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瑜
行走于中国西南的苗村侗寨
——实践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十年“学徒”生涯
作者 | 黄瑜
作者单位 |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原文 |
拙文《文字与口述——都柳江流域“三王诞”的仪式实践与中介过程》有幸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5期刊出，首先需要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的辛勤付出和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章初稿曾在2022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与《社会》-CJS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社会理论工作坊“‘文字上山’与‘文字下乡’：传统中国的知识实践与日常生活”上报告，得到了刘志伟、郑振满、程美宝、刘永华、黄向春、张应强、马健雄、贺喜、段颖、巫能昌等诸位师友在文章主旨、理论阐释、文书识读、论证逻辑方面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与建议。此外，笔者也要感谢杜树海、覃延佳、张劲夫、朱忠飞、陈贵明、董乾坤、董思思、温海波等学术同好在相关学术讨论上的相互启发。回顾此篇文章的选题与写作过程，笔者串联起了过去十年行走于黔桂交界都柳江沿岸的苗村侗寨，在中国西南的山水田野中实践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徒”生涯。
一、初入村寨
2013年，当我第一次走入黔桂交界都柳江下游的侗地村寨“五百和里”时，就被江边半山坡上白墙黑瓦的“三王宫”所吸引，这是“五百和里”侗寨村民祭祀本土神明“三王”的殿宇。三王宫为清代传统的三进式灰砖建筑，正门上设戏台，两侧有供人看戏的厢楼，中有仪门，内殿安放“三王”、天帝相公等神像。如果是在中国东南地区的福建、广东等地，这样典型的庙宇建筑不足为奇。然而，这里是中国西南黔桂湘交界的、以侗族和苗族百姓为主体的乡村聚落，以吊脚楼、鼓楼和风雨桥为特色的木构建筑似乎才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建筑。在三王宫旁边，横跨在汇入都柳江的村内小河上就建有一座具有当地特色的木构拱廊桥“人和桥”。走近三王宫和人和桥，我发现宫殿内外和桥上竖立着清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来的有关当地信仰祭祀、庙宇修葺、桥梁兴修、外省商贾等活动的碑刻20多块，这些碑刻为我们讲述了村寨百姓、耆老头人、士绅官商等围绕“三王”信仰所展开的、从地方民众视角出发的历史故事。这些民间碑刻与我从传统的官方文献中梳理出来的、围绕北宋朝廷赐封广西柳州融江寨“三王庙”的疆域扩张活动形成呼应，极大拓展了我们从文人编纂的文集、地方志书中所了解到的明代万历年间“怀远猺乱”平定后，深受影响的都柳江下游苗、侗村寨地方社会在神明信仰形象、族群认同与国家观念上变化的认知（黄瑜，2015）。这种利用民间文献去弥补官方文献的缺失与不足，让我们看到更为基层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与意识观念的做法，已经是历史人类学研究传统中成功且成熟的研究模式。
图1 “五百和里”侗寨的三王宫与人和桥
图片来源：作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拍摄
后来我结识了时任三王宫管委会主任的杨盛玉老师，在他家借住下来进一步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2014年农历二月初五，由“五百和里”侗寨村民延续传统、自发组织的“三王诞”如期举行，我第一次参加神诞节庆活动，也第一次观摩最隆重的三王祭祀仪式（即文章中重点论述的“三献礼”祭仪）。当时我就察觉这一仪式过程无论是在语言、动作还是在服饰、乐器、祭品等方面，都与我在当地村寨中看到的传统有所差异。在“三献礼”仪式上，一名主持仪式的领班手拿一份文稿高声唱念，其余仪式参与者就如“提线木偶”一般、跟着一整套既有的程式“表演”。过往的学术训练让我对仪式中的文字材料十分敏感，于是我开始追溯这些文字材料的源流，发现负责轮流举办“三王诞”的六个甲中，都有若干男性长者保存了这个世代传抄而来的汉字仪式文本。而我的房东杨盛玉老师就保存着他祖父杨文彩教传的“三献礼”仪式文本，该文本由杨文良抄录，在20世纪80年代三王宫重新恢复三王祭祀仪式传统时由杨盛玉、覃宏开再次使用。杨盛玉老师对祖父杨文彩、曾祖杨传智个人生命史的追忆，以及他收藏祖先传抄的各种祭仪文书、祠堂祝文等也让我追索出一段清代侗寨“礼生”传抄礼仪文本，并将这些文本带入自己家族和村寨的礼仪活动并流传后世的故事。通过个人、家族、村寨的联结在历史时空中演进，仪式展演与礼仪文本的交互关系成为研究者能够把握现在与过去关系的抓手。这种通过进入田野点感知具体地域生活情境中接触的人、事、物，结合关键报道人的回忆、言说或阐释，将民间文献的生成、使用、流传置于具体的时空之中（即重返历史现场），从而去重构联结区域社会中具体的人物、事件、关系的历史过程是过去四十多年来历史学者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学研究特性摸索和实践出来的研究模式。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也已经得到学界的理解、接受甚至一定程度的推崇与提倡。
图2 “三王诞”祭祀活动中的侗寨“礼生”
图片来源：作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拍摄
图3 “三献礼”祭仪文书抄本局部
资料来源：作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拍摄
二、“上”“下”求索
当我进一步去追溯“三王诞”中采用“三献礼”祭仪的源流时，发现这一祭仪与明代初年朝廷制定的《洪武礼制》中所载的官方礼仪具有十分相似的结构。刘永华教授在对“礼生”的研究中已经发现，福建闽西四堡地区的民间“礼生”抄写和使用的祭仪文本中所记载的仪轨不但与王朝祭祀仪式有同构性，甚至不少祭文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官方文献。此外，笔者在2021年跟随云南大学刘彦老师前往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流域锦屏县彦洞乡瑶白寨观看当地著名的“摆古”活动中重要的祭祖仪式时，发现用西南官话高声唱念带领大家躬行仪式的领头人所行仪轨就是以三次进献跪拜为主要结构的“三献礼”祭仪。
民间仪式与官方礼仪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引发我去思考明清社会变迁中十分关键的问题——“礼下庶人”（礼仪下乡）的历史过程与机制。学界从礼制史、思想史、社会史的角度都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有从王朝国家、士大夫视野探讨礼下庶人的制度与思想背景的，也有注重民间社会“遭遇”与“回应”王朝礼仪的机制与历史过程的。已有研究让我们看到“礼”的推行与实践有一个“上”“下”贯通的过程，但打通“上”“下”的中介者是谁、方式（过程）如何、机制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仍然存在很多值得继续探讨的空间。
科大卫、刘志伟、丁何生、劳格文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宋明理学家等士绅群体、道士师公等专业仪式专家在国家礼仪与民间文化之间建立连接的作用毋庸置疑。而在“三王诞”节庆中出现的村寨中“戏师”“歌师”这类人物也促使我去思考依赖口述传统的他们如何与依赖文字传统的国家礼仪相承接。三王宫内戏台的搭建与“三王诞”酬神演戏环节密切相关，戏曲表演、祭祀仪式与歌舞演唱虽然被安排于三王宫内外不同的空间中，但是戏曲、歌唱和仪式展演一样，都可以将礼仪观念通过动作、声音传达给观看者，礼生、戏师、歌师这类中介者能够在乡村仪式活动中联结官员、士绅、商贾、头老、妇孺等各类型人群。因此，乡村中表演者的知识和观念来源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关键。除师承的原因外，汉字被习得之后所带来的知识和观念的拓展更值得注意。
图4 “三王诞”节庆活动中的桂戏表演
图片来源：作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拍摄
我去找村寨里的歌师、戏师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师承关系，发现他们不但有歌舞才艺，更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即汉字读写能力），他们不仅师承当地口传故事，更会将自己在书本上读到、外出听到和看到的各种知识和故事有选择性地编入当地的侗歌和侗戏之中。这一情况与不少戏曲资料和研究中提到的清代歌师和戏师读“汉书”、看“汉戏”后创作或改编地方戏曲相呼应，这也提醒我关注超越地方的文化与知识传统。清代著名歌师“亚华”曾是“不第秀才”的口传故事更引起了我的兴趣，亚华曾接受过传统科举教育，他改编、创作的大量民间歌谣影响深远、传唱至今，这也显示了汉字读写能力对口述创作的影响。2022年夏天，三江当地朋友邀请我去观看一场民歌演唱比赛，有两位十七八岁的侗族年轻人弹唱了当地著名的琵琶歌《劝世文》，他们手中拿着的《劝世文》歌词，就是“亚华”当年模仿清代著名的蒙学读物《增广贤文》改编的。歌唱比赛结束后，其中一位年轻人带我去拜访了教他弹唱琵琶歌的老歌师，我期待能从老歌师口中找到当年“亚华”创作歌本的线索。但老歌师坦言自己当年也是口传习得，因为自己从小念过私塾、识得汉字，才将口述的歌词用“汉字记音”的方式记录下来。我进一步发现，当前不同歌者手中流传的《劝世文》歌本并不完全一样，不同歌本包含着个人的记忆、理解与再创作，而且这与他们本人的汉字读写能力密不可分。这让我深深体会到口传过程中文字与口述“一与多”“统与分”的关系：文字能够将流传的知识或观念固定下来、拥有可以把握的稳定性，但口传活动却能够超越文字的统一性，将知识或观念进行跨越时空和语言的传播和传承，“文字—口传”的交互恰恰为这种跨越提供了更多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村寨中的歌师、戏师等就是一类能够在文字与口传、上层礼仪与下层文化中穿梭游走的中介者，仪式、戏曲、歌（戏）本则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中介物，他们的师承与创造成为中介者将知识或观念立体化为歌、舞、乐等表演形式，通过表演者的身体实践及与之相关的物象层次表达出来的中介过程。
图5 侗族青年歌手在演唱琵琶歌《劝世文》
图片来源：作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拍摄
三、理论与田野的双向奔赴
当然，田野中的感悟也与田野之外的理论阅读和思考密切相关。2021—2022年，我系统阅读了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有关文字与口述关系的一系列著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学者跟随研究对象由“无文字”传统的社群和社会状态，逐步走向使用（借用）文字或者受到周围文字传统深刻影响的社群（社会）运行状态。杰克·古迪教授对这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了长期讨论与反思，他的切入点就是讨论文字与口述的交互（interface）问题。他对非洲加纳北部罗德佳（Lo Dagaa）地区及其相邻社区的巴格尔（Bagre）神话的长期研究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文字书写与口述传统的“交互”关系。古迪指出，自己在处理口述与书写文化的关联时，总体方法是采用研究历史过程（historical processes）来解释此地此时，以及分析当下的观察来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从非洲西部地区的社会历史过程视角去理解二者在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下的互动关系。
面对具有悠久文字历史的大一统中国，“书同文”的历史过程对没有自身文字传统社群的影响自不待言，但我们也必须警惕过分强调文字作用所带来的“霸权”和遮蔽性，将文字作为社会历史记忆的唯一载体，并且将基于文字材料书写的“历史”叙述作为社会整体历史的唯一面向。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程中，文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只是短短的一瞬，人类广泛利用声音、图画、物品、行为等媒介来承载知识（技艺）、保存记忆、传播观念。根据欧洲社会文化史学者的研究，17、18世纪以来，随着书籍的普及、识字教育的推行，文字读写才从祭司、国王、大臣等少数上层垄断者逐渐进入普通的商人、工匠、农民等中下层群体。中国则是在明代中后期，随着民间出版业的繁荣发展，科举取士、商业贸易活动在基层社会和边疆地区的扩大，文字的读写和使用才更广泛地走入寻常百姓家。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藩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书籍史（book history）研究，以及近年来对清代民众识字研究的再度认识和重新推进，都提醒我们必须对能够在基层乡村中流传、保存下来的文字材料和现象保持“生成性”与“源流性”的思考，即对文字进入乡村的历史过程进行追溯，对文字与口述的关系进行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独立性思考。近年来，刘志伟教授对“倾听文字之外的声音”（刘志伟，2019）的呼吁，以及程美宝教授解读粤语说唱歌册《何惠群叹五更》希望提炼出研究说唱资料（包括文本、录音、亲身体验）的方法，都启发我们可以从口述记忆、戏曲歌唱、曲谱歌册等非物质和物质的文化遗存去寻找和探索历史过程，书写那些长期以来被遮蔽的、被忽视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在我长期开展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区域社会中，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持续收集、整理民间文书，师生合作开展多点田野调查与研究，通过整理丰富的民间文献资源来深挖地域族群文化以达致探讨整体地域社会结构变迁的联结与演进的目标。这些前期的研究经验与成果都为我理解当地普通民众的历史文化、探讨相关问题与展开理论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我也希望自己能以此类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西南研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基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范例与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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