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又一批学子走进大学，开启新人生新阶段。即使进入顶级学府求学的青年学子，也会有很多困惑、疑问。
9月7日，在北大社会学系的开学典礼上，该系助理教授张哲，面向北大社会学系新生谈了一个重要问题：身为大学生，在精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社会现实的问题？
张哲借助《激情、技艺与方法》一书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实证研究的部分，越来越追求“科学化”，但科学化并不意味着“去人格化”。书中总结指出，虽然通往卓越的道路并无统一模版，但最优秀的这些学者都具备三项重要特质：丰富的人生阅历、饱满的研究激情以及愿意承担智识和职业上的风险。以下是演讲原文，转载自北大社会学系官网。
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张哲。很荣幸作为今天的教师代表发言，也很荣幸，我担任了2023级社会学系本科生的班主任。做班主任呢，有一项工作就是要跟同学们谈话。陆续已经有一些同学来找过我了，大部分就是随便聊聊天，顺便问一些跟保研、双学位、或者今后就业相关的话题。大家好像都挺着急的。
但昨天上午，有一位同学到办公室找我，她问了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她说她对很多社会议题、社会现象都非常关注，例如性别对立、性少数人群、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等等。但她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做不了，而且觉得自己关注这些太多，会有很大的“情绪成本”，所以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学一些文学、艺术类的课程，让自己解脱出来。但她又担心，如果真的这样，自己会因此变得消极和冷漠，似乎有违她选择社会学的初衷，所以她觉得特别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咱们社会学系，或者广义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同学中可能相当普遍，我们今天不如就聊聊这个话题吧。
我很能理解那位同学说的，关注现实社会的“情绪成本”，甚至有同学担心自己会“政治性抑郁”。毕竟，放眼望去，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每时每刻，包括现在，都有着无穷无尽的苦难和悲剧。我们关注它们，很可能会因此感到焦虑、悲伤、无力、愤怒、甚至恐惧。况且人们的注意力和同情心都是那么有限，我们的精力也非常有限。每天都有那么多日常的任务要应对，要卷绩点、要做学工、要健身、要社交、要恋爱。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的去关心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或者是探究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呢？所以有同学觉得应该适度屏蔽“远方的哭声”，坚持实用主义，该卷绩点就去卷；或者我们可以追求“小确幸”，用一些能够感受到的、当下的、即时的幸福，去对抗外部世界的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防御机制。但要真这样做了，为什么大家又觉得有点不甘心呢？在座的既有本科新生，也有已经进入硕博阶段的初级研究者，那么，做一个好的社会学学生，或者是未来的社会学家，我们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去关注社会现实呢？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叫Richard Snyder, 他和另外一名合作者采访了20世纪特别重要的一些政治学家，他们用访谈的形式写了一本书，叫《激情、技艺与方法》。受访人包括巴林顿-摩尔、罗伯特-达尔、亨廷顿、詹姆斯-斯科特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然后Snyder还开了一门课，就专门讲这十几位学者的人生经历和他们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我当时是抱着混学分的心态选了这课，觉得不就是听点人生故事么。但一学期读下来，我非常喜欢这门课，觉得收获很大。
近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实证研究的部分，越来越追求“科学化”，大家对因果推断、量化数据、大数据的追求日益青睐。这都是非常好的。不过这本书告诉我们，科学化并不意味着“去人格化”。通过这15位顶尖学者的访谈故事，Snyder总结道，虽然通往卓越的道路并无统一模版，但最优秀的这些学者都具备三项重要特质：丰富的人生阅历、饱满的研究激情、以及愿意承担智识和职业上的风险。我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可能是层层推进的，丰富的人生阅历激发了这些学者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又使得他们甘愿承受一定的风险。我们在座的诸位都并没有经历过、希望也不会经历这些学者们经历的那种人生——二战、大萧条、经济崩溃、纳粹大屠杀这样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灾难和最残酷的洗礼。但我们应该看到，假如没有这些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没有见证人类如此的苦难和荒诞，他们可能就不会执着于国家、军队、战争与和平、民主与独裁这样问题的思考，无法洞察人性之幽微和制度之复杂，也无法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见贤思齐，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去关注社会现实、走进田野，去倾听、去观察、去共情，跟广阔世界的人们建立联结。想要对我们所做的研究、所学的理论抱有深沉的、持久的激情，也许我们应该尝试去打破实证研究和规范性理论之间的界限，我们得坚信我们所做的研究不但对学术圈有价值，也对现实世界有影响——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增加一点点，也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点。我自己上课每次讲到顾颉刚和费孝通辩论“中华民族是一个”，我都能感到这些前辈学人的激情与智慧的碰撞。透过他们言辞之间的火花四溅，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赤子之心。他们辩论“中华民族”的定义、叩问“我们是谁”，这既是社会学家在探寻真理、在已有的智识边界上寻求突破，也是那一代知识精英在国家危亡时刻，将自己的智慧与激情投入到救亡图存的使命中去。
所以，想要成为一个卓越的社会学学者，在道德上的考量之外，仅仅为了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我们也必须以一种诚挚的心态去关照社会现实，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如果仅仅把我们的研究当作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们大概率会陷入专业主义的铁笼，无法获得这种持久的激情，更别提在专业或智识上承担什么风险。
当然，话说回来，同学们，即便你热情地关注甚至参与社会现实，并因此获得了饱满的学术激情，这也并不保证你一定能成为卓越的学者。毕竟，想成为那样的学者，可能还需要你有天资、够勤勉、有自我约束的意志力、旺盛的好奇心、独到的创造力，大概率还需要一些好运气。但这些是另外的话题了。不论如何，我们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未来中国的社会学家，我们学习知识、做研究的初衷肯定都不止是为了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追求生活中的小确幸。行行重行行，既是我们的方法论，也应该是我们的世界观。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它的英文表达是，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直译就是“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确实很有趣，这句话最早是老张伯伦----那位著名的英国搞绥靖政策的首相张伯伦的父亲----在一次演讲中先使用的。但英国人都认为这句话是一位英国外交官从中国学来的，说这是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有趣的点在于，我们从来找不到对应的中文谚语。英国人认为，这是一句中国人的反话，它表面上是祝福，但实际上有点反讽。因为无趣的时代才可能是比较岁月静好的，而“有趣的时代”常常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可能是时代洪流，甚至惊涛骇浪。但今天我在这里并不是当作反话使用它，我真诚地祝福各位都能够成为成功的社会学家，因此，愿你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并且拥抱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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