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朋乐

著名作家王军先生的著作《司马相如西南行》，近期已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西汉时期文化名家、辞赋大家、政治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为线索，向我们系统展现出司马相如的人生轨迹，读来令人酣畅淋漓、回味无穷。作为是书的读者之一，笔者在此谈谈几点读后的心得体会，并对是书在西南文化研究领域的作用和贡献略作阐发，管见所及，有以谅之。

以司马相如的视角还原西汉王朝经略西南的历史细节

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辞赋大家，他不仅文采斐然，更是儒家思想的坚定拥趸。他的一生最为后世所熟知的，是其与临邛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以及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诸如“汉赋四大家”之一、“赋圣”、“辞宗”这些称号，均是后人对其在文学史上突出贡献的赞誉。然而，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似乎掩盖了司马相如人生中另一项贡献——作为汉武帝的使者出使西南。

王军近作《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就是目前少有的、重点关注司马相如这部分经历的文学作品。是书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再现了司马相如的传奇人生，并以司马相如出使西南为线索，还原了西汉王朝经略西南的诸多历史细节。

西汉时期，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活跃着许多的族群，建立起来大大小小的邦国有数十个，其中在史籍中留有名称的有：夜郎、滇、邛、徙、笮、僰、冉駹、斯榆等。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但此时帝国的势力，尚未完全深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到了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后，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如何有效地治理广大的“西南夷”地区、维护帝国权威，成为摆在汉武帝面前不得不解决的政治难题。

《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共分为六个章节，以司马相如奉诏出使西南为主线，展开对司马相如人生的全景式描摹。汉武帝时期，国家的综合实力达到了顶峰，为了广纳贤士，武帝频繁召见那些在某一领域具有深厚造诣的人，将其留在身边，商讨治国之策，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均由此脱颖而出。作为蜀地的“文宗”，司马相如早年就曾撰写过《子虚赋》，武帝看到这篇作品后非常喜欢，于是立马召司马相如进京。在京期间，司马相如又作了《上林赋》，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各种奇珍异宝，展现了天子之苑囿的恢弘气势。凭借着《子虚赋》与《上林赋》二篇格调巨丽的作品，司马相如的才华备受武帝赏识。

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司马相如以中郎将的身份，受武帝的命令出使“西南夷”，正式开始了经略西南的历程。《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也分别用“蜀郡主人和贵客”“山河岁月西征路”“寻找南方丝绸之路”等多个章节，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系统梳理。经过司马相如等人的苦心经营，汉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了郡县，犍为郡治僰道县（今四川宜宾）、越巂郡治邛都县（今四川西昌）、牂柯郡治故且兰县（今贵州黄平、贵定一带）、益州郡治滇池县（今云南昆明）、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县）等七个行政单位，将西南地区牢牢控制在了帝国的疆域之内。

作者行文流畅自然，笔触细腻，对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将人物传记与山川风貌交相呼应，令人如临其境、身临其事。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虽然以司马相如出使西南为主要线索，但作者并未仅仅局限于对司马相如的事迹进行描述，而是将诸多西南地区重大的历史进行串联，如：李冰治水、修建五尺道、秦移民巴蜀、夜郎自大、唐蒙征伐西南、文翁治蜀等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均被作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以更宏大的视角展现了秦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的社会治理。

当然，作者对史料的甄别和取舍也颇为审慎。由于年代久远，有关司马相如生平事迹的部分细节已不可考，作者在写作时对此类史料多持谨慎态度，不轻易下结论，而是尝试比对不同版本，合理推测，给读者以想象空间。对于司马相如的一些脍炙人口的轶事，如“凤求凰”“卓文君私奔”等，虽然难以尽信，但作者以文学作品的口吻巧妙转述，并附以简要考证分析，这样既增加了文字的张力，又不失史实作为依据，为我们展现出西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壮美画卷。

以细致严谨的考证勾勒出南方丝绸之路的繁荣

《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对司马相如经略西南的描述是全书的重点，而在这一部分中，尤其令读者感到倾佩的是作者对“南方丝绸之路”等古代道路交通细致入微的考证。

所谓“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贵州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牂牁道、博南道、旄牛道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道路纵横交错，构成了西南地区对外交流沟通的交通网络。

然而，由于相关史料丛错复杂，学术界对于“南方丝绸之路”上古今地名、具体线路走向，甚至不同时期道路的名称等问题都有着不小争议。王军在《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中，对“南方丝绸之路”的考证颇见功力，力求展现出司马相如生活的年代“南方丝绸之路”繁荣的景象。据笔者统计，在有关“南方丝绸之路”的章节中，王军用到了《竹书纪年》《尚书》《礼记》《诗经》《山海经》《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资治通鉴》等十余种史料，可谓旁征博引、用力甚勤。

汉武帝时期，正是“南方丝绸之路”对外交往沟通日臻完善的阶段，其中有两位历史人物，对这条交通线路的开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位是汉王朝的中郎将唐蒙，另一位就是其继任者——司马相如。通过考证作者认为，今天我们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道路，在秦汉时期被称为“蜀身毒道”，由北路的西夷道、南夷道，以及南路的博南道组成。具体而言，西夷道是司马相如修建的灵关道，连接了旄牛道，大概路线是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凉山，通往云南大理，在大理与南夷道汇合；南夷道的起点在僰道（今宜宾），经过夜郎、牂牁一带，可到达云南、广东等地；博南道的路线从大理西行，经滇越（今腾冲），从德宏、保山、瑞丽等地出，抵达缅甸八莫，再从八莫可抵达印度阿萨姆地区。

毫无疑问，“南方丝绸之路”的不断开拓和完善，与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至迟到了两汉时期，葡萄、海贝、宝石、水晶、珍珠、琥珀、翡翠等产自域外的商品就已经出现在了西南地区的商品市场上；同时，产自西南地区的蜀锦、蜀布、邛竹杖、蒟酱（即蒌叶）等商品，也通过特定的交通网络传播到四面八方。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博览群籍，广泛查阅了与司马相如开辟“南方丝绸之路”相关的正史、野史、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同时也参考了大量前人研究成果，如：蒙文通、鲁迅等人的相关著作，并将这些复杂的史料和专业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这些道路的名称、走向原本十分复杂，在史书典籍中的记载也各不相同，但经过作者通俗化、大众化的处理后，读者更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南方丝绸之路”的样貌，使得普通读者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南方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

值得赞赏的是，王军在搜集、筛选史料的同时，并没有局限于文献资料，而是广泛吸收了考古发现、口述历史等新材料。比如，在介绍“南方丝绸之路”邛崃山上的“九折坂”这一处地名时，作者不仅参考了《史记》《管子》等史籍中的记载，还用到了严道古城周边战国古墓、“东汉何君尊楗阁刻石”等考古发现的材料，证实了西汉时期通向“西南夷”地区的道路是不经过大相岭的，而走的是邛崃山上的“九折坂”这一地点，通过大相岭的道路直到唐朝才开通。同时，为了增加阅读的趣味，作者以讲故事的口吻，向读者述说了西汉刺史王阳过“九折坂”时“回车不前”，以及后任者刺史王尊“叱驭前行”的故事，从侧面烘托出“九折坂”这一地点的凶险异常。

在史料运用方面，《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可谓下足了功夫，作者甄别审慎、多方考证，坚持“述而不作”，不轻易在文章中下结论，而是给予读者适当的引导，力求以真实可信的笔触再现“南方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景象。

以文学作品的灵动创造了西南文化精彩的个案解读

除了全景式展现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历程、描绘南方丝绸之路的繁盛外，王军作品《司马相如西南行》还着力于深入挖掘西南文化的精彩亮点，是西南文化研究领域精彩的个案解读。据笔者观察，《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对西南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书深入发掘了司马相如在西南地区的开发历程，丰富了西南地区汉代历史的诸多细节。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关注文翁（公元前187—公元前110年）等著名历史人物的功绩，而与文翁同时代的司马相如所作出的贡献，却并不彰显。作者王军利用自己在雅安供职的机会，多次前往石棉、汉源、荥经等地考察调研，走访民间的商路、商道，广泛收集与司马相如相关的民间文学、方志资料等难得的史料，逐渐了解和掌握了司马相如对“西南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还原了诸多历史细节。这对研究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水利、城建等历史，均具有重要价值。

其次，本书以文学作品的鲜活灵动，描绘出许多西南题材和风物意象，对读者了解西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社会样貌提供了参考。在《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西南地区的奇珍异兽、民间传说。比如，在全书结尾的部分，作者展开了适度的联想，想象司马相如途经西南地区时，遇到了“白质黑章”的般般之兽雏虞（大熊猫），促使他在自己临终前也要上书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这样的适度联想，不仅有《封禅书》等史料作为支撑，而且符合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时代背景。作者大胆地将司马相如临终前的所思所想述诸笔端，以文学作品的优雅灵动，向读者描绘出一幅诗意的西南画卷。

再次，本书关于司马相如生平和作品的考证，有助于深化对西南文学史的认识。本书虽然重点关注司马相如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但仍然大量用到了《荆轲赞》《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等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司马相如是汉代辞赋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许多名篇佳作即诞生于出使西南时期。本书对司马相如西南时期的人际交往、创作背景等进行了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汉代辞赋特别是西南辞赋的发展脉络和地域特色。

当然，本书对西南文化的解读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时期仍有许多史实有待考证，其辞赋作品中蕴含的西南民俗文化、地理知识等也有待深入发掘。此外，本书对司马相如与西南地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层面的探讨，对司马氏在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总而言之，《司马相如西南行》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以史料为基，以调查为本，再现了一代文学巨匠司马相如的人生风貌，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出使西南的人生履迹，同时也为我们认识汉代西南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王军在创作期间游走西南，探访司马相如的生平遗迹，对其事迹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最终以平实动人、细致入微的文字，为读者呈现出一个鲜活立体的司马相如形象，实属难能可贵。尤其是作者对司马相如内心世界的刻画，他的爱国之心、济世之志、对“大一统”社会的渴求等跃然纸上，令人钦佩。同时，司马相如“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的浪漫情怀，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也使作品平添了几分诗意。

王军先生近作《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视角，对西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是书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西南历史文化的认识，更为区域文化研究找到了新的切入点，以文入史、文史互鉴的写作模式，既最大程度保留了文学作品的通俗易懂，又不失史学研究的科学严谨。可以预见，本书的出版发行，必将为推动西南区域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