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王城地望考论|于阗|北魏|古城|王城|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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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阗王城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重要城镇，是于阗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也是了解该地区城镇演变、文化交流、人群融合等领域的关键实例。魏晋至唐宋史料载有于阗王城与其周边佛寺、河流的方位关系，为推断王城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史料记载存在差异，学界关于文献释读、古遗存性质判断、古今里数换算等看法不一，围绕于阗王城的位置亦争讼不已。针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尝试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略作改进，重新检视于阗王城方位、称谓、变迁及相关遗存。

一于阗王城的位置

王城作为于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及交通枢纽，其选址必然兼顾多方面因素。从文献记载看，汉唐时期的于阗王城位于两条大河之间，周边分布诸多佛寺，城西南二十余里有山（表一、二）。观察塔里木盆地南缘诸流域地理环境可知，符合这种情况的唯有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之间的和田绿洲。和田绿洲地处昆仑山山前冲积平原，于此修建王城具有多种优势。其一，与沙漠腹地相比，山前平原分布的绿洲面积更大，环境相对优越，河道不易变迁，生活资源充足且稳定。其二，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在汉唐时期各有两大支流，是和田绿洲东西两边的天然防线。同时，绿洲南部昆仑山、北部麻扎塔格山也是其两道天然屏障。其三，和田绿洲地势相对平缓，古时西达皮山、莎车，东通扜弥、精绝，沿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北上至姑墨、龟兹，经南方山谷抵迦湿弥罗、天竺等，是塔里木盆地南缘重要的交通枢纽。

于阗王城位于和田绿洲亦有考古学依据。先考察该绿洲南缘戈壁的布扎克古墓群（图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地出土多具彩绘箱式木棺。其中一男性墓主衣着不凡，覆面上墨书“夫人信附男宰相李枉儿”。从木棺形制和出土织物来看，此墓年代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洛阳伽蓝记》称于阗“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学者由此推测，布扎克墓地乃于阗王族墓地，凡王族均为棺葬，不限于国王。于阗王死后“远葬于野”，即和王城有一段距离，但也不会太远。布扎克墓地既被认为是王族墓地，王城的位置便可大致推知在和田绿洲。其次，墨玉县扎瓦烽燧是现知距离和田绿洲最近的烽燧遗址（图一），年代可早至汉代。该烽燧地处雅瓦河岸南北向线路与绿洲南边东西向线路交会点上，限定了王城方位只能在烽燧东南方向。换言之，布扎克墓地以北、扎瓦烽燧纬度以南的和田绿洲是于阗王城所在区域。至于其更具体的位置，藏文文献有关于阗海眼、海眼寺的记载暗示其位于和田绿洲的正中。和田绿洲中心的英巴格、约特干一带至今仍流传着王城传说。不过，这些传说故事作为探讨王城方位的论据缺乏说服力，更有效的方法是从王城周边佛寺、水系情况倒推王城位置。

于阗王城附近村落多以佛寺为中心，从而形成“王城—寺院—村落”的网络结构。这些寺院在于阗社会世俗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是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料记载的于阗地区高等级寺院中，牛角山寺、麻射寺、娑摩若寺、地迦婆缚那寺与王城的位置关系最为明确（表一）。

牛角山又名牛头山，即今和田绿洲西南缘的库克玛日木山。牛角山寺因位于牛角山上而得名，现库克玛日木大石窟为其遗迹之一。麻射寺故址在今和田县巴斯亚村、和田市玛加村一带。娑摩若寺又名王新寺，位于和田县索米村、塔什喀克索米村一带。达奎遗址则为地迦婆缚那寺故址。

由上述四处佛寺推导于阗王城位置的方法基本相同，现以牛角山寺为例具体说明。为缩小误差，在测算中均使用《大唐西域记》所载里数。

第一步，换算古代里数。玄奘称牛角山寺在王城西南20余里。唐尺有大、小之分，小尺约24.6厘米，大尺约29.5厘米。按1里等于1800尺计，唐小里约442.8米，大里约531米。设牛角山寺和王城之间的距离为L，即20里＜L＜30里，亦即8856米＜L＜13284米（按小里计），或10620米＜L＜15930米（按大里计）。

第二步，界定王城所在方向。牛角山寺在王城西南，反之王城在牛角山寺东北，“东北”是正东和正北之间的任何一个方向，可使用坐标轴进行界定。在地图上，以牛角山寺遗迹库克玛日木大石窟为原点，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横轴（x轴）右方表示正东，纵轴（y轴）上方表示正北，坐标系右上方（第一象限）即为牛角山寺东北方向。

第三步，测定王城所在片区。在上述坐标系上，以原点（库克玛日木大石窟）为圆心，分别以20小里（8856米）、30小里（13284米）为半径，由东向北画90°扇形，两个扇形未重合部分即为牛角山寺东北20余小里的区域（图二）。这是按唐小里测定的王城所在片区，再以20大里（10620米）、30大里（15930米）为半径，重复第三步骤，求得基于唐大里的王城所在片区。

从麻射、娑摩若、地迦婆缚那寺测定王城所在片区的方法同上，唯麻射、娑摩若寺多出一个步骤，此二佛寺暂且只能定位到某些村落附近，需要先划定相关村落的总体范围，再以此范围的中心为原点进行测量。

第四步，确定王城具体点位。以上按唐小里和大里分别测定了四个王城所在片区。理论上，四个片区叠加后会有重合的部分，能同时满足王城与四处佛寺的方位关系，故为王城确切位置所在。然而实际测算中，仅求得两三个片区的重合，如图三、四中Ⅰ、Ⅱ、Ⅲ所示区域。鉴于文献记载的里数本身就不精确，麻射、娑摩若二寺故址也不甚确切，加之采用了点到点直线测量的方法，所以出现一定误差在所难免。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最大限度满足王城与四寺方位关系的Ⅰ、Ⅲ及相邻的Ⅱ重合区视为王城具体点位所在地。为验证该推论，需分析王城与河水的方位关系。相关记载见于北朝、五代及宋代史料，内容差异主要体现在河水名称和里数上（表二）。

据北朝史料，于阗王城东二十里有树枝水，三十里有首拔河；城西十五里或五十五里有达利水。经考证“树枝”乃“树拔”之讹，首拔河、树拔河为同一条河流，在王城东三十里，“三十里”之数源自《魏书·西域传》。达利水则在王城西十五里，“十五里”之数源自《周书·异域传》。北魏时期日常用尺不断增长，北魏前尺25.6厘米，中尺27.97厘米，后尺29.6厘米。北周沿用北魏尺，但略短，为29.2厘米。按北魏尺计，三十里约13.8、15.1、16千米。按北周尺计，十五里约7.9千米。可知首拔河、达利水相距22~24千米，两条河流即今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

五代及宋代史料记于阗王城东三十里有白玉河，城西二十里有绿玉河，绿玉河西七里为乌玉河。从里程上看，白玉河显然对应首拔河，绿玉河则为达利水。按此记载源自五代高居诲《于阗国行程录》，而五代度量衡制因袭自唐代，需将白玉河至绿玉河的五十里用唐大、小里换算，折合为26.6千米和22.1千米。北朝时期首拔河与达利水相距22~24千米，这表明五代白玉河、绿玉河相距里数按唐小里换算更为合理。故绿玉河距乌玉河的七里也按唐小里折合为3.1千米，由此便可将乌玉河比定为现在的雅瓦河。

于阗王城距首拔河、达利水的里数比是2∶1，距白玉河、绿玉河的里数比是3∶2。两个数据都反映出王城位置更近于达利水、绿玉河。与此相符，本文测定的Ⅰ~Ⅲ重合区也更靠近喀拉喀什河流域。Ⅰ~Ⅲ重合区现已发现两处汉唐时期遗址：约特干遗址、依玛木·泽丁麻扎遗址（图五）。在两处遗址所在纬度上，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相距约22千米，喀拉喀什河距雅瓦河约3千米，与文献记载的河水里数相符。同时，距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2∶1、3∶2比例的地点也在重合区。由此可证于阗王城位于I~III重合区的推论无误，其具体点位应在约特干、依玛木·泽丁麻扎遗址附近。

二于阗王城相关遗存

约特干遗址位于和田县巴格其镇永兴村（原安拉买村）东北，现为一片洼地，主要区域已开辟成农田或种植有果树。遗址北邻永安村（原海勒其村），距镇政府约3千米，东至玉龙喀什河约12千米，西至喀拉喀什河约10千米。

“约特干”在杜特雷依探险队《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90~1895年）》作Yotkân，斯坦因《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作Yōtkan，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蒙新考察日记》作“姚头冈”。此名应是维吾尔语词汇，具体含义不甚明确，可能源自yoqap-ketken或yurt-han，前者意为“已消失的”，后者意为“王之故地”。斯文赫定《穿过亚洲》称作Borasan，因清末时遗址隶属于波拉善地区而得名。

约特干遗址所处之地原本一马平川，与周边的海勒其、安拉买村相连。约在19世纪60年代末，尼亚孜·哈克姆伯克（Niāz Hākim Bēg）担任和田行政长官时期，从喀拉喀什河引水灌溉约特干一带，最终形成了一条深沟。深沟由约特干西约2.4千米的恰勒巴什（Chalbāsh）村开始，经海勒其（Khalche）村和约特干遗址，在东北约1.6千米的地方与喀协（Kāshe）沟相会（图六）。后来汛期河水在海勒其村东南深沟里形成小沼泽，人们偶然发现了陶片、碎金等，由此拉开了淘金活动的序幕。尼亚孜·哈克姆伯克雇佣大量劳工，于每年7~9月丰水期到遗址挖掘，垂直切下暴露在外的河岸土壤，再用渠水冲洗进行挑选。由于用水量颇大，水渠河床切陷深至距地表8.8~9.1米。最后灌溉渠被迫改道，但深沟底部涌出泉水，以致挖掘区变成一片沼泽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出土遗物不断流入欧洲市场，约特干遗址成为中外探险家的重点考察对象。其中，尤以斯坦因（M.A.Stein）的考察工作较为重要。他曾先后四次到访约特干遗址。据他1900~1901年的第一次考察，约特干洼地范围从海勒其村到安拉买村约805米，周长约3200米。环绕洼地的断崖上可见明显的文化层，表明遗址范围不仅限于挖掘区。文化层厚度在安拉买村附近断崖上为1.5~2.4米，海勒其村附近断崖上为4~4.3米。其中包含素面或带装饰的陶片、动物骨头、朽木、炭灰等遗物。相对而言，洼地西、北部文化层较厚，出土遗物最丰富。文化层以上为长期灌溉形成的淤泥堆积，厚度在安拉买村附近断崖上为2.7~3.4米，海勒其村附近断崖上为3.4~6米。由此看来，约特干遗址灌淤层和文化层在安拉买村附近较薄，海勒其村附近较厚，地层堆积整体呈南高北低的趋势。海勒其村一带出土遗物最多，表明遗址核心区偏向西、北方向。假如约特干遗址是于阗王城故址，那么淘金的挖掘区应该仅为王城的东部或东南部分。

根据早期探险报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物普查报告，约特干遗址出土遗物数量最多的是陶器和陶塑，其次为钱币、印章、青铜器和石雕塑像，另有少量金器、玉器、珠饰等。这些遗物多出自约特干农民、和田商人之手，其中是否混杂其他地点出土遗物亦未可知。但是通过对比可确定，约特干出土陶器以细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多为带耳的罐和瓶，器柄、颈、腹部装饰刻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贴塑花叶及怪诞的人、动物形象，与犍陀罗佛教、印度教文化有密切联系，并且具有浓厚的于阗地方特色。出土钱币有汉佉二体钱、贵霜钱（丘就却钱、迦腻色伽钱）、五铢、货泉及各种唐宋钱和喀喇汗钱。印章以宝石印、青铜印为主，雕刻的形象多具有古希腊罗马艺术、犍陀罗艺术风格，铜印中也有刻汉字、契丹文者。铜器还包括佛像、武器及饰件等。石雕塑像多为佛教造像。结合遗址体量和出土遗物推知，约特干遗址是包括官署、佛寺等各类建筑的高等级综合性遗址，主要年代为汉至宋。

依玛木·泽丁麻扎遗址位于和田县巴格其镇艾斯里坎特村，东距约特干遗址约1.5千米。该遗址于199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调查建档，面积约1万平方米，地表可见夹砂轮制红陶片，陶质、陶色与约特干遗址所出者相同。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提出，依玛木·泽丁麻扎遗址、约特干遗址、古吉乃沙合依提麻扎遗址、英巴格遗址相距不到2千米，在古代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带。按依玛木·泽丁麻扎遗址的位置、所见遗物与约特干遗址相近，二者可能是同时期遗址，年代为汉至宋。而遗址所在村名“艾斯里坎特”（Esli-kant）是维吾尔语词汇，意为“原先的村镇”，该地名较为少见，或与于阗王城曾位于此区域有所关联亦未可知。

三于阗王城之名

《汉书·西域传》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西城”一名又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水经注》，《水经注》所记即源自《汉书·西域传》。《梁书·诸夷传》“于阗”条则称“其治曰西山城”，该记载为《通典·边防八》《新唐书·西域传》所引录。从称谓上来讲，“西城”对应于“东城”，“西山城”乃因城在西山或邻近西山而得名。然而，于阗南方山区不当孔道，环境条件亦不如山前平原，于此修建都城不合实际。按前文讨论，汉唐时期的于阗王城周边有诸多佛寺，东、西侧有河流经过，说明王城的位置应在地域开阔、地理条件优越的平原绿洲。“西城”与“西山城”含义虽然不同，但所指应是同一座城。也许史料因为某种原因多加一“山”字，“西城”就成了“西山城”。

慧琳《一切经音义》“于阗”条载：“此国有山，亦名于殿，出美玉，山下有水，名玉河，河侧有城，名昆岗城。昔此城人献玉于帝，故云玉出昆岗。”“昆岗”指昆仑山，又见于《宋史·外国传》“于阗”条。昆岗城在昆岗山下玉河边，所指应即于阗王城。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近年入藏一批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出土地为丹丹乌里克遗址，即唐代杰谢镇故址。其中有三件包含“大城”字样的残片，可能来自同一件文书，记录了六城、坎城、大城的公文往来情况，还显示出坎城与大城的密切联系。一般认为，“六城”位于现在的策勒、达玛沟河流域。“坎城”在今于田县城附近，开阿孜遗址或为其故址。坎城是于阗东部的重要城镇，而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大城”应即于阗王城。

关于于阗王城，在藏文文献中还有苏蜜城、具善城、上城等多种称谓。“苏蜜城”见于《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无垢光请问经》。“苏蜜”藏文作dngar ldan，梵文还原为madhumatī。“具善城”见于《于阗国授记》《牛角山授记》《僧伽伐弹那授记》。“具善”藏文作dge ba can，梵文还原为ksemavatī、kuśalī、kuśalavatī。至于“上城”，《于阗国授记》载：“尔后，汉臣谢大使与尉迟达磨王二者为善友、瞿摩帝之上座耆那斯那建上城（gong mkhar）之弥勒伽蓝。”藏文文献常以上方指西部，“上城”可理解为“西城”。按前引《汉书·西域传》，“西城”指于阗王城。另外，“于阗”一名在藏文文献作’U then、’U ten、’U den，多指于阗王城及其所在地区，有时也指于阗王国。

四于阗王城变迁

据《汉书·西域传》前引记载，西汉时期于阗有东、西二城。字面上，“东城”“西城”可指两座城，也可指同一座城内东、西两区。若依《汉书·西域传》“······国，王治······城”的编写体例，“西城”是王城而非城中某一区域的称谓，“东城”则是另指一城。《后汉书·西域传》仅载西城，而无东城。学者认为，汉晋以后于阗疆域扩展，“大城五，小城数十”，东城之名已不适用，史书上遂不再出现。

关于于阗东城地望，以往也有不同说法。徐松《西域水道记》载，清代玉陇哈什城（今玉龙喀什镇）是于阗东城。殷晴则以阿克斯皮力古城为于阗东城遗址。本文倾向于赞同殷晴的观点，依据如下。其一，玉龙喀什镇是清代和田六城之一，当时为洛浦绿洲的中心城镇。该镇兴起于元代前后，比定为于阗东城显然不妥。其二，“东城”“西城”相对称，东城必然在西城以东。东汉以前，于阗辖境限于今洛浦、和田、墨玉县境。按西城故址在和田绿洲，东城故址当在洛浦县境。阿克斯皮力古城位于洛浦县北沙漠中，方位与东城吻合。其三，阿克斯皮力古城遗址区曾发现五铢、货泉、汉佉二体钱、唐宋钱、喀喇汗铜钱，以及红陶动物塑像、绿釉陶盖、青瓷、契丹文铜印等遗物。所见陶片多为夹砂红陶，还有少量夹砂灰褐陶和泥质陶，轮制，纹饰有水波纹、网格纹，器形有罐、碗、平底锅等。由遗物特征可知阿克斯皮力古城年代大致在汉至宋代，上限与东城年代相符。其四，阿克斯皮力是圆形城址，至今尚残存一段弧形城墙（图七）。斯坦因当年基于残墙弧度，测得古城直径约816英尺（约248.7米）。现在卫星图上测量古城直径约250米，周长约785米，与斯坦因的数据相符。北朝史料记载于阗王城周长8~9里（3700~4800米），鄯善王城周长1里（461~533米）。汉唐时期的安迪尔廷姆古城主城周长约360米，安迪尔道孜勒克古城周长约400米，尼雅南方城址周长约530米。可见阿克斯皮力古城规模虽然远小于于阗王城，但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仍属大中型城址。

敦煌莫高窟吐蕃时期佛教感通画中绘于阗故城、古城瑞像。在第231窟内，榜题作“于阗古城瑞像”。在第53、237窟内，榜题作“于阗故城瑞像”。张小刚指出，古城即故城，可能是一处旧城，不同于于阗固城。藏文《无垢光请问经》也有于阗故城（古城）相关记载：“名为苏蜜之悦意[城]、猪拔城和故城此三城，直至佛陀教法住世、一切僧伽得到供养且佛陀之迦毗罗窣堵波安在，将不会毁灭。”《大唐西域记》于阗建国传说中，东土帝子原居东界，后来统一王国，迁都中地。孙修身等由此推测于阗曾有迁都之举，故城（古城）或为于阗旧都。笔者认为汉唐时期的于阗王城是西城，假若王城曾经有过迁移，应发生在西汉初或更早阶段。西汉时期，于阗东界（今洛浦县境）有东城，中地（今和田绿洲）有西城。王城从东界迁到中地，最大可能是从东城迁到西城。换言之，东城是于阗旧都，即故城（古城）。和田绿洲地处于阗之中，环境、交通、防御等优于洛浦绿洲，迁都中地更有利于其统治。“故城”“古城”是唐代中期称谓，表明东城当时仍在使用，废弃应在唐末或更晚时期。阿克斯皮力古城年代下限晚至宋代，与此相合。

1889年，别夫佐夫探险队途经西雅夫什汗麻扎，听闻西雅夫什汗创建了大城市施里斯坦，其遗址在拜什托格拉克的北侧、和田附近的沙漠中。“西雅夫什汗麻扎”在斯坦因地图作Siyawushun Mazār，位于今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北。“施里”维吾尔语意为“城”。“施里斯坦”也许就是阿克斯皮力古城。1917年，谢彬考察和田时，看到小胡麻地沙碛起伏，状若游龙，一望无际，当地传为古营垒，遂推测其为唐于阗国都。“小胡麻地”指今洛浦县北库玛提村一带，所谓“古营垒”“唐于阗国都”应指阿克斯皮力古城。如今虽已无从考证这些传说的由来是否与阿克斯皮力曾是大城或于阗旧都有关，但可以明确，此城既非唐代于阗王城，西雅夫什汗所创亦属附会。

五结语

关于塔里木盆地周沿诸城邦，史籍虽有所载，但大都语焉不详。而相关城镇恰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厘清其所在既有益于更准确勾勒区域交通、交流情况，也有助于理解汉唐时期国家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治理体系。以往学界讨论某一城镇时，较少注意城镇之间及城镇与周边遗迹关系的勾连对比，对于城邦道里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因此，即或个别论断似乎合理，但与其他遗存联系起来看时，则多有抵牾之处。本文以于阗王城为例，尝试在研究方法上稍作改进，或许对研究古代西域其他城镇略有裨益。

作者：娃斯玛·塔拉提

来源：《文物》2024年第10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杨琪

校对：汪依婷

审订：王玉凤

责编：欧阳莉艳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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