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般凋谢的死亡美学？武士道美丽的谎言被日本二战老兵一语戳破|二战|德川幕府|日本|明治维新|武士道|死亡美学|江户

“生命要像樱花盛开时一样热烈，死亡也要像樱花凋谢时一样绚烂”，这是在二战时，日本军人被反复地灌输的樱花式“死亡美学”。

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既要像樱花一样“正直、自然、纯洁”地盛开，也要像樱花“随风飘落，美丽地死去，芳香永存”。日本军人把飘落的樱花看作是为了理想而死去之人的“灵魂”，那么真，那么美，让他们无比向往。他们觉得自己作为日本天皇的武士，应该义无反顾地向日本天皇奉献自己的全部。

图 | 樱花凋谢的美丽瞬间

然而，樱花凋谢后还可以再次盛开，“天皇武士”们的生命却只有一次。当他们手持天皇赐予他们的廉价武士刀，在他国的土地上肆意妄为、不分对错地挥砍时，他们可曾记得樱花所代表的质朴与纯洁？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伴像牲畜一样，被打死在异国他乡时，他们是否会对樱花的“死亡美学”与天皇“武士道”的精神多一些思考？

对此，一个二战中幸存的日本老兵，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天皇陛下的武士了，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了，当时就是那么认为的，于是就不分对错地斩下去，后来看到整个联队的人都像牲畜一样被打死在太平洋的海岛上，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只不过值4分钱的邮票而已。“

图 | 死亡的日本兵

如樱花般凋谢的“死亡美学”，天皇的“武士道”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美丽谎言。日本视“武士道”精神为民族血液，武士道精神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人民进行动员的工具的？

江户时代，日本的传统“武士道”

在前一篇文章《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背后，是一场对传统“武士道”的谋杀》中，我们介绍过，德川幕府为了压制以京都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贵族文化，以巩固幕府掌控下的封建体制，于是，有意识地抬高武士阶级的社会地位。

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深受中国的儒家影响。武士的行为方式与其格格不入。因为战国时代武士那种征战杀伐、拔剑生死，只有简单的主仆伦理的形象特征，并不适合作为和平时期的典范。如何改造武士阶级的文化和道德，以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准则，成为了德川幕府首要的任务。

图 | 幕府的武士

武士阶级信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并不具备提炼理论体系的基础。于是，德川幕府将中国的“仁、义、礼、智（日本变智为勇）、信”等儒学思想植入武士道精神，为其提供了伦理上“道的觉悟。然后，又从佛教中引入了禅学思想，解决了武士对于死的困惑（简单说就是通过觉悟，超越死亡，求精神的解脱），构成了武士道“死的觉悟”。最后，”武士道“通过强调日本神道教的”忠君“、”敬祖“、”孝道“等思想，为武士傲慢的性格中又增添了服从的因素。

幕府通过民间的庶民教育既实现了儒学普及，又实现了“武士道”的全民化。在德川幕府的努力下，“武士道”逐步由武士阶级的道德准则，进而转化成了整个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人必武士，花必樱花“，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精神成为了道德标杆，在江户的和平时代中持续了二百多年。

然而，19世纪开始的世界全球化进程，对于东亚国家的人来说就是世界观的重构。日本幕府与武士阶级，在江户时代长达二百多年的太平梦，也正是在这时候，被一艘不请自来，驶入东京湾的”黑船“打破。

明治维新——传统武士阶级的末路

1853年7月8日傍晚，正在久里滨海岸训练的六十多名武士发现，有四艘来历不明的外国船只朝江户湾驶来。这些船体型巨大，身披黑色的铁甲，还不断喷出黑烟，如同怪兽一般发出轰鸣。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见到近代黑色铁甲军舰，这些军舰因此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黑船”来到东京湾，“黑船来航事件”打破了日本两百多年的太平迷梦，也惊醒了日本的有志之士，他们那时候才知道，日本国的存在、世界的存在。

图 | 突然出现在东京湾的黑船，惊醒了日本人

在西方的刺激之下，武士阶级突然以天皇的名义反抗幕府，从平安时代末期就失去控制的武士集团，突然又主动要求回到天皇的手下。

从表面上看，这是日本国内天皇、幕府和武士三者之间以武力对抗形式进行的利益再分配，实际上却是日本在西方的影响下，封建国家逐步解体、民族国家重建的过程。然而，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所提倡的那种一元化的天皇效忠，与武士阶级道德准则的武士道所提倡的那种多元分散效忠的主仆道德，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尽管明治政府进行了废藩置县，但封建时代养成的藩本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近代化军队的组织。武士作为封建时代的军事贵族，天然地与国家的军队体制不相容，因为，武士出身的士兵无法与庶民出身的士兵和谐相处，也不接受庶民出身的军官的指挥和领导，严重地影响军队的组织和效率。

明治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在夺取幕府的天下之后，旧武士阶级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倚仗武士军队作为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绝不能的。因此，与不服从政府的旧武士决裂，组建近代国民军队，成了明治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

其实，集权的体制在解决社会中间层不服从的问题，不外乎一个办法：就是”用两头，将社会压平“，明治政府的办法正是”全民皆兵“。

按照这种原则组建起来的国民军队，就是我们熟悉的日本“皇军”。“皇军”由部分思想开明、能够接受明治政府军事改革的武士和大部分征召入伍的平民组成。皇军的建立象征着明治政府决意由政府垄断全部的合法性暴力，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准则，贯彻这一准则也就意味着和自古以出租暴力为生的武士阶级的公开决裂，双方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

明治十年（1877年），”西南战争“全面爆发。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回到鹿儿岛，领导一批对改革不满的“不平士族”，发动了一场意图不明的叛乱。叛乱最终被明治政府平定，西南战争以西乡隆盛的死而告终。

图 | 纪念西乡隆盛的雕像

尽管”西南战争“的叛乱失败，标志着传统武士阶级的没落。但传统武士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作战技巧和无畏精神也深深地震撼了天皇的”皇军“们。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武士西乡隆盛战败自杀后反而成为民众的偶像，被作为践行武士道的典范受到人们的崇拜。

明治政府在尴尬之余意识到了另外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传统的”武士道“已经深入到日本民族的血液，对”武士道“简单除暴的盲目切割等同于自断文化根基。

因此，明治政府为了构建民族国家，不得不换一种思路。

军国主义思想下，诞生的”新武士道“

没有一个集体记忆，没有共同体认可的过去，就没有真正的民族共同体。要想形成民族共同体，必须建立共同记忆。民族国家的建立实质上是共同体的重建，而共同体的重建必须依赖共同记忆的重构。

西南战争后民众同情传统武士的结果表明，武士道精神才是日本构建整个国家共同记忆的最大公约数；但是，传统的武士道无法和新建立的近代国家体制相容，于是明治政府立即开始着手为日本打造“新武士道”。

我国古来武士之忠勇为主，自不待言也。可为忠臣勇士之龟鉴者，世世莫不有之……我日本帝国之人民，以忠良骁勇之名光耀于四邻，彼我之史乘皆有显著记载。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传受，我等血脉中固有之遗物，愿永世保存，传之子子孙孙，勿以不忠卑怯之污名毁伤祖先之遗物，此乃我等之衷情也。
——《军人训诫》·山县有朋（日本陆军大臣）于1878年颁布

这份《军人训诫》里有两个很关键的信息点：

将武士道的承载主体进行了转换，由武士阶级变成了“日本帝国之人民”；
强调“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传授”，把第一点用“自古以来”的形式确定下来。

这份《军人训诫》标志着明治政府开始用“新武士道”取代传统“武士道”，以完成民族国家共同记忆的构建。

1882年，明治政府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

自古或立小节之信义，而误大纲之顺逆，或迷公道之理非，而守私情之信义，虽为英雄豪杰，可惜遭祸灭身，留尸上污名于后世，其例不少，当深警醒。

《军人敕谕》针对社会上崇拜西乡隆盛的思潮，进行严厉地斥责。

军国主义下的“新武士道”对传统“武士道”中一些不符合其意志的特点进行了篡改，因为清朝在19世纪表现出的一系列衰败、堕落和消沉，使日本原本对清朝的审慎和防备态度逐步变为歧视和鄙夷。作为日本国家道德标准的“武士道”中，居然存在大量“衰败邻国”的思想，这让新晋的日本“历史发明家”感到尴尬和耻辱，一些日本儒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将“新武士道”与传统“武士道”中的儒学基础剥离开来。

“新武士道”的思想下，武士精神的核心由原来的“忠于主君，适时赴死”，变成了“效忠天皇，毫无保留地赴死”。就这样，“新武士道”将传统的“武士道”中原本就势微的独立人格也给抹杀了。所谓天皇的武士，又变成了真正的杀人机器。

樱花式的死亡美学——“新武士道”美丽的谎言

与幕府时代是要期待主君施舍和恩赐才能成为武士不同，明治时代的平民只要愿意拿起枪宣誓效忠天皇，便可摇身一变成为“皇军”，也就是“天皇陛下的武士”。

随着日本政府对“新武士道”的大力推崇和对军队行为的有意识地放纵，由庶民组成的“皇军”开始以武士的姿态将曾经遭受的种种不幸加诸被侵略国家的土地上。日本的农民，将手中的锄头换成了枪，就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古代武士生杀任情的特权。

与德国纳粹犯下的高组织性暴行不同，日本人在战争中犯下的恶行，往往看不到自上而下了命令，更多的是一种突然挣脱束缚的恶童式、无目的肆意妄为。

图 | 日本报纸报道的杀人比赛

南京大屠杀前夕，两名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提议，要进行一场”以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为胜的挑战赛。最后向井敏明以斩杀106人，胜过斩杀105人的野田毅，这样泯灭人性的”比赛“日本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也竟然进行了报道。

我不知道，当时的记者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撰写的新闻稿，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主流价值观在军国主义极端思想的扭曲下，已经沉沦到了何等人神共愤的地步。

结语

日本的“武士道”，作为传统武士阶级特有的道德伦理，在江户时代定型，经过两百余年的儒学教育，逐渐深入人心。

但是，明治维新后，迫于组建高组织性的民族国家的需要，”武士道“被明治政府用作了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构建共同记忆的政治工具。

从表面上看，武士道精神似乎已上升为国家道德，发扬光大。然而，实际上这正是武士阶级衰败、武士道毁灭的过程。当“天皇陛下的武士们”掀开他们头上的面具时，无疑，露出的大多数是一张张急着去为天皇赴死的农家少年的面庞。正如那名二战幸存日本兵在回忆录中所说，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在天皇眼中只不过是一张4分钱面值的军用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