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一架载有11名中国外交代表团成员和记者，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克什米尔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发生爆炸。飞机上11名成员，悉数遇难。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空难，而是国民党特务联合美中情局，针对周恩来总理策划的一次暗杀。
因为临时改变行程，周总理有幸躲过了这次阴谋。
4月18日，周总理阔步走进会议大厅。迎接他的，是另一轮有组织有预谋的攻势。一众美国的拥趸，争先恐后地向中国发难。
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包围中，周总理却用其谦谦君子的温润气质和四拨千斤的外交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再度攻下了一座坚硬的堡垒。
会后，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万分慨叹：“周恩来在会议上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会议之前他是很多人的敌人，可会议之后他是很多人的朋友。”
毛主席曾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此话，便当从万隆会议说起。
那么，国民党和亲美政府是如何对周总理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的？周总理又是怎样一次次化险为夷的呢？接下来，请跟随笔者一起领略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风采。
遭遇暗杀，幸躲一劫
1955年的世界，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国际关系中的占比狂飙猛进。
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中国作为率先实现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认同。朝鲜战争后，美国更是对新中国的力量极其忌惮，一边大力扶持蒋介石集团，一边拉拢“友好”国家，共同绞杀社会主义中国。
面对众多不友好的声音和国际强权，中国决定进一步打开国门，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善意。
1955年2月10日，中国正式决定参加将于4月18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这是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性会议。万隆会议，不再是为帝国主义分赃作主，而是为被殖民国家的独立自主增加砝码。
为了安全，新华社直到4月上旬才把周总理将率代表团与会的消息发布出去。
然而，即便是党中央小心谋划，对岸的特务机关还是提前捕获了消息。
蒋介石曾表示，他忌惮周恩来这个外交官，更甚于金马对岸的解放军。
当时的周总理因为刚做过急性阑尾炎手术，身体经不起长途颠簸。毛主席和中央决定，此次行程以飞机代步。可中国，尚没有一架属于自己的远程飞机，更没有自己的国际航线。经过商议，党中央决意租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749A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取道香港，飞抵印尼雅加达。
这一消息，被国民党情报局督查室捕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刺杀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的绝佳机会。于是，台情报机关以50万港币买通了香港启德机场一个名叫周驹的清洁工。
4月11号，身材瘦小的周驹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混入了“克什米尔号”飞机内，将TNT炸弹安装在了右翼轮仓处。这种炸弹，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专供国民党特务机关，助其实行暗杀任务。周驹之所以能不动声色地将炸药带进飞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隐蔽性。从外表看起来，这个炸弹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牙膏。
中午12时15分，飞机准时起飞。北京方面正严密注意着飞机的行程，得到其按时起飞的消息，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可到了6点半，却噩耗突至：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后坠入大海。11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和5名机组人员遇难。
随即，台湾媒体第一时间报道：“周恩来所乘专机爆炸坠海。”反应如此迅速，台湾的意图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可是，周总理让他们失望了！
出发前不久，缅甸总理吴努突然发来邀约，希望周总理能到仰光，和缅甸，印度方面就万隆会议议题进行提前商议，也可借机在仰光休养几天身体。考虑过后，周总理答应了缅甸的请求。于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行，经由昆明，借道缅甸仰光，前往万隆。其余成员仍按原计划由香港直飞印尼。
几十年过去，回想起那惊险的一天，我们更愿意相信是天意救了周总理。如果不是临时改道，中国的外交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样辉煌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克什米尔号”出发前一个小时，港英政府已经得知飞机上有炸弹，却称“炸弹不具备安全威胁性”，准许飞机按时起飞。
波诡云谲的时局下，飞机上11名中国代表团成员成了牺牲品。
身陷囹圄，化险为夷
专机失事后，一度有人劝谏周总理以安全为大，放弃出席这次会议。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
4月18日，周总理昂然迈进了会议大厅，似乎针对自己的暗杀事件从未发生。他的脸上，尽是波澜不惊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然而，躲过一劫的周总理，离万事大吉还相差甚远。会场上的风刀霜剑才刚刚开始。
万隆会议共有29个与会国，其中，只有6个国家是中国的邦交国。其余的，大都与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或者说，他们是美国安插在这次会议中的代言人。
早就学会了美国那一套说辞的各国代表，很快就对社会主义中国展开了口诛笔伐。周总理，霎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有意思的是，率先向中国发难的是今天深受美国荼毒的伊拉克。伊拉克外交部长法蒂尔·贾玛利将苏联干预东欧，中欧一事，上升到整个共产主义层面。他直言：“共产主义是新兴的殖民主义。”“世界上存在着三股扰乱和平及和谐的国际性势力，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
锡兰总理更是大放厥词：“当前亚非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联合美国反对苏联。”
一场本来旨在促进亚非拉团结和民族解放的会议，在美国的远程操纵下，成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大会。
对于这一切，周总理似乎已经有所预料。坐在台下的他，除了偶尔紧蹙一下眉头，并没有多少情绪反应。
虽然此次参会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历史背景却不尽相同。有些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下，和资本主义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甚至骨子里的血脉，也已经被资本主义深深地晕染。有些国家在二战后，被拉上了美国的战车，成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
轮到周总理上台发言时，其他与会国家的代表似乎比周总理本人还要激动。他们纷纷等着，这位被群起而攻之的中国外交代表，会怎样拍案而起，会如何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辩解。
然而，他们都错了。周总理不急不缓得走上讲台，不急不缓得和台下300多名代表打了招呼。然后，说出了那段名留青史的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联合而不是来打骂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列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差异在我们之间显然是存在的。”
各国代表均未想到，面对对共产主义的联合绞杀，周总理竟会如此镇定，坦荡。会场里的掌声，从稀稀落落，变成排山倒海。
紧接着，周总理分析了各国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大家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的劫难和痛苦。对此，他呼吁各国，应从殖民主义的劫难和痛苦中找配合的底子，这样大家就容易相互理解和尊重，而不是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只有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正是因为周总理毫不回避各国之间的差异，这次会议才没有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演变成意识形态的对抗。
“求同存异”的中心思想将会议拉回了正轨。
尽管如此，既然是别有用心，对方又怎会轻易被说服？锡兰总理再次向周总理发难：“台湾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将它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各国的共同管理之下。”这，踩到了中国的底线。
这样的言论，任何一个有民族良知的中国人听到，都免不了怒火中烧。可当时的周总理，竟然面若平湖，不发一言。锡兰总理想当然地认为，周总理被自己置在了尴尬被动的境地。
但令人惊讶的是，仅仅隔了一夜，这位自信满满的锡兰总理竟然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委婉地表示，自己无意将会议引向分裂。
原来，在头一天的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将锡兰总理留了下来。两人进行了一场私人的长谈。周总理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对锡兰的钦佩，盛赞其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所做的不屈努力。之后，他再次强调了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新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态度。
私人的对话比大会上的公开发言更亲切，也更深入。这次谈话，增进了两位总理之间的互相了解，也拉近了两个国家的距离。
就这样，周总理另辟蹊径，巧妙地化解了一次危机。
硕果累累，打开局面
在这次为期一周的大会中，周恩来总理共参加了16次会议，会后约见各国代表近10次，参加大型活动近15次。或舌战群儒，或折冲樽俎，周总理用自身的人格魅力让代表们看到了新中国的大国风范。各个国家的傲慢与偏见，也在周总理的谈笑间，逐渐灰飞烟灭。
中国外交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会议前，只有6个与会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会议后到1959年，短短的4年里，就有尼泊尔，柬埔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个国家与中国建交。1960年至1964年，又有加纳，老挝等14个国家与中国建交。
万隆会议打开的新局面，直接为中国重返联合国打下了地基。如此，才有了毛主席那句“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
如果说和亚非拉国家建立友好邦交关系，是中国代表团的既定目标，那么和美国建立起新的对话通道，便称得上是意外之喜了。
周总理在接见八国代表时表示：“中国不会同美国开战，中国愿意同美国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同时缓解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此话一出，就连非常亲美的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都被周总理的气度和真诚深深折服。
这也直接促成了4个月后的，中美华沙会谈。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次大使级别的会谈，正是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前奏。
从踽踽独行，到朋友遍天下，周总理的真诚，睿智，谦和，包容，以及大局观，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常用常新的利器。
法新社在报道中这样评价周总理：“他是整个会议上最受欢迎的人物，他那义正言辞的语调、温和的演说，还有他所做出的每一个承诺，都让每一位跟他交谈的人为之倾倒。”
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在周总理的积极斡旋，见招拆招下，万隆会议免于成为被美帝利用的工具。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该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战后的世界，急需扩大和平与统一的战线，而非陷入零和博弈的死局。
最终，万隆会议以求同存异为指导精神，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涵盖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等最事关国民利益的议题。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更是在周总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
万隆会议是二战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个里程碑。时至今日，国际关系风起云涌，万隆精神仍然是各国把握外交航向的指南针。更是中国在外交风云中的定海神针。
周恩来总理一生没有孩子，他曾说：“全中国的青年都是我的儿女。”今天，华夏儿女们，满怀感激，心潮澎湃：“这盛世，如您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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