奶奶的去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灵魂存在的,相信这个世界上,善良人是受神保佑的。

冬天来了,奶奶在大姑家过冬,有一天她在大姑家解开裹脚布洗脚时,自言自语地对大姑说:“这刮脚刀老得不能用了,等我的大孙子放寒假了,再给我磨一个。”

但她没有等到我回来,便走了。

奶奶走的那天夜里,她突然想解手,从炕上起来,下地,用尿盆解了手,还没上炕呢,突然对大姑说:“你爹刚才来叫我,要领我走,我怕不行了,快把我送到山下老三家去吧!”

大姑在梦中迷迷糊糊,抱怨奶奶:“胡说啥呢,赶紧上来睡,别凉着。”可这时奶奶已经浑身无力,上不了炕了。

大姑一看这情形,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赶紧喊醒了大姑父,大姑父抓紧套好架子车,连夜将奶奶送到三叔家里。进了村,到三叔家还有一个小小的石头坡,三姑停下架子车,跑去敲门,敲了门又来拉车,轻轻地掀开被子,问奶奶:“妈,还好着吗?”

奶奶“嗯”着答应了一声,三叔开了门,背着奶奶刚进门,奶奶说了声:“到家了吗?”人们七手八脚把她扶着躺到炕上,奶奶闭上了眼睛,气若游丝,渐渐趋无。

奶奶十几个孙子孙女,都没来得及赶回,只有我和孙女新兰在身边。痛哉!

奶奶走了,有一天夜里我还梦见奶奶颤巍巍地从门里走进来了,向我要针线,说自己没有针线,要自己做衣裳穿。奶奶一生穷苦,吃不饱穿不暖,拉扯了五个孩子,却没享到一天的清福……

奶奶走了,不管是朝氲,还是夕阳,洒在老井边的都是一抹苍凉。我每隔一两年,便抽空回老家一趟,回到老家就不由自主地想着到滑沟河湾、老场边、老井边转转看看。这时的老井,早已凋敝得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井台周围的大石板,也塌陷得不像样子了。

井台边长满了一种名叫“荨麻”的植物,人一不小心碰到它的叶子,会被刺伤,有毒,痒痒得厉害,听老人说要用鼻涕抹抹才能解毒。

我记得小时候,井台南面的场边小悬崖上,还长着不少红果子,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赫赫有名的“枸杞”。这些红果子也没有人来摘,从秋天到冬天,一直红红地挂在枝头,在那个贫瘠的荒原上,是那么鲜艳。

除了红果子之外,还有野葡萄,又酸又甜,只有熟透了,红里透着黑紫,才能吃,要不然也是有毒,但也不敢多吃,吃多了怕中毒。井边的荒地里还长着一种能吃的野果,我们叫它“奶奶馒头”,也不能多吃。但是这些年来回到老井边,这些小小的野果也看不到了,大约是村民都迁走的原因吧,连野果也都失去了依靠,亡去了。只有“仙麻”和一人多高的蒿草,蓬蓬如野。原来高大的庄院高墙,因为原来的住户搬走了,也日趋塌陷,风化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小土堆。

老井就这样沉默了。村里的人,像瘦猴一样的元福,爱下象棋的尕虎,也都远走了新疆。村里缺了元福,会打鼓的人就不多了,后来听说,元福在新疆打鼓打得好,都远近闻名了。

过年老井边没了锣鼓,没了秋千,曾经属于它的繁华,都逝去了,就连那个饮驴的大石槽,好像也不见了呢!

但是回到故乡,走在这荒凉的井边,奶奶的足音似乎还在那里回响着,久久不散。

老井是彻底地衰落了,也许是它送走了太多像奶奶一样苦命的、朴实的村民的缘故吧,老井它也经不起岁月的风霜,经不起人世间这许多沧桑,永远地沉默了,一任野草青苔长满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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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刚(男),甘肃通渭鸡川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山东齐鲁晚报高级记者,现供职于山东管理学院。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曾当选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十大杰出青年,2017年当选为十九大党代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著有《底层行走》《乡书何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