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在深圳创业的历程，感触颇深。从当初需要辗转一天才能抵达深圳，到如今仅需一个小时，深港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通行效率大幅提升。未来，深港两地应以改革和开放为核心，围绕科技、金融、人才交流等领域实现深度融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共同打造一个面向世界、联通内外的区域发展典范。

林克伦

1955年出生于汕头，香港华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外商协会副会长，政协深圳市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丝路青年论坛副主席，入选首批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壹

当时内地工人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而香港工人的月薪能达到500到600港币。

出生在潮汕 成长于香港

我出生在潮汕的革命世家，祖父是国民党左派，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共事，往来频繁。或许正是这种家族背景，造就了我对责任与担当的深刻认知，也让我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小时候，家乡发展落后，为了给我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父亲独自跑去香港打拼，并在那里开了塑料玩具制造厂。随着工厂不断壮大，父亲的事业趋向稳定。1973年，我中学毕业，父亲把我和家里人都接过去，正式定居香港。

父亲的工厂设在观塘工业区，那是香港的工业重镇。早年父亲来的时候正是香港经济腾飞时期，一家接一家的工厂在这片区域诞生。然而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和金融波动接踵而至，影响了香港这个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国际订单的减少，也让整个经济陷入相对停滞状态。

尽管整体经济环境一般，但父亲的工厂运作良好。我来了之后，就进入工厂跟随父亲学习，观察如何管理工厂、了解运作流程，并参与客户洽谈等。同时，我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英语，提升业务能力，以便更好地协助父亲处理外贸事务。

当时内地工人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而香港工人的月薪能达到500-600港币。工人们做得开心，工厂氛围也特别好，我经常跟工人们一起吃饭，谈天说地，不知不觉中学会了许多实操技能。

离开父亲公司 自己创业

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我逐渐熟悉外贸的运作模式，各方面能力也有所长进。

当时香港制造业经营成本逐渐上涨，且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发展工业，国际竞争变得激烈，我们附近工厂发展都不是很乐观，压力随之而来。我开始思考，能否自己创业做贸易，去闯出一条新的路来？这个想法很快遭到了父亲的反对，我是家中长子，他希望我能接班。但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依然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那时的我刚到香港没几年，除了工资外，没有太多积蓄，因住在家里，生活花费不多，所以我把省下来的钱都投入创业之中。

前期为节省成本，我便找相熟的朋友借了一张办公桌，白天在父亲公司工作，晚上就在那里创业。当时香港贸易发展局有一个资料库，里面存有许多国外公司的信息，我经常往那里跑，把对口公司资料一一拿回来。那时互联网还不普及，我主要通过传真或者电报的形式，写信发给这些公司。如果对方有兴趣或者刚好来香港，他们就会主动联系我。

后来，客户越来越多，需要做的事也变得繁杂。于是我租下一间办公室，并雇了一位兼职员工。我们的业务涉及广泛，除了熟悉的玩具，还有时装、日用品等等，只要客户有需求，都尽力满足。当时的客户以非洲的为主，我甚至还去那边开店，专门卖牛仔裤。但在非洲赚到的钱带不出来，需要兑换成黄金或者自由兑换的货币，比较麻烦。

刚开始，我在香港的社会关系和资源都有限，连粤语都讲不好，一路磕磕碰碰，所幸坚持下来终有收获。经过几年的经营，我积累了一定资本，也得到许多客户的认可和信任。记得有一次，一位国外客户经人介绍来找我，沟通好他需要的商品后，放下几十万的法郎就走了。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打过交道，能得到如此信任，我很感激。

贰

背靠深圳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我们很快招聘了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员工。他们勤奋能吃苦，对工作充满热情，也愿意主动学习。

转型实业

兜兜转转回到深圳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经济局面慢慢发生了改变。

过去，由于语言不通，外国客户通过我们代买货物，我们作为中间商，与香港工厂沟通购买，并赚取手续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许多工厂纷纷迁入内地，扩大规模，广招人才，厂家都开始直接联系客户，我在香港的贸易业务也逐渐衰落。

正思考转型时，刚好有个客户找我，下单了一笔60万元的毛绒玩具订单。我本想去深圳投资设厂，但当时深圳大部分的地已经被早来的港资企业租下，竞争也比较激烈，我感觉再去已经有些晚了。

听朋友介绍江苏扬州那边有很多工厂，我就跑去当地找了一家，并通过入股50%的形式，与工厂合作。那时内地企业很需要订单，无论多少钱，只要不亏本，他们都愿意做。一番操作下来，这批毛绒玩具的利润竟达到了35%。

这也成了我转型踏入实业的一个重要节点。凭借着过往的客户基础，我开始接收大量的生产订单。

但慢慢地，弊端就暴露了出来。某次我们接到一个来自日本客户的大订单，对方非常重视，派了三个人驻厂监督和指导，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还是不过关，效率也不高。后来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几次。

当时有关“深圳速度”的故事在全国流传着，港商老板见面都能聊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深圳的实干精神和积极氛围感染了我，于是在经营两年后，我决定撤出扬州，回到深圳设厂。

在深圳设厂

代工做毛绒玩具

我刚来深圳时，这座城市还处在起步发展阶段。走在路上，到处都在施工。有时候开车，开着开着前面的路就被封了，只能绕道而行。

起初我在龙岗租了一座厂房，但没多久，工厂外发生了工人争执，演变成一场冲突，闹得厂区不得安宁。我试图调解，却未能成功。无奈之下，1992年，我将工厂迁往宝安区福永，并创立了香港华伦集团。

背靠深圳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我们很快招聘了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员工。他们勤奋能吃苦，对工作充满热情，也愿意主动学习。

当时深圳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经常停水停电。为保障生产，我买了几台二手发电机，但设备老旧，甚至有一次还发生意外，把工厂的墙都炸了个窟窿。通讯条件也很落后，安装一部固定电话需要自己去拉线，大哥大更是天价，每台要花数万元，还供不应求。

尽管环境艰苦，但大家干劲十足。我记得那时我们常加班到深夜一两点，加班完就去附近餐厅吃宵夜。在昏黄而温暖的灯光下，大家围在一起吃着炒米粉，配上可乐，幸福在这一刻具象化。

凭借这股拼劲，我们的订单量逐步增加，工厂规模也不断扩大，员工从最初的一百多人增加到八千多人。后来，我们还将业务扩展到其他城市，在不同地方设立了分厂。

有一次，我去河南驻马店的一些工厂考察时，竟遇到不少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当年在深圳工作的老员工。这些老员工在我们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因为要回家乡结婚生子，只能遗憾辞职。见到我后，好几名员工都拉着我的手，感慨万千，说很怀念当年一起奋斗的日子，并表示希望能回到华伦工作。他们跟我一起经历过早期的打拼，也有着熟练的技术，如果分厂有他们的加入，会事半功倍。这也是我后来决定在河南驻马店开设华伦分厂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克伦在工厂考察。资料图

这些年，我们始终坚持以代工模式为主，虽然也曾考虑过发展自主品牌，但在权衡投入成本与过渡期压力后，还是选择了代工。代工利润率不高，但多年的发展下来，企业已经有了稳定的客源和订单，能保障持续运转。如今市场要求越来越严格，面对品牌商对生产成本与利润率的精准把控，我们将持续优化成本结构，提升竞争力，以稳健应对市场挑战。

叁

作为一名扎根深圳的香港人，我始终关注深港合作的未来，并多次提议充分结合两地优势，在引进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突破。

担任深圳市政协委员

关注深港发展

2005年4月，我成为深圳市政协委员，并连任了三届。

在这期间，我非常关注深圳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过去，深圳以“三来一补”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这种引进外资形式具有灵活性强、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风险小、成本低的特点，在解决劳动就业、增加外汇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促进深圳早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然而随着深圳的经济快速发展，不少企业面临着人工、土地成本上升的压力，纷纷外迁。对此，我曾提出《关于发展行业总部小区应对实体经济外迁》的提案，建议在前海或前海附近的地方设立行业总部小区，配备行业展示厅和物流仓库，让企业聚集于此。企业可以将生产线设在珠三角或北方，但要把生产最后一道工序留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这里可以慢慢形成特色小镇，像意大利生产小提琴、威尼斯生产水晶灯的小镇一样举世闻名。

作为一名扎根深圳的香港人，我还关注深港合作的未来，并多次提议充分结合两地优势，在引进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突破。

我建议深圳借助香港的人才优势，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推动香港高校与深圳在全球前沿学科上的深度合作，共同占领战略制高点。同时，深圳可在技术移民领域先行先试，例如试点允许外籍创新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并享受国民待遇。此外，应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进职业资格国际互认等，为深港两地及国际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履行社会责任

参与公益事业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深投资的港澳台及海外侨胞投资企业就一起建立了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这个非营利性民间社团在往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团结企业，沟通政府。

后来，我加入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并担任副会长，积极组织并推动多元化的活动。

在活动中，我们会邀请企业来分享经验，了解企业在经营和转型升级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并给他们提供咨询顾问、法律服务等。近几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协会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健全外资企业信息数据库，随时了解掌握企业动态，并通过专题性大型调研为企业提供深度支持，努力促进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我始终秉承服务社会的理念，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过去几年里，我加入香港慈善组织，与团队一起为内地多家医院捐赠医疗器械与物资，并在贫困地区建设希望小学。从创会至今，我们已在全国各省区市建立了三十多所希望小学。这些公益活动不仅是对社会责任的践行，也是我们力所能及尽一份心意的体现。

▲林克伦携企业团队秉承服务社会理念，捐物资办学校，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资料图

肆

与深圳的科技创新优势相比，香港则凭借其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定位、全球领先的金融体系以及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成为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

香港到深圳的距离从一天到一小时

回望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在深圳创业的历程，我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发展的速度与活力。从当初需要辗转一天才能抵达深圳，到如今开车仅需一个小时，深港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创业初期，因来回路途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我几乎都是住在厂里，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如今，条件已经改善许多，我经常当日来回深港两地。

在深圳多年的创业实践让我深刻意识到，企业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顺应环境变化，才能实现稳定与持续的成长。以前我们的业务基本上都是出口海外，如今国内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也开始将业务转向国内市场。

创业的道路充满挑战，但同样带来了收获。令人欣慰的是，华伦集团在三代人之间实现了良好的传承。我的两个女儿如今都在企业中工作，并将在未来接手。深圳作为我们的创业之地和事业起点，将会继续见证华伦集团的新篇章。

深港从“前店后厂”到深度融合发展

早期，深圳与香港的合作模式一直是“前店后厂”，随着多年的发展，深圳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科技立市”，如今已跻身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之列。华为、比亚迪、腾讯、大疆等企业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佼佼者，新兴产业如新能源车、生物医药等也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助力深圳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与深圳的科技创新优势相比，香港则凭借其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定位、全球领先的金融体系以及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成为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

深港两地应充分利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推行“一河两城”模式实现深度融合。观念的革新是关键。开放是发展的必经之路，越开放越强大，改革开放初期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对外开放是促进自身发展的最佳手段。

在金融领域，建议实行深港交易所的联合运营。例如，将深交所部分板块的运营交由香港交易所团队负责，以此借鉴其百余年的成熟运行经验，提升内地证券交易所的规范化、透明化和专业化水平。这种合作不仅能够推动内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将为香港的金融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未来，深港两地应以改革和开放为核心，围绕科技、金融、人才交流等领域实现深度融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共同打造一个面向世界、联通内外的区域发展典范。这不仅是区域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国家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

口述时间

2024年8月9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唐文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