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2024F1阿布扎比大奖赛落幕，中国车手周冠宇第13名完赛，结束了在索伯车队的最后一战。
这也许不是“最佳的速度”，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偏执者游戏，还是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点。
一周前的倒数第二站大奖赛中，周冠宇曾以第8名成绩完赛，在收获4个积分的同时当选全场最佳车手。而索伯已经公告，周冠宇会在赛季结束后离队。此后，他将暂时告别正式车手生涯。
2004年，第一届F1中国大奖赛走入上海。在赛场的K看台24号座位，坐着年仅5岁的周冠宇。
如今，整整二十个年头过去，25岁的周冠宇，以另一种身份，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上海国际赛车场。今年4月21日，F1中国大奖赛迎来了它的第20个年头。被细雨笼罩的开阔赛道之上，身穿荧光绿队服的周冠宇，和他的同色赛车，成为了现场最有辨识度的关注焦点——这是今年以前，F1围场内从未出现过的颜色。
在赛事组委会特别打造的“加油中国周”的看台之上，20万主场观众目睹了周冠宇以第14名的成绩冲过终点线。完赛的周冠宇摘下头盔，走出年初车队才为他启用的C44赛车。他先是看起来有些平静，和车迷们挥手打着招呼，忽然蹲下，用手掩面，哭了起来。
周冠宇的泪水，和现场观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交织。对于回到家乡作战的他来说，此时，就在此地，围场中的飞驰瞬间如约来临，来不及细细品味却又已匆匆结束，“梦想成真”应该是周冠宇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最具冲击力的感受。
赛后，接受采访的周冠宇说，自己这十年来，总共只哭过两次，第一次是2021年经纪人的一通来电，通知他成功签约，成为了F1车手，“第二次就是今天在完赛的回场圈，想着自己20年的这些经历，想着大家在电视机前看不到的困难”。
这条布满荆棘的金字塔阶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已孤身走了20年。
F1，注定是一场残酷而严苛的游戏。
赛车迷们很喜欢把这样一个比较挂在嘴边：作为全世界普及化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足球的五大联赛一共有近百支球队，每支球队都有20多名注册球员；就连足球世界杯的决赛舞台之上，双方加起来都有22名球员。
但在赛车领域，每年只有区区20个人，参与到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运动（F1）的角逐里。
所谓方程式赛车，即按照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规定标准来制造的赛车，严格限制了发动机功率、排量和轮胎尺寸等技术参数。而F1则是所有的方程式汽车赛中，最高级别的比赛。
在跻身万千聚光灯关注下的F1大赛之前，各支专业车队的车手们，历经了诸多繁复层次的选拔，儿童时期参加卡丁车赛事，青少年时期进入F4欧洲级别比赛，然后是F3乃至F2，这些都是被视为培育一级方程式车手摇篮的次级赛事，其中表现最为优异的那些后起之秀，才能获得F1各支车队的青睐，这还是在其有空缺名额的前提下。
通常，这条已然高度模式化的发展轨迹，需要花费一位车手八年的时间，从卡丁车比赛逐步晋级到F1——但这只是属于极少数顶尖运动员的归属，要想开上F1的纯跑道用方程式赛车，选手必须持有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超级驾驶执照”。
每年收到这张资格认证的车手，不会超过100名。F1是赛车运动金字塔塔尖的那颗宝石，在那些奋战在各级别赛事，为了“超级驾驶执照”去苦苦拼搏的年轻人们之中，还不到25岁的周冠宇，成为了近年F1围场内，第一颗从中国升起的闪耀新星。
通往金字塔顶端的台阶
十多年以前，F1赛车曾经启用的V10和V8自然吸气发动机，在环形赛道上能爆发超过160分贝的巨大声浪，这应该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里，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噪音，亦是接近人类耳膜可以承受的极限。
每一站F1大奖赛的到来，首先遽然而至的，一定会是这振聋发聩的车声，向着全球累计观看人数超过15亿的车迷宣扬着，挥舞的方格旗所散发的无与伦比的热血运动魅力。
2007年，8岁的周冠宇在父亲的陪伴下，坐进了卡丁车里，这正是他大多数欧洲同行们，所正常规划的起点。但在当时运动基础尚未大规模普及的中国，连标准的卡丁车场都不为多见，周冠宇走的，注定是一条前方开拓者寥寥的荆棘之路。
意识到本土培养难以孵化出下一位单座方程式车手，2012年，已经狂揽国内卡丁车锦标赛多个分站冠军的周冠宇，被父母送到了遥远异国，北英格兰的谢菲尔德。
那是一座不到60万人口的钢铁小城。来到这里入读当地的私立学校，这对当时12岁的周冠宇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巨变。挫折和障碍如约而至，竞技水平骤然提升带来的压力，在陌生语言和文化环境里成长的孤独，一同向他袭来。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在国内同年龄段所向披靡的周冠宇，只能在英国的赛事中排到十名开外，也会因为自己的中国人形象，遭到当地孩子的欺负。
再也没有可以用母语中文一起交流玩耍的小伙伴，他像其他下定决心、追寻竞技体育梦想的校园运动健儿一般，周而复始地往返于家、学校和卡丁车赛道之间。为了尽量不耽误学习，他只能在出发比赛和回家的路途上写作业。
身处赛车文化浓厚的英国，这些专业性更强的磨炼与考验，确实让周冠宇成长得更快。在全英和欧洲各地举办的青少年卡丁车比赛里，赢下年度总冠军的周冠宇很快崭露头角，开始进入到了职业车队的视线里。
2014年，15岁的周冠宇签约法拉利学院，他把家搬到了意大利。翻开他的运动生涯履历，似乎在青少年时期，从英伦卡丁车赛场起步，这位准车手依靠自己的不懈，抓住了命运转折点到来时的每一次重大机遇。
但少走弯路，并不代表脚下的路一直是称心如意的平顺。漂亮的履历背后，是无数个备战训练到深夜的枯燥日子，操练身体机能带来的辛劳已是常态，心态上的变化，才是周冠宇走向成熟需要面对的真正考验。
回忆起那段蛰伏时光，周冠宇说，自己在进入F1前，有一段非常难熬的时间。“F3的几年比较艰难，因为那个时候车队选择不是最理想的，导致有一点消沉；在F2时离F1一步之遥，但往往通过金字塔最顶端台阶时是最难的，那是让我无法想象的困难，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庆幸的是，在异国刻苦训练多年，他的努力和天赋，得到了更多人的赏识和肯定。来自法拉利青训和雷诺青训提供的深造和试训机会，让他对F1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身认知。
值得周冠宇终身铭记的那一刻，发生在2021年11月16日这天，F1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宣布，已经和周冠宇完成签约，后者将随队征战2022赛季的F1赛事。
想要成为职业赛车手，从起步的启蒙训练开始，高昂的金钱成本始终存在。早有来自专业观察机构的计算公开，培养一名具有潜力的赛车新星，最好让他从5岁左右开始接触最低级的卡丁车——这类车辆的起步价约为30万元人民币一辆，加上聘请教练技师、零件损耗更替、赛道租赁等费用，尚未参赛，至少300万元就已经花出去了，遑论成年后，即便参加区域性较低级别赛事，每年入场券上的开支也动辄数百万元。
无法忽视的是，大部分得以进阶F1围场的运动员，在个人硬件素质之外，家庭背景是极其重要的入场因素。父母在他们的方程式赛车进阶之路上，所提供的充实物质支持，是车手能够迈入顶级汽车赛事门槛的重要保障。但若要论，周冠宇成为中国F1第一人，是“带资进队”和“中国市场商业价值考量”导致的结果，这样的质疑乃至恶意揣测，则是对那些付出了无数日与夜的职业赛车手最大的误解和不尊重。
2022年3月20日这天，是属于中国赛车运动的里程碑之日。在当天举行的F1巴林站比赛中，驾驶着阿尔法·罗密欧赛车的周冠宇来到萨基尔赛道。
从这一秒往后，他在这场比赛中的一举一动，都书写着中国车手在F1的全新历史：从第15位顺利发车，首位参加F1正赛的中国运动员就此诞生；大概过了7分钟后，周冠宇在入弯前加速，过掉来自迈凯伦车队的澳大利亚人里卡多，这是中国车手在F1的首次超车；1个小时42分钟后，红白色的C42赛车以第十名的成绩冲过终点，在F1世界里，第一次有属于中国人的宝贵积分被检录拿下。
奋斗的岁月随着飞速向前的车轮一同呼啸而过。出道至今，周冠宇将自己的赛车号码选择为24号，那是为了纪念在直升机坠机事故中去世的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或许是后者早年间随父亲在意大利生活的漂泊岁月，让15岁独自前往意大利闯荡的他产生了共鸣。
身处异乡的周冠宇，只身走过刻苦的青春期，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完赛取得名次后，上台领奖时他总会特意往后看一眼，检查赛事工作人员准备的国旗图案是否正确。
职业生涯第一次夺冠时，站上异国领奖台的周冠宇，没有听见中国国歌，也看不到主办方本该事先准备的国旗。周冠宇回忆道：“他们不知道中国车手还可以站在这个平台的最高点。”
相比于其他力图推动大众化的运动项目，充斥着高危险性的F1赛事，带有明显的白人色彩。从维修房机械师到车队经理，再到媒体公关人员，这里是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天下，自1997年以后，F1赛事里，至今没有出现过欧洲人以外的年度冠军，至于黄种人的面孔，在F1的赛场内外从来都是稀罕物。
为了更粗的脖子
仅凭对成名后的F1车手们采访的只言片语，的确很难想象到，他们是如何成为这个星球最为强健的一群运动员。但赛车手们粗壮的脖子，和如模特般苗条的身材，让我们得以从侧面仔细观察，这项顶尖赛事给予参赛选手的身体负荷究竟有多大。回到狭小深长的车辆驾驶舱内去想象，也许才能更加接近他们真实的比赛状况。
有经过精密测算的可靠数据指出，在F1赛车上每多加10公斤燃料，每一圈就要多花0.3秒的时间；F1赛车没有空调，这当然也是出于减重的考虑，但要知道，在刹车系统都被烧通红的竞速过程中，车内驾驶舱的温度一般都会轻松突破60摄氏度——就连赛车手本人也要遵循严格限制，运动员每超重一公斤，就会导致最终的比赛成绩可能多损失2秒。F1赛场上，永远不可能出现体型庞大的车手，稍显笨重的人也会被远远拒之门外。
从这个角度来看，F1赛车手的体重无比重要。在比赛的一小时四十五分钟里，包括脂肪消耗和大量脱水，车手可能最多减掉4公斤的体重，特别是在亚热带地区比赛时，“感觉像要了命”。
过弯时不可避免的巨大离心力，是运动员在参赛时遭遇的最大体感考验。“感觉就像被紧紧压在了轨道上一样”，等车速到达每小时240甚至290公里时，每一个过弯，身体都会出现朝车辆疾驰的反方向飞出的可怖倾向，人体本身的核心稳定性，接受过大量重量训练的宽大颈围，是对抗这样的离心力倾向最为关键的因素。
周冠宇曾经这样细致描述过，驾驶F1赛车在高速奔驰的状态下，极限受压的感觉：“F1比赛转弯时施加给脖子的力量非常大，头上的压迫感就像在上面加了20公斤铁片，人很容易出现失重的情况，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基本在过一号弯的时候就会直接失去意识。”
周冠宇接受大量颈部训练
纤细修长的颈部，优雅端正的体态，是属于那些更加专注于个人技能发挥的非对抗性运动；咆哮声无处不在的F1赛道之上，拼尽全力的车手们，要与座下的性能猛兽对抗，要与同样亿中选一的精英同行对抗，要与现实物理世界里难以违背的强大法则对抗。除了勇气，一根粗脖子是他们最为珍惜的本钱。
稍显滑稽的是，判断一位职业赛车手“强不强”，就看他的脖子粗不粗，这是许多车迷们观赛时，评价运动员竞技表现简单粗暴的参照系。戴上加装超重铁片的头盔，箍紧可伸缩的拉力绳，把脖子练粗一点，再粗一些，在不断拉扯受损的“超量恢复”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颈椎和颈肌，这是周冠宇朝着自己儿时憧憬的梦想进发道路上，具象化的努力方向。
作为对比，在F1赛事里夺得7座冠军奖杯的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从来不愿意透露自己的颈围数字，但英媒却敏锐地发现了他衣领尺寸的变化：刚入行时，这个数字是35.5厘米，到他拿下自己的第六个F1世界冠军时，汉密尔顿只能套得下衣领宽至45.7厘米的衣服了。诸多前辈为了适应F1赛事的残酷性，主动作出的“进化”摆在眼前，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周冠宇曾这样写下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脸和脖子融为一体。”
汉密尔顿，关于这位至今仍奋战在赛场之上的黑人传奇，一件为中国车迷津津乐道的往事是，2017年F1中国站开赛期间，造访成都的汉密尔顿，面对主办方安排的四川火锅，只是象征性地动动筷子，从下飞机到吃晚饭，他唯一的食物是自带的半个糯米团子。
即使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汉密尔顿的圣诞大餐也只有豆子和糙米饭。没有一支F1车队的经理，不希望自家的车手能瘦一点，再瘦一点，这样他们才能给予赛车部分更多的增重空间，以至于每个赛季在和赞助商洽谈合作事宜时，不少车队都会为是否在赛车服添上一个新的Logo标志权衡许久——原因无关商业考量，仅仅是因为，这意味着额外37克的重量负担。
对于这个年收入达到数千万甚至过亿美元的赛车手群体来说，与寡淡无味的少量食物日常相伴，只是他们肾上腺激素屡屡狂飙的运动生涯里，最不值得一提的挑战。
这是一项最讲究和时间赛跑的竞速运动，这也是一项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全程孤独的运动。为了更加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原理，F1的赛车在设计环节，就被要求尽量缩小车身，以减轻自身的重量，从而达到尽可能削弱车辆与地面和空气之间的摩擦力，这也是我们日常常见的双座或前后座汽车，一直与这项技术等级顶尖的赛车比赛绝缘的原因。
迥异于普通人的日常车辆驾驶体验，在碳纤维包裹的单壳体驾驶员舱里，F1的赛车手的坐姿非常低，更准确来说，他们是以类似于浸泡在浴缸里的躺姿，来完成一圈又一圈的风驰电掣。
红胎，白胎，黄胎，这是绝大多数F1车迷们在观看比赛时，都能分辨出来的不同性能轮胎——但这只是各支车队在F1赛场的维修区P房里，最为基础的竞赛策略抉择。集合诸多先进工业科技元素的F1赛车，所能赋予非专业驾驶者的目视体验，绝对称得上是赏心悦目的感受，但倘若破天荒有机会上手，后者会惊恐地发现，座下的酷炫赛车，应该会是自己此生最难驾驭的狂暴野兽。
喷涂着密密麻麻交通标识的普通铺装路面，对于任何一辆民用车而言，都不会是难以克服的艰苦路况，但也许并不为大众所知晓的是，行驶在这样的路面，F1赛车反馈给驾驶员的感受，如同颠簸在鹅卵石堆之上一般，光滑又崎岖。
真正程度上的人车合一，是F1赛车这项世界上危险系数最高的竞技项目里，参赛运动员争夺最高荣誉年度总冠军必须完成的技术要求。
就算是经过无数次魔鬼训练的F1赛车手，也要在不分昼夜的磨合练习里，和自己的座驾形成默契，或者达成妥协——对于那位被F1赛车迷们铭刻纪念为图腾的“车神”，埃尔顿·塞纳，大家萦绕在心头难以忘怀的一幕是，1991年在家乡圣保罗举行的大奖赛中，坚持操控变速箱故障的赛车完赛并夺冠的他，站在领奖台上双肩、背部持续痉挛，几近虚脱，在用双手努力托起自己的奖杯失败后，塞纳咬牙奋起，单臂将其高举，由此成就了F1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一幕画面。
日常训练占据了赛车手们大部分的岁月，他们在背后付出过多少汗水，也许并不足为外人道也，但当时的摄影机，忠实记录下塞纳那张淌着汗的苍白脸庞，也忠实反映出，为了驯服座下嘶吼的巨兽，拥有强健体魄的他们所付出的牺牲。尽管从引擎声浪迸发的瞬间开始，这是孤独的运动，但必须看到，无论是赛前还是赛中，车队的工程师伙伴，都给予了赛车手们最有力的支援和帮助。
毫不夸张地说，在一辆仅仅造价就达到数千万元人民币的F1赛车上面，任何零件和指标都是可以被机械师们精密设定和调校的：从应对晴或雨的不同天气状况，选用不同的悬挂设置，到潮湿或干燥路况下，换装各式尺寸的引擎冷却通风管与刹车通风管，全球范围内，每年二十余场F1大奖赛启幕，每辆六七百公斤恒定重量的F1赛车，凝结着整个车队经年磨合的经验、智慧和心血，被拼装、固定、调试完成，然后缓缓驶入发车格里，五盏红灯熄灭，然后，就轮到车手们的表现了。
他们的赌注
然而，环视国际汽联名人堂里那些曾经和正在被反复传诵的伟大名字，不要被他们面对镜头微笑摆手的阳光形象骗了，又有谁不是偏执到极致的疯子呢？今年在周冠宇的家乡F1首秀上，捧起环形奖杯的荷兰人维斯塔潘，年仅17岁就从F3“跳级”升入F1，在次年成为史上最年轻的F1分站冠军，让荷兰国歌成为如今车迷戏称的“F1片尾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天赋绝伦的维斯塔潘，在比赛、训练之余的有限闲暇时间里，他唯一狂热的业余爱好是玩电子游戏，模拟赛车。
即使是在游戏里，他也曾因为故意把对手撞出赛道，而在网络上遭到许多不理解的恶评：作为F1的常胜冠军，这只是个游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另外一次，在赞助商举办的商业活动里，组织者邀请维斯塔潘在内的众人体验童趣遥控赛车。他操纵自己的小车狠狠地撞向了轮胎墙，然后继续率领着这辆受损的赛车，在赛道上大杀四方。面对如此煞风景的行为，依然没有人能理解。
第二天，维斯塔潘轻描淡写地给出了答案：“我只是想赢。”
在电影《极速风流》的开头，有这样一段关于赛车手的独白台词：“那时，每年F1有25人出战，几乎总会有两人因车祸丢掉生命。什么人会做这种工作？肯定不是正常人。反叛者，神经病，怀揣梦想的人，迫不及待要名垂青史的人。”
欢迎来到疯子的天堂。这是只有偏执者才能入场的游戏，他们的赌注是每一顿的糯米饭团。抽搐的背。能承受数百摄氏度炙烤的比赛服。动脉破裂的头颅。折断的颈椎。
如今，第一次有来自中国的24岁男孩，坐到了赌桌之上。更加残酷的是，尽管拼尽全力付出了所有，这依然不是一个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励志游戏。
看台边，当年那个曾经手握偶像阿隆索雷诺车队旗帜的小胖墩，历经了20载的严苛筛选与考验，越过了围场的层层高墙，终于来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追逐在偶像的赛车尾焰之后，可周冠宇的职业生涯尚未成定局——随着今年上半年，德国厂商奥迪完成对他所在车队的收购，并给了同样来自德国的车手霍肯伯格一份长约，也给周冠宇在来年的F1席位，增添了几分不明朗因素。
平心而论，相比那些绝对天才，周冠宇没能做到如横空出世的超级英雄般，带着光环登场，显得就像一个“努力的平凡人”。但在这个世界最高舞台的中央，他书写着属于自己，属于那个第一次坐上卡丁车后的当晚，心脏怦怦跳，激动得睡不着觉的小男孩的梦想篇章。
陪伴着这位来自上海的“平凡男孩”，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将目光投向了F1——三年里，他有过赛车翻转一百八十度的惊险事故，有被自家车队“绿色马戏团”龟速换胎折磨的无奈经历，有过许多次由于机械问题、策略失当导致的比赛成绩不理想，也有过开着性能劣于对手的车辆，冒着瓢泼大雨在排位赛中以弱胜强，赢得苛刻车迷们的掌声与认可的经历。
有关未来的一切，仍在等待着他开拓。尽管周冠宇作别了正式车手的生涯，但这场残酷而偏执的游戏，还未真正休止。
本文首发于《看世界》杂志第10期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凌川儿
编辑 | 阿树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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