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二嫂|侯马|回忆|小利|村主任

文/张景堂

母亲，李月英，出生于1912年3月5日。属于清末民初，民国刚刚建立。由于受封建陋习的影响，与大多数妇女一样，从小缠足裹脚，没有机会进学堂，没有机会就业，无缘社会各种活动，只能成为一个家庭主妇。解放后，参加了扫盲运动，努力学习，能认识“毛主席共产党”等好多字，以致于“文革”初期还能背诵“老三篇”。

姥姥家是侯各庄的，亦属河北省滦南县（曾分属滦县和乐亭县）胡各庄镇。母亲姊妹三个，还有一个兄弟，母亲排行老二。舅和三姨早年失去联系，和孟各庄大姨联系最多最亲密。1956年离开老家后，母亲曾于1961年从柳州回过老家，是树桐哥到北京接的。1968年又从侯马带着延祥回过老家，先后两次。大哥参加工作后还给姨寄过钱，“文革”混乱时期还去避过难。1965年大姨来过侯马，我正在曲沃上高中。两个表哥树桐树棠多次来过侯马。对父亲张广勋的历史树桐哥非常了解，在父亲申请由退休转为离休过程中，树桐哥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014年父亲102岁仙逝后，我回去过两次，至今和表哥及后人经常有联系。

母亲非常支持革命工作。上个世纪30年代父亲曾闯关东，因日本入侵东北，不满日伪统治，返回家乡。1942年成立村政权，被选为西新户村财粮委员，另刘少堂是抗勤委员，张余（张雪亭）是村主任。在日寇冀东大扫荡中忙于组织村民给八路军送鞋送袜送军粮，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开展坚壁清野等活动，无暇顾及家里的事儿，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一次有消息称，日军骑兵队朝本村袭来，情况紧急，父亲不是只想着自家的事，而是赶紧和其他干部通知村民转移。一年的口粮，母亲背不动，扛不动，就一簸箕一簸箕来回十几趟倒腾，藏进地窖。然后带着年幼的大哥追赶转移的村民，和他们一起躲到安全的地方，避免了日寇的抢劫和袭击。1962年当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支持二哥中断学业参军保卫边防；1969年当苏军入侵珍宝岛时又支持我参军，体现了母亲的胸怀和大度，彰显了母亲的自信，儿子不在跟前照样有信心自理家务。这年母亲57岁。直到1978年我转业；二嫂携亚杰离开侯马随军；俊巧抱着小利从东镇3534军工厂调回侯马；延祥稍早回归大同大哥嫂身边。时年父母66岁，哥仨亦事业有成，大哥在大同发展，二哥在广西戎军或工作，我转业到公司和父母一起生活。至此，跟随公司的变迁，都有了圆满的归宿。哥仨聚少分多形成了“大同-南宁-侯马”祖国大地上的“三地情”（亦微信群名）。大家小家终于像个家了。

小时候家境不富裕。父亲1952年离开本土，到北京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哥仨度日，我见大哥锄过地，但地里活的打理主要靠母亲，养猪喂鸡等家务活更不必说。生活节俭，从不乱花钱。记得有一次我在街上玩，来了一个卖玩具车的在吆喝，黄颜色木质间绿，很好看，我回家跟母亲说要，母亲一问，没有那么多钱，就用旧棉套换，双臂抱了一大卷还不够，只好作罢，我很不高兴。家里有一个破镐头，母亲让打铁的做了两把小铲儿，我和干妹子秀梅经常带着狗挎着篮子到地里挑野菜。父亲探家，带回了香蕉和大米等好吃的，那是我第一次吃香蕉，那么香那么甜；平时吃惯了秫米（高粱米）饭和秫米粥，还有大锅熬菜，锅边贴苞米面饽饽，第一次吃大米粥，那个味别具一格，记忆犹新。我把父亲包东西的报纸剪下巴掌大一块，贴到了当街的墙上，上面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上学也没见过，竟然知道报纸是让大家看的，潜意识里也有炫耀父亲在北京工作的意思。谁会料到，多少年后，我们聚少分多的哥仨的文章也经常见诸报端，与报纸有着不解之缘。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是在柳州度过的。缺米少油，记得每人每月供应24斤大米、1两肉、1两油、1/4块肥皂。我和二哥大多时候不吃早饭就去上学，中午吃的是菜农不要的圆白菜老叶子捡回来剁碎和大米焖的菜饭，根据季节不同有时候也用空心菜焖饭，中午放学，父亲下班，母亲就盛好了，唯独没有自己的，说“我吃饱了”。原来她是在焖好饭之前撇出一点汤喝，哪舍得吃米饭呀！长此以往，营养不良，小腿一摁一个坑，很久才平起来。为此，经常与母亲生气，只希望和我们一起吃饭。哪能啊！一次我从我碗里拨出一点饭让母亲吃，她坚决不吃，一气之下我也不吃了，上学去了，边走眼泪不住地滴到红领巾上。看着母亲越来越消瘦的身体，我们也很担忧，常为吃饭生气。二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拿来让我看，记得题目是《情绪与健康》，使我明白了，经常生气会对身体健康不利。既要母亲多吃点，又要不生气，这很矛盾。过年时，母亲做的有鱼有肉、有炒鸡蛋、有白米饭等，一家围在一桌其乐融融，没想到母亲拿出一块大米糠饼。说是大米糠，实际上就是稻壳轧碎掺上点面不放油烙的饼，吃下去不消化，是很费劲排出的。我见状，一把抢过来三口两口吃了，把米饭摆在她面前。有一次上边来人调查浮肿人群，分发黄豆，家里自然有一份，发的黄豆也大多让我们吃了。家里有一个瓶子，里边盛的黄砂糖，也有说是古巴糖的，平日里母亲一饿了，就拿出来，用小勺抿一点，一天天过去，我发现糖也在不断减少。

母亲非常勤劳。“低标准瓜菜代”年代，窗前户外有一块地，也种了菜，重要的是用父亲买的劈柴把菜地围起来的栏杆，成了晒菜的支撑佳选。南方的天很热，母亲捡来很多老菜叶子，用开水焯了晒干，储存起来，为减少饿肚子的机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北迁侯马时还和行李一起托运来几麻袋干菜，只是1963年初生活逐步好转没有吃，日久生虫扔掉了。

父亲上班的木材加工厂大门门前是进城的必经之路，路边铁丝网外有一块狭长地段，我们开发洒过炉灰，种过白菜，种过红薯，母亲经常去看管。种的白菜被鸡蛋大的雹子砸飞，收获无几。地势低，水分大，红薯长的不多，红薯秧倒是很茂盛，母亲说秧子是很值钱的，到城里卖掉。二哥找来平车，装上秧子，满满一车，娘仨有推有拉进城了。做买卖没有秤，到了市场，要买的人很多，二哥一会借这摊的秤，一会借那摊的秤，好在人们心善，一次一次借，算账也快，不大一会就卖光了。其间天气莫测，乌云压城，大家都躲到避雨处，忽而霹雳，眼看路那边电线杆被雷电摧毁，忽而暴雨。很快雨过天晴，回家了。日伪时期和日本投降后，父亲在乡村里从事革命活动，曾以卖酒作掩护，如果这算经商的话，那么这次我们娘仨一起卖红薯秧在那个年代是否也算是一次经商的尝试呢？

1961年二哥考上柳高后，在江北住校学习，生活如何也是母亲非常牵挂的事情。一次母亲买了一只鸭子炖了，又盛了一碗米饭，用布裹好，挎着篮子，带着我到窑埠，坐上小船过江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柳高在哪，母亲愣是打听到，通过门房，叫出了二哥，在门口趁热吃了。母亲心里装着的惦记的永远都是孩子。1989年，小孙儿在跟前长大，也已12岁，我也从河津调回侯马。母亲生命垂危，突然跟我说，给小利蒸一碗鸡蛋，我也没多想说他不吃，也就没有蒸。事后我才明白，是母亲想吃。可她这一辈子，直到病危，也没有说过，自己想吃什么。令我遗憾终生，接连好几年的忌日，我都用蒸鸡蛋供祭。退休后，我学习诗词创作，填词《点绛唇》以念之：

点绛唇·母亲

少米年时，

母忧儿饿儿忧母。

餐桌推阻，

惹母常心堵。

俭用平生，

岁月催垂暮，

临危处，

思孙贯注，

无己朝谁诉？

年轻时支持抗日斗争，支持父亲工作。孩子长大，又支持孩子服从国家需要保家卫国。心里想的是服从需要，想的是别人，唯独没有自己。在生命的最后，还是想着别人，又能朝谁去倾诉呢？在漫长的岁月中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哥仨养大成人。八个月大就把大孙子延祥从大同抱来了。随着岁月流失，身体也越加不尽如人意，亚杰和小利也在身边相继长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又把身心献给孙辈。母爱是最伟大的。母亲的一生，燃烧了自己，照亮、温暖和成就了别人。生命的芬芳，在一生中绽放。1989年7月20日母亲因脑溢血离开了我们。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母亲用尽一生精力业已支持的父亲迎来了新的转机。父亲的工作年限往前推进了十年。从1942年当村财粮委员到1950年当了六个村（东新户、西新户、侯各庄、高庄子、桑园、邢各庄）的支教站站长，再到1952年去北京参加公司工作。1974年62岁退休，1994年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令人特别遗憾的是母亲没能看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