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授予31名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将官衔，其中朱德为上将，周恩来等10人为中将，左权等20人为少将。周恩来虽然只是中将军衔，但享受的却是上将待遇。
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
1924年11月，刚刚旅欧归国不久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年26岁，在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历任政治部主任中是最年轻的。在周恩来之前，国民党元老戴季陶、邵元冲都当过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年轻有为的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以其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颇得黄埔师生好感，这也为他日后在国共两党多次谈判中担任中共首席代表奠定了基础。
时值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周恩来得以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进入国民党培养军官的摇篮黄埔军校，并出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直到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才完全离开军校。周恩来前后领导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近两年时间，政治教育工作干的非常出色，军校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校长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在国民政府担任的第一个军职，曾于1925年2月随第一、第二期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同年9月，黄埔军校实行校、军分离，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但仍以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身份，继续领导军校的政治工作。此后虽然离开了黄埔军校，他的军籍却一直被保留着。
长征时期周恩来与毛主席、博古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12月25日，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大举南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值此抵御外辱之际，国共两党终于迎来了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原红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0月，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出任新四军首任军长。
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将领，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原则，先后被国民政府授予了相应的军衔。共有31名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被授予将官衔，其中，朱德为上将，周恩来等10人为中将，左权等20人为少将。
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首席代表和叶剑英一起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判。由于早年曾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与不少国民党高层熟稔，甚至有些人还是他的学生，因此赴南京谈判，周恩来堪称是不二人选，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国共谈判也取得了成功。
身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军服的周恩来
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授予周恩来、叶剑英中将军衔。周恩来长期以来并不曾掌兵，在黄埔军校近两年，担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是文职，但编制上却是军职。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当时，正是国共联合抗日时期，蒋介石对于周恩来过去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一直都是高度肯定，有意让周恩来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几次指示陈诚，希望能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但均被周恩来婉言谢绝了。
不得已，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亲自出马，力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仍婉言谢绝，他说：我做了副部长可能会引起两党摩擦，此任实不妥当。蒋介石为让周恩来放心，也为了表示自己极大的诚意，当面表态说：当了副部长好在两边调解，副部长职权可以明确规定，易负起责，编制人事问题未定，可以商量。周恩来还是没有当即答应，经请示中共中央，得到同意后，这才接下政治部副部长之职。
周恩来与叶剑英
因为周恩来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虽然是中将军衔，但享受的却是上将待遇。过去和周恩来一起在黄埔军校的其他高级教官，比如刘峙、白崇禧都当上了陆军上将，他们在黄埔军校时的级别比周恩来低得多，但长期在军界任职，因此军衔比周恩来高实属正常。不过，周恩来后来还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陈诚和副部长黄琪翔都是陆军上将，因此身为副部长的周恩来，军衔还是中将军衔，但享受的待遇，必须是上将级的。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中将的月薪水为160大洋，但周恩来每月却实领240块大洋，这是上将的月薪水。可见，国民政府对于周恩来的待遇标准，就是按照上将级的。
不过，对于这一笔国民政府给予的数额不菲的上将待遇薪水，周恩来却并没有留作己用，而是一文不留地作为党费上缴，自己则与长江局其他同志一起，过着与延安一样的供给制生活。当时，中共长江局办公楼内住有2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出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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