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都江都”考论———从“西楚霸王”名号说起|刘邦|江都|项梁|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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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在灭秦之后分封诸侯，并自立为王。《史记·项羽本纪》曰：“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汉书·高帝纪上》则作：“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后有注家对此加以解释。文颖曰：“《史记·货殖传》曰：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师古曰：“孟说是也。”汉唐以降，各注家对项羽所都彭城的位置并无疑问，而争议主要集中于彭城地望究竟属于西楚还是东楚。

彭城或为东楚地

文颖其人，正史似未见记载，若从唐人颜师古之说，其活动时间当为汉末魏初。孟康其人，《三国志》裴注曾有提及，谓其长期出仕魏国，颇有治绩。可见他们是同时代人，但关于彭城是否属于西楚则有分歧，即文颖以彭城为东楚，孟康以彭城为西楚。扬雄《方言》郭璞注亦称：“西楚，谓今汝南彭城。”似乎从三国时期至东晋初年，彭城为西楚的说法逐渐占了上风。再仔细推敲，文颖说和孟康说在行文方式上又有所不同。前者告诉我们西楚应当包括哪些地区，更像是定义；后者只告诉我们某个地区（显然不是全部）应当属于西楚，更像是说明。由此不难看出，文颖说较之孟康说更加具体、更有条理。而颜师古表示赞同孟康说，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不由使人产生疑问，究竟哪个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

由于文颖的解释主要援引《史记·货殖列传》，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司马迁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司马迁主要依据战国秦汉时期的风俗习惯，将楚地（越、楚并称是当时习语，实即指楚）分为西、东、南三部分。所谓“彭城以东······此东楚也”，可见在他看来，彭城属于东楚，并且是东楚和西楚的分界点。故《正义》曰：“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郡也。吴，苏州也。广陵，扬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扬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文颖正确理解了司马迁的文义，所以才说“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这一观点还见于《水经注》文颖曰：“彭城，故东楚也。项羽都焉，谓之西楚。”从地理位置上看，彭城距离西楚的沛、陈、汝南郡较远，而距离东楚的吴、广陵郡较近。由于彭城位于水陆要冲，南北通衢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如此，当地的平原地形还非常适宜发展农业，这与西楚“地薄，寡于积聚”适成鲜明对比。所以将彭城划归东楚，应当是较为合乎情理的认识。钱大昕《三史拾遗》卷一《史记·项羽本纪》亦曰：“似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羽既都彭城而东有吴、会稽诸郡，乃以西楚为号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兼其中矣。又据彼传，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吴、广陵在淮之南，东海在淮之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东西之间，故彭城以西可称西楚，彭城以东可称东楚也。”由此可见，秦汉之际的彭城在地理意义上属于东楚，应当没有什么疑问。但这样理解又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项羽选择定都于东楚之地，为什么还要自称“西楚霸王”？

“都江都”与“都彭城”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需要先对项羽建都彭城的动机和行为加以分析。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是：项羽最初设想的建都地点可能并非彭城，而是江都。陈直先生《史记新证·项羽本纪第七》“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条下曰：“《秦楚之际月表》‘义帝元年二月，项羽都彭城。同月又都江都（武英殿本，据宋刻）。’此条重要史料，细字夹杂在表文内，学者多不注意。仪征刘毓崧先生有《西楚霸王都江都考》，见《青溪旧屋集》。”刘文后有阮元附跋，谓其家藏元中统二年版《史记》亦有“都江都”三字，“所以古本之可贵如此”。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都彭城”条下曰：“各本此格下衍都江都一格。”今查百衲本和殿本，确实如此。由此可见，宋、元以降的多种版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均有“都江都”三字，此为孤本传抄错讹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秦楚之际月表》当中的“都江都”三字，究竟是不是衍文呢？从当时形势而言，彭城本为怀王所都，项羽不应与其共都一地。因此项羽在分封诸王之时，必先另有所都。正如清人刘文淇《项羽都江都考》所说：“项羽于义帝元年正月犹在关中，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是时虽有都彭城之意，而怀王尚在彭城，故先以江都为都。······怀王未徙郴县之先，彭城方为怀王所都，羽岂能与怀王共都一地？此亦事理之显然可见者。故知江都为项羽初都之地也。羽虽未至江都，然先议所都之地实在江都。太史公于羽《本纪》直言都彭城，不言都江都，所以纪其实，《月表》兼载都江都，所以存其名。”这番分析不无道理，项羽“都江都”不仅不宜轻易断定为衍文，反而更有可能是历史的真实细节。

楚怀王本是流落民间的牧羊人，后为项梁拥立，定都盱台。但项梁仅将怀王视为政治傀儡，故特意将其安置于东海郡的褊狭之地。而正如岳庆平先生指出的：“怀王之立，很多旧楚人士势必团聚在他周围，从而形成与项氏对立的势力。如此一来，自立怀王之日起，怀王与项氏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而在项梁败亡后，怀王迅速做出反应，“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此举无异于剥夺了项羽对其旧部的直接指挥权。不仅如此，怀王又通过军中人事任命进一步削弱项氏的影响力：“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矛盾激化之后，终于引发了项羽于帐中斩杀宋义，夺回军权的兵变。怀王虽然被迫“因使项羽为上将军”，但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与裂痕显然已经公开化了。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如何还有可能与怀王在彭城和平共处呢？

从诸多有利条件来看，当时的江都堪称一个理想的建都之处。《史记·货殖列传》曰：“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此地交通便利，经济富饶，加上好养“死士”的风俗，应是吴、越得以相迭而霸，横行诸侯的重要原因。“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所谓“江东一都会”，楚考烈王封春申君于江东，于是“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可见霸者遗风余绪不绝，至战国之时尚存。

《汉书·地理志下》：“广陵国，户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万七百二十二。县四：广陵，高邮，江都，平安。”“广陵国”下注曰：“高帝六年属荆州，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江都即今扬州，汉初为吴王濞所都。《史记·孝景本纪》：“三年正月乙巳，······吴王濞······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徙济北王志为菑川王，淮阳王余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关于吴王濞，《正义》曰：“高祖兄仲子，故汉高祖十二年封，三十三年反。年表云都吴，其实在江都也。”吴王濞谋反失败，国除，其地改封汝南王非，并更名为江都国。故《正义》又曰：“江都国今扬州也。吴王濞所都，反，诛，景帝改为江都国，封皇子非也。”景帝以其子徙封江都，应当主要是为了防范再出现类似“七国之乱”的反叛。而以县名为国名，可见江都置县时间至少不会晚于景帝三年，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是王都所在。因此，如果秦汉之际时项羽曾考虑在此建都，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之前对彭城的地望还有争议的话，那么项羽最初设想的建都之地，确实是位于东楚无疑。臧知非先生认为，《史记》所谓三楚的称谓，是次第形成的，项羽用了西楚霸王名号以后，才有东楚、南楚。其地理坐标是以项羽的出生地——下相为原点。并举战国策为例，论证“在战国时代，人们习惯上以国都为坐标区分城邑方位”。然而下相并非项羽国都，此论似乎有欠圆通。但是，如果考虑到项羽本欲都江都，那么将江都以西的彭城称为“西楚”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项羽灭秦之后成为天下霸主，面临在何处建都的问题。《史记·项羽本纪》曰：“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项羽不都关中而欲东归，常被认为是政治短视的行为，“衣绣夜行”的说法也招致“沐猴而冠”之讥。但王子今先生指出，“衣绣夜行”其实是汉代社会常见习语，且多“出自汉高祖、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些雄健有为的帝王之口。而且文献记载中，似乎也看不到丝毫的轻忽调侃之意。”由此可见，富贵而归故乡是当时人的一般心理，不独项羽为然。项羽虽然出生于下相，但不久后便因“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项羽在吴地所积累的人望也是其日后起兵的重要资本：“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因此，如果就项羽的个人感情而言，吴中比下相可能更像是“故乡”。而以江都为都，也更符合“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的原意。

如果说富贵当归故乡是秦汉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的普遍心态，那么项羽是否会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名义上的“西楚霸王”呢？有学者指出：“项羽以世为楚将，因此仍然用‘楚’为国号，并加‘西’，其意在以天子承接周秦之统。”此论不无道理，但还需结合项羽的个人经历与当时政治文化和舆论因素的影响再作分析。

东南有天子气

项羽曾见秦始皇出游，当即豪迈地说“彼可取而代也！”其志向之大可见一斑。无独有偶，刘邦在咸阳时也曾目睹秦始皇出巡的壮观场面，于是“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但刘项之言虽都因观始皇出巡而发，其内在含义却有细微差别。清人王鸣盛对此评论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陈胜曰：‘壮士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籍口吻正与胜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天下既定，置酒未央宫，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其言之鄙至此。”

而在秦末之时，社会上忽然流传起一句神秘的政治预言：“东南有天子气。”秦汉时代的统一疆域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特别是东南部漫长的海岸线首次纳入帝国版图，使得当时人的“天下”观念中延伸出了诸如“四海”和“海内”的说法，史籍多见。管理地形如此复杂、疆域如此广大的帝国，是之前的王朝统治者从未遇到过的难题。《史记·高祖本纪》谓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刘邦曾因此“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秦始皇晚年的多次东游，反映出他对帝国东部广大疆域的重视。这些为秦人新占领的地区，多有六国旧势力潜伏，反抗斗争时有发生，统治并不十分稳固。后来的历史发展似乎正印证了这一谶语，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先后发难于此，秦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不仅如此，以此为中心的东南区域，还成为后人作天子之梦的发源地。“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对于“东南有乱”的说法，后世注家多有解释。裴骃引应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东巡以厌气，后刘项起东南，疑当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贮积足用为难，又吴楚世不宾服。”《索隐》曰：“案：应氏之意，以后五十年东南有乱，本是占气者所说，高祖素闻此说，自以前难未弭，恐后灾更生，故说此言，更以戒濞。”可见此地容易发生叛乱的主要原因有三：舆论因素（即“东南有天子气”的政治预言）、经济条件（贮积足用）与文化冲突（吴楚世不宾服）。

如果抛开相人术的神秘色彩，刘邦并非未卜先知的神仙，“以前难未弭，恐后灾更生”最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项羽殷鉴不远。当黥布谋反时，“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刘邦望见楚军似曾相识的布阵，所想到的当不仅是与项羽恶战的惨痛经历，更有对东南区域难以控制的担心。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汉朝建立以后的历史发展反复说明，“东南有天子气”的政治预言不仅未销声匿迹，反而甚嚣尘上。仅在汉代就有黥布、刘濞、刘安、刘建、刘英等先后在东南发动叛乱。“东南有天子气”的政治预言，在秦汉魏晋时期影响社会舆论及政治斗争形势达500余年之久，同时也不断驱使此后的东南政治势力作“天子”之梦，由此引发一次次军事纷争和社会动荡。有学者指出，这种历史现象反复出现的实质原因是西北与东南对立的政治文化冲突。

司马迁不仅将项羽列入本纪，而且明确指出：“五年之间，号令三嬗”,“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所谓“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与刘邦以天下为私产的说法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这说明项羽确实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范增曾建议项羽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理由是“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项羽没有听从，而让刘邦逃脱，范增得知此事，气愤地骂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从语气可知，范增已将项羽视为天下之主，而刘邦则是与项羽争夺天下最危险的敌人，如此良机却没能把握住，难怪他要气急败坏了。宋人刘攽论项羽曰：“宰割山河一何壮，指麾天地如回风。背关怀楚更龌龊，沐猴而冠涂遂穷。”清人王昙咏项羽：“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他们都认为“背关怀楚”，定都东南是项羽的重大失策，惋惜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如果考虑到“东南有天子气”对项羽的影响，可知其对定都之处的选择其实别有深意。

当时关中正值兵火之后，昔日繁荣不复存在，而项羽又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降卒，失去了关中民心的支持，因此从客观形势来说，关中对于项羽而言并非一个理想的建都之处。史念海先生以为项羽不都关中，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并无可以非议的地方。例如在争夺天下时，“项羽的粮饷从来不曾发生过恐慌”，而刘邦的粮饷要经巴蜀长途转运，何等困难。后刘邦论功行赏，以萧何“给粮饷，不绝粮道”为第一功。但“如果是项羽胜了，论功行赏，像萧何这样的功劳，简直不必提起。因为彭城附近就是产粮之区，······况且水陆两方面的交通又是极为便利的。”吴王刘濞准备谋反时，也曾“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可见东南沿海区域的富庶程度，是支撑大规模战争的重要保障之一。

不过，项羽“都江都”的时间毕竟很短，这可能与其同义帝的矛盾迅速激化有关。《史记·高祖本纪》：“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义帝本无功，而得以封王，全在于项梁、项羽的拥立。而义帝先是有意不让项羽“与沛公俱西入关”，后来又坚持“先入关中者为王”，显然是有意偏袒刘邦，这是项羽绝对不能接受的。从情理而言，义帝不支持项羽而倒向刘邦似有些奇怪，但这可能是刘邦暗中活动的结果。从义帝死后刘邦“袒而大哭”，亲为发丧，又以此为借口号召诸侯起兵讨伐项羽等政治表演来看，利用义帝分化项羽军内部是刘邦集团精心设计的一步棋。有学者指出，“自汉高祖元年四月诸侯罢兵戏下，至汉高祖二年春正月，天下政治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对项羽越来越不利，而项羽本人对此却几乎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应变措施。”田荣、陈余、彭越等大举反楚，刘邦还定三秦，项羽一直置若罔闻。项羽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无所作为，以至贻误战机，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此时项羽尚在与义帝政治角力。就当时形势而言，项羽若要称帝，作为政治傀儡的怀王是无能为力的。项羽本已都江都，义帝又毫无实际威胁，何以后来形势竟然发展到项羽杀义帝而迁都彭城?这似乎只能从义帝与刘邦私通款曲的角度来解释。当项羽认识到义帝的存在是其称帝的严重威胁时，后者的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史记·项羽本纪》但云“都彭城”，只记其大概，也与“都江都”的实际时间很短有关。所谓“西楚”，应该是包括了楚国发源之地在内的几大都城所在区域。历史上的楚疆虽然不断东扩，但其核心还是以郢为中心的故地。唯有建号“西楚”，才最有可能恢复楚国昔日的荣光。项羽杀害义帝，以最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不仅是西楚的真正代表，而且是再造帝业的不二人选。

不以成败论英雄

自战国以降，纷争不息，统一观念已经成为历史主流。项羽虽然灭亡秦王朝，却没能借此机会再造帝业，而是又恢复了分封制。对此，论者多认为是历史的倒退，盖因项羽只有割据之心而实无争天下之志。但从史料记载来看，恐怕未必如此。“东南有天子气”的政治预言，应对项羽的人生志向和政治决策有重要影响。项羽建都东南，分封诸王，放逐义帝等一系列行动，都是积极实践这一政治理念的具体表现。“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司马迁指出项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骄傲自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一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以至于很多人都把项羽理解成为一个徒有武力而缺乏政治眼光的莽汉。项羽恢复了分封制，后又由于“王侯叛己”而落到四面楚歌，“身死东城”的下场，于是很多人都以为分封诸王是项羽失败的一大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项羽恢复分封制，既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主观上的考虑。

《义门读书记》卷一三引冯钝吟曰：“楚兵初起，忧在亡秦，须立六国以树党。六国立，则秦已失天下，独有关中耳。秦已灭，则患在诸侯。尽徙故王于恶地，羽之谋也。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桓、文处此当何如耳！”如前所述，项羽并不是一个只满足于做诸侯霸主的人。项羽分封不仅是延续传统，也是对现有形势的暂时承认，不能视为政治短视，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谋略和“权宜之计”。其实早在项羽封王之前，就已经存在若干割据势力，分封不过是承认客观现实而已。而项羽将自己亲信封于要害之地，而将其他诸侯迁往偏远地区，可见他在分封之处还是有所权衡和考虑，一切都为其日后称帝作准备。例如，将最危险的刘邦徙往巴、蜀之地，并企图利用险恶的地形和关中三王来限制和封锁刘邦。其余如徙魏王豹为西魏王，徙赵王歇为代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等，无一不是将诸王调离原有封地，以防其利用旧有条件反叛。像田荣那样野心勃勃、手握重兵之人得不到封王，当然会认为项羽“为天下宰，不公”。但这恰好说明，项羽分封确实是有目的和有选择的。从项羽后来利用各种借口对诸侯发起兼并战争来看，他虽然恢复了分封制，但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保持分裂割据的局面，还是为了重建一个统一的王朝。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项羽不会自安于称楚王而长久地与诸侯王并立，不会眼看着业已空出的帝位而毫不动心。······他合乎逻辑的措置是，做好各种善后以后，自己名正言顺地登上楚帝的宝座。”但由于这个意图为诸王所察觉，加上刘邦集团的分化瓦解策略，项羽与诸侯王的关系全面决裂了。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式，项羽也许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很快由主动变为被动，最终永远地失去了由楚王晋升楚帝的机会。

尽管如此，项羽反秦的历史功绩终究是不容抹杀的。他以一己之力，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政治预言。在依照传统恢复了分封之后，历史的走向开始由存亡继绝向再造帝业转化。然而，项羽虽有桓文之志却未能建桓文之功，主要还是过于年轻，政治经验不足，行动上操之过急。而之后的刘邦则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即不但通过分封笼络人心、孤立敌人，而且采取各种措施使分封的诸侯不致成为新王朝的威胁和隐患，终于在项羽所建西楚的基础上开创了绵延二百余年的西汉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刘项之争胜负如何，他们毕竟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然而，项羽虽然失败了，千百年来却以其不朽的人格魅力和英雄气概为人们怀念，这体现了民众对人性优秀品质的普遍认同。项羽固然是因自矜功伐，不知节度而走向败亡，但这种好战是建立在“统帅个人先于士卒披坚执锐攻陷于前，战胜则霸、战败虽死无怨，身体力行了武士贵族英勇磊落的道德规范”之上的。特别是他在垓下决战失败之后，没有选择继续负隅顽抗，无谓地增加人民痛苦，从而客观上加快了统一进程，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正如张大可先生所说：“项羽的乌江自刎，不是怯懦者无可奈何的逃避，而是勇敢者的人生顿悟，是英雄伟人的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壮举。”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建功立业的时代。“人”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和发掘，“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风貌空前高扬。“质言之，以人为中心的《史记》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之发现’这一历史潮流下的产物。”司马迁以饱含同情和富有文采的史笔，为西楚霸王项羽谱写了一曲慷慨激昂的英雄之歌，并以史家特有的方式，向心目的英雄表达了最高规格的礼敬，个中深意，尽在《项羽本纪》。王安石诗云：“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笔者不揣浅陋，故撰此文，略述史公微意，以就正于方家。

作者：李斯

来源：《秦汉研究》2013年第0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耿曈

审订：徐和惠子

责编：欧阳莉艳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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