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学会了上海话，去外白渡桥看落日，琼瑶在上海：红尘自有痴情者|上海市|上海话|小青|张爱玲|李庄|海上记忆|知名作家琼瑶

摘要：一生笔耕不辍的琼瑶，以一篇处女作从上海出发。

1947年12月6日，上海《大公报》第9版“现代儿童”栏目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陈喆”的短文《可怜的小青》。

文章聚焦了一个10岁的穷苦人家女孩小青：因为父亲失业，连累她早早辍学，郁郁寡欢的她为此一病不起。为了救治小青，父母倾其所有，不惜举债求医。未能完全恢复健康的小青大病初愈，就不得不外出帮佣以补贴家用。在劳碌的工作中，她再次一病不起。这次父母再也无钱买药，最终小青早早夭亡。她的父母爱她，遇到的主人也喜欢她，似乎无人可以怪罪，可这个美丽、善良的生命却过早消逝。

一个这么好的孩子，“一点过错也没有，为什么会死呢？”光看文章的主题和立意，或许很难想到，发出这声“无语问苍天”的作者“陈喆”，自己当时的年龄也不过9岁。这是陈喆的处女作。

此后，这个关注人间疾苦、始终饱含感情的作者笔耕不辍，于60余载写作生涯中，创作出70余部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在华语文化圈产生深远影响。她后来使用的笔名更为人所知——琼瑶。

而在9岁的这次发表，琼瑶将自己的处女作永远留给了上海。

翻阅这一期“现代儿童”的“小读者作品特辑”，经历战火的那一代孩子们的心灵令人唏嘘。本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儿童们的笔端，展现的本该是可爱的生活场景和与同伴相处的趣事，但除了《可怜的小青》，同一版面还同时刊出了《妈妈死了》《爸爸失业了》和《农夫苦》等作品。光看标题，便知都是对沉重社会现实的叩问。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琼瑶一代人所经历的现实。

琼瑶1938年生于成都，于战火纷飞中度过童年，父母带着孩子们从四川逃难到父亲老家湖南。当战火烧到衡阳时，躲在山洞里的一家人被一个日本兵发现。日本兵当着琼瑶父亲、爷爷以及孩子们的面，差点强行掳走琼瑶母亲。

在逃难路上，琼瑶目睹过路边的尸体，乘坐过拥塞了难民的车厢。而在他们的小家庭里，弟弟的失踪一度让父母绝望心碎，目睹母亲步入水中没顶的场景成为琼瑶挥之不去的梦魇。虽然最终全家死里逃生、侥幸团圆，但琼瑶坦承：“我的成长，一直是坎坷的；我的心灵，经常是破碎的。”

直到琼瑶的父亲陈致平被迁至四川宜宾郊区李庄古镇的同济大学“公共科”延聘为讲师，并在附中兼课，此后抗战结束，随校从李庄迁回上海后，琼瑶才度过了一段平安的日子：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

同济大学始于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沪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初创时期校址在今凤阳路，后来校方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南、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西购得12亩土地，建起校舍。学校将校舍外一条新辟筑的马路命名为宝隆路，即现在的陕西南路。

随着淞沪铁路建成并方便了江湾到上海市区的通行，同济大学选择在吴淞建校园，从1919年开始动工兴建。但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淞毁于兵燹，同济大学只能一路搬迁，先后辗转沪、浙、赣、桂、滇等地，1940年迁至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办学。

1940年代，长江边上的李庄码头。《发现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曾是剧变年代的中国名片》，学人微信公众号

1946年迁回上海以后，因吴淞的校舍已毁，校方只得为师生另觅他处。

当时，为解决教师住房问题，陈致平一家入住学校租用的外滩礼查大楼（即浦江饭店，今中国证券博物馆）附楼金山大楼内。这里的部分房间被当作教师宿舍使用。

琼瑶记得：

“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上海生活水平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地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

琼瑶母亲出身大家，“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即陕西南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

父亲固守清贫和骄傲，对孩子们的教育一点不放松。琼瑶被送到上海第十六区国民小学，即如今的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就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被分配到三年级。”

虽然天资不错，且从小被母亲口授唐诗，阅读能力也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而且因为讲的是一口四川话，与说上海话的师生格格不入。敏感的琼瑶记住了，孩子也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地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

种种不适应，让初来乍到的琼瑶直呼“真是苦极了”。只有站在学校走廊上，观赏那些高年级学生的壁报时，她才觉得雀跃。她迷上了写作，并为《可怜的小青》的发表欢欣鼓舞。

一年后，琼瑶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会一个人逛书店，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和落日”。（《我的故事》，琼瑶著，作家出版社）

1949年，琼瑶一家迁居台湾。

也是在这年，也是在上海，22岁的平鑫涛准备离沪赴台。

临行前，平鑫涛的母亲把二两黄金“密密地缝在我一件外衣的垫肩里，又细心地为我整理行装，含笑地说：‘等日子平静了，就可以回来啊。等事业有成了，可以接我们去啊。’”当时，平鑫涛觉得也许两三年，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来。但没有想到这是永别。（《逆流而上》，平鑫涛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1927年，平鑫涛出生于江苏常熟，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迁居台北后，他在台湾肥料公司任职，1954年创办《皇冠》杂志和皇冠出版社。

青年时在上海大量阅读的经历，或许是平鑫涛决意投身出版行业的一个动因。在自述中他提到：

“中日战争后期，我在上海读高中，正进入所谓的‘吞咽期’，疯狂地吞咽着大量的文学书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许多张爱玲的作品。时光荏苒，辗转流离，我到台湾办起了《皇冠》。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旅居美国。《怨女》很快出版，彼此合作愉快，从此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平鑫涛提到的《万象》，其背后还有一个人——他的堂伯平襟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