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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国家会因财政收入不够而捉襟见肘吗？答案是肯定的！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

各种军事行动，都是需要以大量的物质财富为基础。

东周末年，周赧王向一些富商借了一笔钱，然后集结了一大批军队，准备联合其他诸侯国教训一下猖狂的秦国，结果钱倒是花了，却没有多少人理这位周天子。

随后，之前的那些富商跑来问这位末代天子还钱，可是周朝已经衰微许久，诸侯国也停止了对周朝的进贡，也可见是真的没钱。

无奈的周天子只好一个人，跑到一座高台上，躲避这些要债的富商，

“债台高筑”一词就是这样来的。

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政府向民间借债的行为，不过前面那些王朝在借钱这一方面，比起满清而言，都是弟弟了。

清政府不仅擅长割地赔款，也擅长向民间“借钱”，

尤其自嘉庆、道光开始，清政府逐渐开始走下坡路，至咸丰、同治时期，财政入不敷出已是常见之事。

满清朝廷在借钱这一方面，明明白白地诠释了什么叫作“欠钱的都是大爷”，同时也把欺软怕硬的奴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借无还的政府借债，耍无赖的满清朝廷

儒家思想向来讲究一个“家天下”，这天下为一姓之祖业，这朝廷为少数人的利益小圈子，

朝廷向民间借债，从来都不叫“借”而是“捐借”，借款人也不敢向朝廷“还”而是“赏还”。

这种向民间借贷的行为大多无需利息，朝廷还钱的时候，史书上称之为“赏还”，至于什么时候还完，那就要看朝廷的实际情况了。

从现存的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一条民间商人向朝廷要钱的资料记录，而朝廷向民间商人借钱的记录到不少，专制跋扈、欺软怕硬是满清最喜欢干的事情。

对内举债时，满清总是毫不顾忌，能盘剥多少就盘剥多少，反正无权无势的普通商人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但对于在中国的那些“洋老爷”们，满清可谓是奴颜屈膝！

借了外国洋行的钱，不仅要还本金，还要还利息，一分一厘都不能少，否则那些驻扎在港口的坚船利炮足以让大清吓破胆。

据《中国清代外债史》记载：

晚清时期总借债约13.3亿两，其中约30%的钱款用于了实业经营，剩下的70%则用于军事开支或战争赔款。

当一笔钱没有产生任何的收益时，那么借的这笔钱都是负资产，大量的钱款用于填补战争，没多少国家可以顶得住。

清朝自咸丰元年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场席卷中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巅峰时期控制了清朝的半壁山河，直到同治三年才算基本平定。

巨大的军费开销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加大了对百姓的盘剥。

咸丰、同治时期，清朝政府基本是默许了地方大量举债的做法。

初期举债时，清政府尚能做到随借随还，不至于影响自己的公信力，可随着战火的蔓延，以及清政府自身的贪污腐败。

到晚清后期，朝廷的举债俨然变成了赤裸裸的剥削，跟强盗抢钱没什么区别，政府的公信力一日不如一日。

出生于1842年的晚清思想启蒙家郑观应，曾这样评价当时清政府的举债行为：

中国独无国债之名，而西方则大不同，或每年仅取子金，或分数年连本交还，隐寓藏富于民之意！

郑观应指出，中国向来没有国债一说，政府向民间借债也无利息之说，

而近代西方则与之相反，国债连本带息的还给借债人，深层寓意为藏富于民。

同时郑观应还指出，为什么晚清政府后期无钱可借：

“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

商人畏惧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又仗着这种权威言而无信，

民间借给满清政府的钱，大多数情况下，都难以回本，权且当作“为国捐资”罢了。

笔者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有文化氛围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满清“欺软怕硬”的奴性表现。

借外国洋人的钱，倒是按时按数地连本带息归还，借自家百姓的钱倒是想不还就不还，连本金都不想还。

中国文化中向来最缺少便是契约精神，而契约精神是建立在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很显然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没有这一点的。

满清政府仗着手中的权力，无视契约精神的存在，无视经济规律的作用原理，实在令人感慨中国古今之政府皆臭味相同！

其实清政府中还是有许多仁人志士意识到了，这样的借债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财政经济的窟窿只会越填越大，但也是为了弥补当前的燃眉之急，也只能饮鸩止渴。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需要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需要赔款，洋务运动也需要钱，

咸丰、同治时期的财政之所以会越来越入不敷出，只是因前面的君王留下的烂摊子罢了。

钱粮亏空的问题，在雍正时期便已暴露出来，虽然后世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盛世，但这盛世之下，也存在许多国家财政的硬伤。

最著名的莫过于嘉庆时期的大贪官和珅的落马，作为乾隆帝的宠臣，和珅所贪污的财富相当于清朝十年的财政收入，这是真正的国家大蛀虫。

其他没有被抓出来的贪官污吏，也没有被史书记载的，恐怕更是多如牛毛。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虽国库充盈，

尤其是乾隆时期，直接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贪腐现象却是越来越严重。

摊丁入亩的政策为国家带来了人口与经济的双增长，却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财政结构单一的短板。

这种极度依赖土地和人口的税收结构，必定随着国家政权的衰微而衰微，一场战争就足以摧毁清政府的税收系统。

战乱频繁，田赋税收的崩溃

在咸丰之前，清政府的税收大多以田赋为主，盐课、关税为辅，随着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大大小小的战争相继爆发，

清政府的税收结构受到了严重破坏。

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占据了清朝几乎大半江山，许多地方的田赋之税都难以为继。

农业生产随战火的四起而时兴时废，等于说是清政府的税收少了，但用钱的地方却比以前多。

战争是一个巨大的吸金兽，军队的训练、招募、扩充都需要大量的钱款作为物质基础。

咸丰、同治时期清政府的地丁钱粮征收在1000万—1600万之间；而之前的嘉庆、道光两朝的地丁钱粮征收则在2000万—2500万之间。

从数据对比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战争对于地丁钱粮的巨大影响！许多战乱比较严重的地区，譬如芜湖关、九江关、扬州关等地的田赋征税几乎瘫痪。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于地方的财政税收，也采取了放宽措施。中央朝廷对地方财政的建议是“尽征尽解”，相当于直接撤销了对征税的监督权。

只要地方财政能靠自身手段缓解经济窘境，大多数的手段都是被中央默许的！

其中最让清政府欣慰的当属商税和海关税的征收。

这两大项目的税收极大程度的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压力，也改变了自康乾盛世以来的税收结构。

在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这只“铁公鸡”才算真正开窍那么一点儿，被迫成立了一个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兴办洋务运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这些举措都直接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当清政府为财政而着急时，

除了直接向民间伸手借钱外，也开始拓逐步宽税收的渠道，税收为主，借债为辅。

厘金、关税——清政府财政危机的两根救命稻草

1854年，也就是咸丰四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第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向咸丰进言，说自己发现了一条“来钱快的路子”，可以解地方军政之燃眉，

这路子就是“厘金”的征收。

雷以諴的这条“来钱快的路子”确实有其客观基础，为什么以前的清政府没有发现这条“来钱的路子”呢？那是因为清政府还没有被揍老实，中国市场经济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于1842签订了《南京条约》

，中国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即南京条约之五口通商，此时已经离五口通商过去了十多年之久。

中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故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向咸丰帝提出征收商业税时，也是具备一定市场基础，而“厘金”就是商业税中的一种。

咸丰在听完这位刑部侍郎的建议后，觉得其中大有利润，于是“厘金”征收制度开始在全国推行起来，由起初1%的税率逐渐涨到后来的5%，有些地区甚至达到10%。

日用百货皆需征“厘金”。

同时，清政府也加强了对海关税的征收，这一时期的海关税逐步超过之前的田赋之税，海关税、田赋、厘金的税收情况如下图所示。

中国古代的税收大户一直都是田赋，宋朝时期虽商业繁盛，但依然是以田赋税收为主，重农抑商的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康熙时期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直接促进了中国人口的爆发式增长。

这种极度依赖人口与土地的税收政策，是与国家政权的稳定高度捆绑的。

而且缺乏了一定的灵活性，当战乱不断时，土地和人口大规模减少，税收也就随之减少。

于是政府借债就出现了，清朝的政府借债是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最为频繁，也最为乱象的，一方面是巨额的军费开支，一方面是几乎瘫痪的税收机构。

为了解燃眉之急，民间商人与政府借贷开始在清朝频繁出现。

政府向民间商人借债，本就是一种无奈之举，

可在清政府的字典里似乎从来都没有“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概念。

专制政府借钱诠释了什么叫作“欠钱的都是孙子”，或许是百姓没有反抗的实力。

清政府在面对洋人借钱时，则必须按时归还，否则就要被迫转让各种商业特权和港口经营权

，这无疑是直接捏住了清政府的喉咙，这份借债“担保”相当实在。

结语：

咸丰、同治时期的政府借债，是迫于战乱之间的财政危机，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确实起到了临时的缓兵之计，可也消耗尽了清政府的公信力。

以至于后来的左宗棠想要收复新疆时，举行全国的募资都不够，不得不向洋人借取高利贷款，一场收复新疆的战前军饷准备，左宗棠可谓“求爷爷、告奶奶”跑断了腿，此乃真英雄也！

国家有难之时，向民众募资军饷，本是一件极其鼓舞人心的事情，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前提这个天下必须是天下之人的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一族之天下，政府的公信力是建立在百姓拥护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专制强权。

满清的政府借债之所以臭名昭著，根本原因仗着政治强权，不讲市场契约精神，满足了自身的燃眉之急，却寒了天下百姓的心。

参考文献：

《清代地方政府》

《大清历朝实录》

《转型中的清代财政》

《中国清代外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