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2日举行的2024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珺发表题为“数字时代的金融变革与适变”的演讲。全文如下：
各位嘉宾、各位同事：大家好！
当今世界正从工业时代迈向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变革和数据要素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社会，数字经济及与之对应的数字金融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变量。如果把目光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观察当时的IT业发展后，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悖论”：即我们到处都看得到计算机，但惟独在生产率的统计上看不到。这或许是传统统计捕捉新技术的效力不足，抑或许IT等新技术是生产力表层下的“静水深流”，在总量没有大变化，甚至传统总量指标被拉低的情况下，从内部、底层增进人类的文明和福祉。
我曾与同事研究过数字经济，特别是数字商业对GDP统计的下拉作用，因为中间环节一定程度上被减少，甚至去除，以及互连性的强化和广域泛载，使得结构性指标和数据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工业经济的很多内容，终端数字被降低、被拉低也是技术使然、科技使然、效率使然。所以，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在关注总量指标变化的同时，同样还应关注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给金融结构、金融范式、金融理论、金融实践带来的根本性重塑。我体会，至少有以下几个新趋势。
第一，科技创新成为生产函数的核心要素。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土地、人力、资本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这三项要素基本通过线性或平行的方式组合，在不同阶段或不同领域，其中的某一要素可能在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函数的展现方式以及迭代方式，演变为科技居于中心，相当于乐队的指挥，资金、人力、土地、数据等其他生产要素按需组合，相当于不同的乐部和声部，形成了科技驱动的集合体。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本身也在向更高速的轨道切换，例如我们看到近年来AI芯片算力实现了对摩尔定律的突破和扩展；同时，原发性、颠覆性创新的倍增效果正在被极限拉大，“赢者通吃”越来越成为科技产业链上的常见叙事逻辑，正如加速回报定律（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所揭示的那样。与这些变化相对应的，是金融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金融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能只把科技当作工具或催化剂，更要把科技与金融全面融合进全要素生产率，推动“Fintech+Techfin”的一体化。
第二，金融市场结构更趋于复杂、多元。数字经济浪潮下，信贷、理财、保险等金融子市场之间的分隔被不断打破，子市场间的联动和竞合在增强，传统存贷业务和数字金融产品之间形成复杂的“分流”与“反馈”的网络。在现有市场之外，数字技术发展使得金融更多微循环、微生态创新成为可能，例如一些国家或地区利用区块链推进现实世界资产的代币化，建立数字资产与传统金融资产的联系。未来，多元层次、互相交织的金融市场可能会演变为多维矩阵式的复杂系统，也将给货币政策带来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例如货币创造多元主体的“内生性”转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数字化”重构，CBDC的工具属性和传导变化，等等，进而要求金融调控规则更好适配新经济形态、新金融模式，实现政策工具的“数字升级”，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数字加固”。
第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需特征出现颠覆性变化。在供给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将促进金融机构所有线性流程和非线性流程的高度整合，推动一场“金融新质生产力革命”，不仅由“二八定律”转向兼顾“长尾效应”，延伸金融服务广度；而且推动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高效融通，拓展金融服务深度。在需求端，数据要素和AI技术或将通过规模效应和“干中学”的机器学习模式，颠覆传统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形成“越用越好用”迭代升级的客户感知，塑造金融需求新曲线。与此同时，供给和需求的时空特征也在发生变化，产品设计与需求捕捉的联动更加高效，金融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环节日趋重合。应对这些特征变化，要求金融机构实现经营管理、服务模式、价值曲线等全方位地适应性再造。
第四，数字经济推动不一样的全球化。相比于工业经济时代主要依托原料进口、市场拓展等外在因素所驱动的对外开放，数字时代的开放更多由科技创新、数据要素等内生因素所驱动，其天然具备开放与互联的基因，构建起了全球交融与链接的底层逻辑。因此，尽管一段时间以来，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但这只会是阶段性的干扰和噪音，开放融通的大势不可阻挡。尤其是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关乎人类发展的重大命题，解决方案没有国别版本，只有共同方案，甚至只有全球一体化方案。在此背景下，金融领域的开放也应超越单一客户、单一业务、单一区域，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和平台型开放，以强化对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和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等框架体系的共商共建，进而为数据、技术、文化等无形要素的交流融合创造丰沃土壤。
此外，数字时代的金融风险曲线亦将呈现新特征。科技变革也会推动金融风险形态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在传统安全领域之外，信息、数据和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急剧攀升。例如，网络攻击已成为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其组织体系化、技术尖端化、频率常态化、利益显性化的特征日益显著。特别是金融机构作为数据、信息、资金等要素的交汇点和富集者，正成为网络攻击的“重灾区”，一些大型金融机构遭遇的攻击已经需要以亿数量级为计，由此引发的网络安全事件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为此，金融风险防控的理念和体系都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
置身于数字经济浪潮中，金融业需要积极适应变革、拥抱变革，激发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构建功能完备、结构合理、安全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
一是金融经营管理模式的再塑造。适应金融市场“强联动”与“微循环”发展新趋势，金融机构应该全面深入调整资产负债表形态，创新数字经济下的服务模式，在传统商行业务基础上，焕发现代金融业务的活性与韧性，积聚更高的经营能量；同时，管理活动需与经营活动相关要素紧密结合，做到“无经营勿管理”，避免落入“安全驾驶零公里”的空头管理中，尤其是当前科技已对社会价值网络深度再造，环境、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任何一点都可能对企业整体价值带来重大影响，要求金融管理目标更加网络化、极致化、精确化、实时化。
二是金融大数据应用的再突破。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AI大模型的造物，特别是AGI和ASI，之所以能获得向人类不断逼近的认知力、判断力、决策力，关键在于对数据的挖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面对正以指数级增长的数据资源，金融业应该进一步打破数据孤岛和数据碎片，有效集成和提炼各类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形成更高维度、更高质量、更多来源、更多场景的数据积累和交叉检核。同时，在金融理论和实践中探索数据确权、评估、交易等数据“生产条件”的优化方式，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
三是工程化风险管理体系的再构建。面对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风险关联网络，传统基于规则经验和事后反应的风险防控模式显然付之阙如，亟须强化精准捕捉和有效定价风险的能力体系建设，形成高效识别、定价、交易和化解风险的工具箱与策略集，构建工程化、结构化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更好支持风险全景监测、前瞻预警和智能控制。此外，要进一步关注网络风险、气候风险等新型风险的防范和应对，延展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边界，降低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四是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再提升。数字变革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升级优化开启了我国深度融入国际金融治理的机会窗口。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最大的数据库，是用户案例和使用案例的最大生产者之一，要主动参与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新兴领域标准制定，推动国际金融治理规则共建共享，强化金融协同联动，增进全球金融体系能级。以大数据、区块链、广域互联、无边界支付等技术为依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变革，突破地理边界，构建基于数据的全球协作链接，助力金融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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