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怎么变成战俘的呢？他们超过两个师团的兵力，竟然没有尝试任何抵抗……尽管我们有两个连的兵力，而且那7000名战俘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但如果他们奋起反抗，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被彻底消灭。”
这是日军老兵东史郎，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一幕。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很多中国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做了日军的俘虏，但除了个别侥幸的，大多数人都被屠戮一空。
大多数日本战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在战后，很多日本兵被俘后仍被遣返回了日本，不少日本兵回国后，仍然过得不错，所以，不同于德国人，那些日军老兵可以相对从容地讲述侵华的过往。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杀戮、虐待，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屠杀。
日军对待俘虏，首先是哄骗他们，保证给予俘虏公正的对待，并保证不杀他们，但在不久之后，俘虏就被分给几个连队，接着遭遇集体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最大一次集体屠杀战俘事件，发生在幕府山附近，大约有57000名战俘和平民被一次性杀害。
除了大规模集团屠杀，日军还时常对平民或者战俘进行惨不忍睹的虐杀。
据东史郎回忆，21日，在南京中山路最高法院附近，一个名叫西本的军官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个平民。起初，周围的日本兵不断戏弄他，而西本提议了一个更为残忍的游戏。
日本兵把那个人装入麻袋，接着一众日本兵对其拳打脚踢，甚至西本还对着袋子撒尿，在日本兵的嬉笑声中，有人浇上了汽油，并点了火。
火烧起来后，就从袋子里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西本拉着袋子说道：
“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
随后，西本将袋子和人扔进了旁边的池塘，并绑上了两颗手榴弹，伴随着两声爆炸，一切归于平静。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南京随处可见，在旁边的东史郎这样记述：
“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
历史上的大屠杀，都会有某种动机，比如曹操在进攻陶谦时曾经屠城，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报复陶谦，因为陶谦杀了曹操的父亲和家人。蒙古大军屠城，大多是为了震慑敌人。
史料记载“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一位名为田中雄喜的日本学者认为，日军如此残忍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就是日军对官兵的残酷虐待，其二，则是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些学者还总结出第三个因素，那就是日军对中国充满了仇恨和蔑视，这主要是通过长时间日本政府的宣传、教育导致的。
日军的上下级极为严格，上级殴打下属，羞辱下属的事情时常发生，日本士兵经常被逼迫给军官洗内裤，甚至被耳光扇得满嘴是血，也不能有丝毫反抗。
在整肃军纪的过程中，日本下级士兵被欺压得极为严重，在本土，日军没有一个发泄途径，而到了中国，反而给了日军一个发泄口。那些权力很小的低级士兵，在掌握他人生杀大权后，便极具攻击性和虐待狂倾向。
在日军士兵眼中，天皇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这与二战中德国的种族言论有些相似。
与此同时，日本士兵相信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战争和杀戮，是正常且正当的，这种对天皇和战争的扭曲理论，深入每个日本兵的内心。
东史郎曾在日记中记述：
“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于鸿毛。既然自己的性命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那么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是更轻？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他们。”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将士兵加工成了杀人机器，对一切麻木不仁，除了那“高高在上”的天皇。
东史郎曾经在日记中记述：
“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的性命更有价值，因为猪肉还可以吃。”
日军对中国的蔑视，甚至将人民比作了臭虫，杀人对他们而言，无需承担任何道德压力，这源于日本政府的歪曲宣传和长时间的军国主义教育。
绝对的权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日本政府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年轻人受到政府的蛊惑、煽动，随即泯灭人性，变成了一个个高效的杀人机器。
战后，德国要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总共约1240亿德国马克，约600亿美元，而日本几乎没有支付过任何赔偿。
时至今日，很多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乃至日本在亚洲的暴行，毫无印象，人类社会好像对如此屠杀暴行并不太在意。战后，日本不仅拒绝道歉，甚至还不承认在战争期间的暴行，但作为中国人，我们绝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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