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为何成功？军事固然重要，这一因素更关键|军事|北伐|南京政府|宋子文

从1917年8月孙中山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开始，到1921年4月后任民国“非常大总统”，他一直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消除军阀和统一中国，但直到1925年3月去世前,这种努力屡次失败。

但是，仅仅在他去世一年，国民革命军便开始北伐，并且出人意料地仅用十个月不到的时间，即打败了长江中下游的军阀，进一步北上清除了关内的奉系势力，于1928年6月推翻北京政府。1928年12月，东北军阀张学良宣告易帜，服从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国民革命军能够在北伐中一路取胜，除了建立黄埔军校，改革军队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无可匹敌的财政实力。

获得苏联财政援助成转折点

孙中山在广东屡遭失败，部分原因在其过于依赖军阀势力，而没有自己的军队，然更根本的原因是1925年前他领导的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财政收入。

1923年2月，孙在广西和云南军队的帮助下打败陈炯明，回到广州，发现自己的命令只在广州一地有效，广东的其他部分要么在陈的余部控制之下，要么在云南、广西、湖南甚至远至河南的军队手中。

结果，他的政府在1924年上半年只征收到460 万元的税款，多半是通过商人包税获得的，而财政部长们也因为在增加税收上的巨大困难，一个接一个地辞职。

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苏俄的财政援助和军事供应为孙中山解决了燃眉之急，这里边包括1924年200万卢布的贷款，1925年价值280万卢布和1926年至少284万卢布的各种援助。

苏俄的援助，使孙有能力在1924年5月创立黄埔军校,，署新组建的部队，包括军校学生，于1925年2月和10月先后展开两次“东征”，最终击败了陈炯明和其他军阀势力，将广东全省置于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之下。

统一广东之后，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收入逐年激增。1925年全年税收超过1600万元，1926年为6900万元。

宋子文“竭泽而渔”整合广东财政

援助只是一时的，建立广东全省统一的财政体系才是根本，这是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宋子文1925年9月担任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部长和广东省财政厅长。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宋的推动下，国民党在广东建立了一个集权的、有效率的行政管理体系，能够充分调动全省的财政资源。自从宋任财政部长，仅仅两年时间，广东省的年度税收增加了十多倍，,到1927年已超过9000万元。

宋在广东的财政手段是强硬的。厘金和杂税,作为该省的最大财源,覆盖了几乎所有种类的商品和服务,且税率之高前所未见。1925年以后统治广西、后来加人北伐的李宗仁,因此如实地把宋在广东的措施描绘为“竭泽而渔”“横征暴敛”。

然而,宋的政策的确奏效。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充足收入,为国民党军队在1926年北伐并在战场上迅速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撑。根据宋子文的一份财政状况报告,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收人总额达8020万元,其开支也增至7830万元,其中6130万元(占78.3%)用于军事。

有了广东的财力支持，北伐势如破竹，在短短的几个月，就从广东打到长江流域。

蒋介石非常规榨取江浙财政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中战胜华北军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全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

蒋出生于浙江，曾于1920-1921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过经纪人，该交易所由曾做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经营，这些背景对他与那些多来自浙江的上海财阀们建立联系非常关键。

为了与蒋合作，虞很快于1927年3月创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以取代曾经支持过军阀孙传芳的组织紊乱的上海总商会，并表示他对蒋的国民党军队的公开支持。蒋抵达上海后,便采取行动清除共产党,逮捕和杀害了上百人。

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两天之后，蒋正式成立苏沪财政委员会，其中15名成员中有10位系来自上海和江苏的商业和金融领袖，并由上海银行联合会主席陈光甫任主任委员，其主要职责便是为国民政府筹集资金。

作为交换,蒋允许该委员会在任命和管理国民政府的所有财政机构上有完全的自主权。委员会的第一个举措，是在1927年4月向蒋介石提供两笔短期贷款,均为300万元贷款。更大的一项举措,是支持民政府在1927年5月发行30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今后通过提海关税率2.5%所获得的额外收入作为担保；并为此设立了一个的14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多为来自江浙的商业领袖,来管理通过发行国债募集的资金。

1927年10月,国民政府又发行了2400万元国债，仍以海关税新增收入作为担保然而，销售如此巨额的国债，对蒋和购买者都是一项巨大挑战。

对蒋来说,出售公债,及时募集足够的资金，“军政党务之命脉全在于此”；要维持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巩固对江浙的军事控制，都急需大量资金。为此，蒋在1927年5月写信求助于陈光甫：“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指出售政府公债)。”

而银行家和企业主们则试图以各种借口减少或拖延购买被分摊的公债因此，蒋不断采取强制性措施。例如,面对公债出售进展缓慢的局势，他强迫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预付1000万元以满足军事开销的紧急需求；对曾为武汉国民政府提供资金的该分行经理,以“阻碍革命”和“有意附逆”的罪名相威胁。对于那些未按要求购买足够公债的企业主,他下令逮捕企业主本人或其家人还以其曾资助军阀的反革命活动为借口将其财产充公。

这些胁迫手段对于他榨取想要的资金只能一时有效,不能成为其筹措资金的常规办法。因此.当1927年10月销售另一笔4000万元公债时,因购买系自愿行为,进展极为缓慢。身陷与武汉国民政府旷日持久的对抗,加上北伐部队出师不利，在徐州被北方军阀击败，不得不撤退到长江南部,蒋只好在1927年8月暂时辞去总司令职位，让武汉和南京之间有时间进行和解，也使自己有时间重新建立起与上海财阀之间的私人联系。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解决难题

蒋介石在1928年1月重新上台,此时的局面已大为改观，武汉国民政府成员已前往南京,加入那里的国民政府,蒋本人也于1927年12月与宋美龄完婚,成为宋子文的妹夫,最重要的是,宋子文在蒋恢复总司令职位之前,便已接受了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职位。

有了宋子文的帮助,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在1928年迅速改善。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六个月之后,通过银行贷款、出售公债以及征税，宋子文为国民政府筹集资金计达1.9亿元！

这笔巨额资金使得蒋介石再度北伐，并于1928年4月在北方各省对奉系发动全面攻势。在战争高潮期间，宋被要求每5天提供160万元。事实上，宋子文所筹集的资金远多于规定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