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连我也不告诉？”
这天，周恩来夫妇在家中接待了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将军。在听完张爱萍的汇报之后，邓颖超如此说道。
张爱萍向周总理汇报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而此事事先连邓颖超都不知道。
邓颖超的“抱怨”所为何事？张爱萍在周总理家里又说了什么事情？
国际局势突变，开启独立自主研发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意识到我们必须也要有原子弹，与“抗美援朝”战争有关。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实力都无法与美国抗衡，因此，在国际上，有很多看客认为中国一定会惨败于美国。
美军中拥有“五星上将”之一名号的麦克阿瑟，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立下军令状，本想利用此次战争再次续写美军的“不败神话”。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把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附近打退到了三八线附近，
身为将领的麦克阿瑟从来没有遭遇如此大的挫败，他无法面对这样的大败局，恼羞成怒之下，他便扬言“要用26颗原子弹毁灭中国”。
其实，原子弹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很多人早在五年前就见识过...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使得这两座城市瞬间化为平地，给当地带去了毁灭性的伤害；又使得负隅顽抗、作困兽斗的日军向盟军缴械，造成大量人民和军人伤亡...
此时，麦克阿瑟的这个疯狂想法，遭到了杜鲁门的强烈反对，为了防止他偷偷实施计划，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位。
杜鲁门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不想惹怒苏联。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他深知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只要美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那么同样拥有原子弹的苏联一定不会袖手旁边。
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一旦打起来了，很有可能会再次挑起世界级的大战，到时候，美国甚至会惹怒那些刚刚从二战中解脱出来的国家。
万一苏联把这些国家都联合起来，到时候国际局势对美国非常不利，因此，杜鲁门及时制止了麦克阿瑟的疯狂想法。
杜鲁门是一个政客，不是一个慈善家，他不动用核武器，但不代表就会放过中国。
他仗着美国拥有核武器，而中国没有，因此常常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偶尔还会发表一些恐吓之类的讲话。
正所谓：一切反动势力及其走狗都是纸老虎！
新中国虽然不畏惧美帝的威胁，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打破美帝的核垄断，以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国家整体还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而研制原子弹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再加上，我们从未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没有相关技术基础。
因此，在实现独立自主拥有原子弹的第一步就已经出现了异常艰难的局面。
此时的苏联，以“老大哥”的身份，提出愿意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于是便派来了一些专家参与其中。
苏联主动提出帮助，并不是大发慈悲，而是有条件的。
1958年1月6日，苏联提出在中国的海南建立长波电台。3个月后，又正式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
报告中提出：电台由中苏共同建设，苏联出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的使用权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这个报告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因为长波电台体积庞大，占地面积是以平方公里计算的。一个长波电台阵列，实际就是一个军事基地。
苏联确实对中国给予了一些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独立的新中国可以放弃自己的底线，容忍苏联提出的无理要求。
苏联政府恼羞成怒，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为了记住这个日子，“596”成为我国的原子弹工程的代号，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研制原子弹的道路。
1960年7月至8月，赫鲁晓夫下，令将派遣到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专家全部撤走。专家们在离开之前，把资料都烧掉了。
这一系列行为给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究事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幸灾乐祸的赫鲁晓夫认为——“如果没有苏联帮助的话，中国20年之内都造不出原子弹。”
没了苏联的帮助，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继续研究原子弹；二、不再研发原子弹。
官方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因此，究竟该往哪里走？一时之间，众说纷纭。
就在此时，张爱萍接到任务：亲自去罗布泊，跟专家们详谈，询问他们能不能继续研发原子弹。
张爱萍认为自己无法完成任务，于是，当场提出：“我没读过什么书，文化水平不高，还是找其他人比较好。”
15岁就参加革命的张爱萍，在战争年代，跟随军队四处征战，即使身体受伤，也从来没有退缩过。
“你现在怎么能临阵脱逃呢？”
陈毅希望张爱萍能够接受任务。
在场的几位领导同意陈毅的提议，认为张爱萍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领导们的劝说之下，张爱萍同意执行组织安排的任务，从此他便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结缘。
罗布泊地处西北荒漠，荒无人烟，气候恶劣，但是这里有很多中国非常优秀的科学家，比如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王淦昌...
到达罗布泊后，张爱萍发现，虽然苏联的科学家们撤走了，但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丝毫不受影响，继续研究原子弹。
“我们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吗？”
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没人敢打包票一定可以研制出来。
见无人应答，钱三强表示：“能，但是比较困难！”
接着，他向张爱萍讲述了目前正在攻克原子弹的各部分——“如果每个部分都能攻克下来，组合在一起就能成功”。
张爱萍听到这个回答，不再像之前那样焦虑了，能够看到希望就是好的，继续问道，“多久能研制成功？”
大家又沉默了，因为在场的各位科学家们都没有接触过与研发原子弹有关的工作，没人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
最后商议之下，大家一致认为：“大概六年，但也许会更久。”
张爱萍虽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但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他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鼓励在场的科学家们：“只要能研制成功就行。”
张爱萍离开罗布泊回京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从科学家们那里获取的信息、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科研团队遇到的困难等。
不久，张爱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在多位科学家的帮助下写成的原子弹研制报告。这个报告呈现的内容更加坚定了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周总理支持科研工作，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1年8月，周总理在听取国防工委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我们没有核武器，但是帝国主义不仅拥有核武器，还会使用核武器。
同年，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成立，推动和保障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
次年11月17日，为了能够更便利地调动更多资源以及调动各方密切配合原子弹研发工作，国家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贺龙、聂荣臻等7个副总理和张爱萍、刘杰等7个部长组成的中央专委会。
中央专委会作为一个领导机构，对相关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从此，周总理便直接担负起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领导责任来。
据官方统计，周总理生前主持召开了60多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对“两弹一星”的研制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
他不仅是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的主要决策人之一，而且也是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
由于周恩来出色的组织指挥和中央专委会其他成员尽心竭力地工作，1963年3月，理论物理研究人员正式拿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想方案。
周恩来认真看完方案，7月，他根据方案又提出进一步要求:不仅要爆炸一个核装置，而且还要进一步解决武器生产问题。
同年年底，周总理明确现阶段核武器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
周总理时刻关注着原子弹的研发进度，而且每次的提议都对项目起到了推动作用。
周总理不仅给予指导、提出意见，同时还积极向专家们学习，随时跟踪专家们的研发进度，肯定专家们在工作中取得的进步。
1964年年初，兰州浓缩铀厂（代号为504）在克服一个个技术难题后，终于可以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刻让秘书代为转达表示庆贺。
同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
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与会人员一致通过决定：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
确定了原子弹的爆炸方式后，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从6月6日开始进行模型试验。
7月20日，第一颗原子弹的装配工作正式开始，次月全部装配完毕，质量完全符合原定的技术要求。
9月1日，核试验成功预演结束。之后，所有人员开始为原子弹真正爆炸做准备。
周总理事无巨细地询问天气，了解科学家们的身体状况是否良好等问题。他对核试验的组织领导、场外烟雾侦查、附近居民的安全、保卫保密等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我国恐怕很难在两年内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0月15日晚，周总理打电话给留守北京、负责试验现场同中共中央联系的刘杰：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将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10月16日清晨，由8467个构件组成，重70吨、高102米组成的铁塔，在其顶部有一个金属结构，放置着凝聚几十万人心血的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张爱萍带着刘西尧、李觉、张蕴玉、张震寰等人检查，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
14时30分，张爱萍带领众人在距离爆炸中心60公里处的白云岗观察所，指挥和观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起爆前，张爱萍用保密电话向周总理简单汇报了准备工作，经他批准，原子弹按时起爆。
15时间04分，高耸入云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张爱萍向周总理汇报:原子弹已经按时爆炸，蘑菇云升起了。根据爆炸景象，核爆炸试验成功了。
2个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人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实现了核爆炸，威力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周总理正与毛主席、贺龙、林彪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看到工作人员递过来的电报后，当即转交给毛主席看，之后，当众向大家宣布：
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历时5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
几个小时后，日本对外发布消息，说中国可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之后，美国的广播转播了日方的这条消息。
直至到了深夜，中国官方通过中央人民广播向外传达了中国在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同时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核武器的立场。
这条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震动。
美国总统约翰逊随即发表声明，说这是最悲哀的一天。
同一时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则表示，中国的核武器比他们预测的还要先进。
除了美国以外，苏联方面也大为震惊。他们没想到即使撤走了所有的苏联援助专家，中国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
当然了，反应最强烈的要属日本方面和在台湾省的蒋介石了。
日本已经经历过一次原子弹重创了，非常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以后，日本的处境岌岌可危。
在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向日方表态，中国研制原子弹主要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不被侵犯。另外，中国不会率先使用，更不会对没有原子弹的国家使用。
得知中国拥有原子弹的目的后，日本不再敢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事儿指手画脚，也不再继续在国际上制造争端。
与日本的害怕不同，蒋介石的害怕是担心彻底失去了反攻大陆的机会。
方寸大乱的蒋介石只好再次向美国求救，首先，他希望美国能与他一道，探讨大陆研制出原子弹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与西方国家联合抵制中共。
其次，他希望美国能与他重新商讨制定一个针对中共的方案。
在此之前，美国曾跟蒋介石提过，不要轻视中共的能力，成功反攻大陆的可能性非常低，只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当回事，直至听到原子弹成功的消息，他才认识到过去自己轻敌了。
周总理重视保密工作，始终保守研发机密
外界之所以震惊中国研制出原子弹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方面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事先没有听到一丁点风声。
保密工作做得好，这和周总理的严格要求有关。正所谓：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
周总理的侄孙周国镇来家里看看望他，聊天过程中问道，“七爷爷，我们国家也要造原子弹吗？”
周总理顿时变了脸色，严肃地质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事？谁告诉你的？”
因为那时的周国镇正在和某位军区高级将领的女儿谈恋爱。
他去女孩家里，女孩的父亲得知他与周总理的关系后，不顾组织纪律，拿出一些机密文件给他看：中央计划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研制“两弹一星”工作。
周总理得知事情的原委后，非常生气：“这种机密文件，他怎么能拿给你看！”
一旁的工作人员见形势不对，赶紧帮忙打圆场：“总理，国镇他不会对外说的。”
“保密文件就要按保密制度来，不能落实执行就是违反了纪律。”
为此，周总理专门召开会议，点名批评了那位军区高级将领，并在大会上告诫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周国镇不是参与原子弹研发的工作人员，他看了机密文件，没有做好保密工作。
而身为核试验委员会主任的张爱萍，负责组织和领导原子弹的研发工作，也要被周总理审查是否遵守保密制度。
1964年9月，距离原子弹爆炸不到一个月，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了保密程度极高的会议。
会议正在进行中，张爱萍突然站起身来告诉总理，他要去参加一个之前已经定好的外交会议，时间快到了，再不走就晚了。
在这个会议上，总理刚刚跟在座的各位提出，原子弹的工作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开展外交活动了，之前已经定好的如期参加。”
总理批准他可以走了，但是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被周总理叫住了，让他把衣服的口袋都翻一遍，确定没有带走重要文件和纸条后才允许他离开。
“原子弹对我们国家而言太重要了。”
张爱萍点点头，他理解总理的做法，身为原子弹研发工作的一员，更要时刻以身作则，做好保密工作。
周总理不仅对工作人员提出保密要求，对工作内容的传递也提出保密要求。
为了避开美国的间谍和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周总理专门制定了保密计划，把与原子弹有关的词语全都换成了其他词语代替。
由于原子弹的外形有点像球的形状，起初给原子弹起的代号是“老邱”。
后来，专家们认为原子弹里还有很多长长的线像女孩子的头发，因此，专家们又它取了一个可爱的代号“邱小姐”。
之后，还陆陆续续出现了一系列代号：装原子弹的容器叫做“梳妆台”；原子弹插接雷管，意为“邱小姐在梳辫子”；原子弹在装配间，意为“邱小姐住下房”；气象被叫做“血压”。
除此之外，重要领导也都有各自的代号，毛主席在原子弹密语中的代号为“87号”，周总理的代号是“82号”。
除此之外，那些负责研发原子弹的工作人员们甚至需要他们隐姓埋名地活着。
原子弹的研究工作是绝密级别的，科研人员不能告诉家人自己的工作情况，有些科研人员突然被国家召集过去负责研发工作，一走就是好多年，与家人断了联系，家人根本无从得知是死是活。
我们熟知的邓稼先，在离开家的时候跟妻子说“要调动工作”，不能照顾家庭，通信困难，之后夫妻二人失联长达28年。
另外，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生活在戈壁荒漠的科学家们在潜心做好研究的时候，生存非常艰难。
虽然周总理给他们送去大米、面粉和治疗浮肿的药物，过年的时候给他们送去火腿等物资，经常要求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一定不能让科学家们饿着肚子做研究，但是他们的工作非常危险。
工作中经常接触炸药，一不小心会引爆。有些人因为受到大量的辐射，最后牺牲了。
还有一些人，虽然活着，但是工作带来的伤害是无法治愈的，时长被病痛折磨。
因此，周总理认为，为了一颗原子弹，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所以保密工作必须要贯彻执行到底，杜绝因为机密外泄而导致原子弹研发功亏一篑。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虽然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家表示震惊，但同时他们也心存怀疑。
为了向外界公布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场景，周总理提前跟张爱萍交代好了，一定要记得拍几张不泄露我方任何信息的照片。
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张爱萍向周总理讲述原子弹爆炸的事情，同时，他还带来了好多张原子弹爆炸时的黑白照片。
周恩来看后，从中选择了4张，准备公开发表。
其中我们看到的原子弹爆炸瞬间，升腾起来的蘑菇云就是周总理选出来的。
为了保密需要，周总理提出“把地面部分裁掉再公开”，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蘑菇云。
1964年11月，完成了第二次核试验部署的张爱萍来到周恩来家中，向总理汇报有关情况。汇报完毕后，邓颖超才开玩笑似地“抱怨”到：
“怎么连我也都不告诉？”
张爱萍赶紧回复：“我不敢违反纪律呀，总理要求的，要严格保密。”
邓颖超当然知道保密的重要性，她的“抱怨”无非是开了一个玩笑。
结语
那些曾经为了研发原子弹而付出很多努力的人们，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依然是学习的榜样。
另外，原子弹爆炸成功，扭转了美国、苏联等国家对中国轻视的态度，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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