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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宁儿,母亲无法用言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吧。”

这是赵一曼在临刑前,通过遗书留给孩子的最后教诲,而她口中的“宁儿”,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人公”,陈掖贤。

此人自小性格敏感固执,甚至胆敢往中南海写讽刺信,引得毛主席六字批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陈掖贤的身上,到底发生过哪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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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碧血染青天,英烈有柔情

提到陈掖贤,就不得不先聊聊他的母亲赵一曼,作为轰动全国的革命女烈士,她的影响几乎涵盖了陈掖贤的一生。

与很多出身贫苦,切实体验过底层人民艰辛,从而决意革命的同志不同;

赵一曼家境十分殷实,她之所以革命,纯粹是因为看不惯那个“吃人”的世道。

于是,她年少离家寻找组织,21岁入党,一年后被组织安排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在那结识了陈达邦,两人在1928年4月成婚,并且怀上了“宁儿”。

只不过,彼时的赵一曼一心革命,于是向丈夫和组织隐瞒了自己怀孕的秘密,扛着“白色恐怖”的压力回国参与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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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宁儿”出生,赵一曼忙于革命无暇照顾,于是将其交给了丈夫的哥哥。

临别之际,她带着“宁儿”拍了一张合照,又写信向陈达邦讲清事情来龙去脉。

随后就孤身一人远赴东北,投身到了地下工作中去。

凭借着一身胆气和天赋,赵一曼将地下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当地的民众爱戴她,同志们也对她非常的钦佩。

唯有当地伪满政府和日本人恨她恨得牙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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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带队执行任务时,赵一曼不幸被捕。

敌人为了逼她说出情报,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老虎凳、辣椒水还有最残忍的电击。

不过即便如此,赵一曼也没有吐露一点消息,以至于日军恼羞成怒,残忍出手,直接将她打进了当地的医院。

这是苦难,却也是机会,赵一曼凭借言语和行动打动了负责看守她的警察护士,成功逃了出来。

只可惜她身上的伤实在太重了,最终还是被抓了回去。

赵一曼的坚韧,让日军不得不放弃审讯,他们放出消息,将在珠和县菜市口对赵一曼进行处刑。

毫无疑问,这是个圈套,我党同志虽泣下血泪但也只能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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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这朵铿锵玫瑰终于还是凋零了。

我党的同志们在一番奔走之后,拿到了她的遗物,其中主要就是2封遗书。

这两封遗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写给“宁儿”的,信中如此写道: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茁壮长大。”

“宁儿,希望你长大成人后,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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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玉林塘边是故乡,刚针刺字奠母亲

这朵铿锵玫瑰的凋零,引得无数人叹息。

但是她的丈夫和孩子却不知其中究竟,因为“赵一曼”是化名,且当时鲜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宁儿”陈掖贤被养在伯父家且不多说,另一边的陈达邦,则是在国外办报纸。

只不过共产国际的情况也很复杂,陈达邦只能待在法国等消息。

可谁也没想到,陈达邦等了4年也没等到个究竟,索性在1942年回国。

来到了在重庆开办“中国印刷厂”的陈岳云家里,首次见到了13岁的儿子。

不过,父子俩并不算亲近,陈掖贤已经习惯了住在玉林塘边,陈达邦则是有了新的家庭,还多了几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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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陈掖贤对伯父一家的情感也很复杂。

说亲近,陈掖贤始终觉得这是别人家,说不亲近,伯父家只有一个女儿,是真把他当儿子养。

总的来说,陈掖贤在伯父家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养父母能督促他学习,一路把他供养去上海读大学就是最好的证明,要知道那时候的大学生还很金贵。

1950年,赵一曼同名电影正式上映,一时间这名字说是火遍大江南北也不为过,只不过陈掖贤仍旧没将其和母亲联系到一起。

毕竟,母亲牺牲的时候,他不过才七岁而已,年纪太小以至于根本不怎么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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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5年,组织上确定了赵一曼的真实身份,才通知了其家人。

当姑姑拿着赵一曼的遗书找到陈掖贤的时候,陈掖贤泪流不止,直接哭昏过去。

醒来后,陈掖贤仍旧情难自已,于是找来钢针墨水,硬生生在胳膊上刺出了“赵一曼”三个蓝色大字,以此来奠念母亲。

由于从小被寄养在他人家中,他的性格变得敏感而固执,但是或许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格外憧憬与爱戴母亲,格外严格的要求自己。

比如说,当时国家在给革命烈士家庭发放抚恤金,陈掖贤作为赵一曼的遗孤,也在抚恤名单内。

但是在接到通知后,他就明确表示不会去领。

“母亲是为国家和人民牺牲的,我怎么能去领这份钱?这违背了她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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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件事,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当时的物质条件有限,哪怕是陈掖贤工资不错,也时常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吃不饱。

当时他的父亲也在北京,看他过得太苦,就带他去政协礼堂餐厅吃了一顿。

当时吃的是红烧狮子头,吃的时候倒没什么,可吃完后陈掖庭大受震撼——

“大家都是凭票购买猪肉,这一餐怎么没交肉票?我这是享受了特权?”

其实,这是国家为了照顾那些条件困苦,但是对国家有贡献的民主和统战人士,特意推出的政策。

虽然没交肉票,但是也有餐劵,只是陈掖贤不懂这些。

在敏感而有些固执的陈掖贤看来,党和国家一直讲平等,讲服务人民,那么那些搞“特殊”的人就是特权阶级。

他对此不满,这才会给毛主席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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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首忆秦娥,一腔爱国意

1960年,毛主席正在中南海办公,一名工作人员却送来了一封信。

毛主席颇感诧异,打开信看了后不禁有些生气,因为信中有一首重新填词的《忆秦娥》,颇有几分讽刺之意。

“这是谁写的?”

毛主席皱着眉头开口询问,而等在一旁的工作人员则是连忙回答道:

“是陈掖贤,赵一曼同志的孩子。”

听到这,毛主席脸上的怒意慢慢散去,许久后才叹息一声道:

“算了,不予追究。”

很明显,毛主席是对陈掖贤心生怜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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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掖贤之所以写这封信,原因有很多,觉得父亲做法不对,让自己当了“特权阶级”,其实只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陈掖贤会写这封信,也是为了效仿母亲,为国家建设提一些建议。

他觉得当时国家经济条件不好,还经常有人参加舞会,这也不合时宜。

从陈掖贤的角度看,上面这些内容并没有太大问题。

可关键是他性格敏感固执,很多时候都是“好心办坏事”,言辞激烈之下,很多时候会逾矩争议。

他之所以会养成这种性格,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寄居别家”,另一部分则是源于他自身坎坷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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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工作,一开始在姑姑的帮助下,陈掖贤准备搞外交。

但他不擅长与人交往,因此工作并不顺利,直到前往北京工业大学教书,他才算找到施展空间。

只不过,他在教书的过程中也不顺利,中间曾离开学校不说,好不容易回来了,结果1969年北京工业大学又停办了。

再加上父亲受牵连等等事情,他的生活煎熬且苦闷,精神也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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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婚姻,陈掖贤的婚姻一开始就颇具争议,因为他的结婚对象是学生张友莲,两人在年纪上还是相差不少的。

结婚之后,张友莲对陈掖贤愈发不满意。

一方面是陈掖贤不讲卫生,不重形象,不仅自己时常蓬头垢面,就连屋子里都一片混乱。

另一方面,陈掖贤在理财方面也有很大问题。

在那个七八块钱就够一个成年人吃一个月的年代,他每月工资69元,但是到了月底依旧没有任何结余。

再加上不幸的童年和压抑的成长环境,造成的他那偏执的性格,张友莲时常觉得无法与他沟通,想把两个人的钱放到一块管,更是千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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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没多久,陈掖贤就与张友莲有了女儿,而夫妇俩的收入加起来足有一百多元,养活这个三口之家,根本没有问题。

可是由于陈掖贤花钱没有节制,经常在月初大吃大喝,以至于到了月中一家人就得开始节衣缩食,到了月底更不堪,往往需要借小额贷款度日。

时间长了,夫妻俩的矛盾越来越多,最后张友莲忍无可忍,选择了与陈掖贤离婚。

离婚之后,张友莲心头苦闷,把自己愁进了医院;

陈掖贤也是日益颓废,唯一的精神寄托恐怕就只剩下了“母亲”,这就难怪他会给毛主席写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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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路难同道,久病却难医

生活虽然困苦,但是仍旧需要继续。

在陈掖贤离婚后日益颓丧的日子里,组织和同志们不是没有想过帮助他,只可惜“心病难医”。

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老同事袁宝珊为了帮陈掖贤理财,就可谓是操碎了心。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工业学校改制的时候,陈掖贤与袁宝珊就是同事。

后来1958年去房山县当“新社员”、1959年回校任职的时候,两人也都在一起。

不久后陈掖贤就与妻子离婚了,他当时的工资已经涨到了70多元。

可是去掉每月寄给女儿的20多元后,剩下的50多元,居然还是不够他一个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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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夸张的是,某次校领导好几天没看到陈掖贤的影子,就去找了他。

结果发现他已经在家里饿得奄奄一息,还是大家及时把他送往医院,这才抢救了回来。

此事后,组织就决定让袁宝珊帮陈掖贤管钱,此事也得到了陈掖贤的同意。

于是袁宝珊把陈掖贤的工资一分为六,除了给女儿的和应急的外,每周给他一份。

一开始的时候还顺利,可是没过多久陈掖贤就屡次提出要支取零花钱,在被驳回后,甚至还和袁宝珊大吵大闹。

袁宝珊不忍看他放纵自己,于是坚决不同意破坏规矩,结果陈掖贤居然直接去找私人借款,以至于袁宝珊不得不替他“平账”。

到了这时候,再让袁宝珊替他管钱,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有时候袁宝珊也搞不懂,陈掖贤这钱到底是花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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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细细问了一番才知道,陈掖贤花钱真的毫无节制。

有一次光是买了二两酒,就花了5.4元,这是什么概念?按今天的物价换算,大概相近于万元一瓶。

聊到这,可能还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自制力比较薄弱。

可实际上陈掖贤的种种表现都说明,这不仅仅是自制力的问题,更大可能是他的心理和精神上有缺陷。

若非如此,实在是无法解释一个行事如此不羁、生活如此挥霍的人,会因为一顿饭而羞愧得没脸见人。

诚然,工资是他合法所得,那顿红烧狮子头在他心里是用了“特权”。

可是一个真正怜惜人民疾苦的人,应当是粥饭当思来之不易,丝缕恒念物力维艰才对,绝不可能给人如此强烈的割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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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陈掖贤最终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

1982年8月,同事们又是好些日子没看到他来上班,连忙到他家中查探,结果到那儿才发现他已经自缢身亡了。

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妻子虽然与他离婚,但后来也与他复婚了;

父亲虽然蒙冤,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也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更不用说,他的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

五十而知天命的他,本应有更理智的判断才对,可最终他选择了自杀,属实是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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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禁让我们感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在注重身体健康的同时,更不能忘记重视心理健康。

唯有如此,才算是对家人负责,对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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