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长河中，独特的动物文化就是这种“中国式浪漫”的代表作
与蛙之间、与蛇之间、与鸮之间……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鸟兽，我们与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青年学者任疆以东西方研究的独特视角写下《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以下简称《此间鸟兽》）一书，探究上万年时光岁月里动物角色与意象在文物上的积淀，再借助史料的考证，一步步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
怀古而观今。通过这本书中有关16种动物的300余件文物，我们能感受到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与处世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明，延续中华文明独特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不断追问“动物意象”
上书房：我对您的学历背景很感兴趣，您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师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阙维民教授及国际著名历史遗产保护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迈克尔·汤姆兰。东西方不同的研究方法如何帮助您成就了这本书？
任疆（《此间鸟兽》作者、历史文化学者）：我在北京大学的主专业是城市规划，方向是历史文化遗产，到了康奈尔大学也是研究这一方向。
用现在的话来讲，这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历史、地理、建筑、考古等专业，这两段学习和研究经历，不仅让我得到了非常系统的学术训练，而且还培养了我跨学科的视野和综合素养。这两所学校植根于东西方文化，让我能够有意识地跳出中国人本身的思维方式，以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
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采取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远古时代，面对自然，我们怀着同样的敬畏之心，产生了原始的信仰和图腾崇拜。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们不再像西方人表现得那样虔诚，尽管我们仍然敬奉神明，甚至也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仪式，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出于现实的目的。
这就构成了《此间鸟兽》这本书的基本逻辑，那些形形色色的动物意象，都是服务于现实需要的。比如远古时代的先民们渴望多生子嗣，于是供奉蛙为图腾。太阳关乎风调雨顺，对于农业收成十分重要，于是我们的祖先基于观测，将太阳想象为金乌来加以崇拜。
上书房：阅读《此间鸟兽》，字里行间似乎看出一种“刨根问底”的学术态度，这也源自您的求学经历吗？
任疆：可以这么说，两段求学经历让我对任何事物都持有一种严谨的怀疑，甚至可以说是刨根问底的态度。当我面对那些人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故事时，一方面我会探究它的由来和演变，另一方面我会思考它背后的深层原因。
上书房：我对您“与乌之间”篇章里“羿射九日”的故事印象很深，它颠覆了我原本对这个神话的认知，这是您深入研究后的新思考吗？
任疆：是的。我们都知道羿射九日的神话故事，但大多数人不会更进一步去思考为什么天上会有十个太阳，而不是三个、六个或者九个，毕竟这些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羿射九日”最早出现在古本《山海经》里，《山海经》大约成书于周代，那时候能与十个太阳有关联的只有商代的历法。商代历法以十日为周期记日，循环往复。
后来，我以此为依据，找到了考古实证——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商朝与古蜀国一直有经济与文化上的往来，巨大的青铜神树就是中原神话中的扶桑树，神树有三层枝干，每层枝干又分出若干枝杈，在枝杈上站立着九只神鸟，树顶上原本还应有一只，这便是《山海经·海外东经》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真实写照。如果再结合上古时代以来以金乌代表太阳，那么青铜神树所反映的就是基于商代十日历衍生的神话。
至于后来为什么有了“羿射九日”，很可能是历史上出现了重大变故。对于历代王朝而言，历法是最重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王权的正统性，上自国君、下至百姓都要严格遵守。正因如此，改朝换代后，重修历法往往被新王朝列为首要议题之一。在“羿射九日”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周灭商的重大事件。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变革，周公制礼作乐，从此中华民族从神巫时代进入了礼乐文明。周天子为了确立周王朝的正统性，要否定商王朝的十日历，推出新的基于月相变化的历法，于是假托上古时代人物创造出了“羿射九日”的神话。
信仰需要与生存需要
上书房：16种动物形象、300余件文物，延拓串联起遥远的神巫时代与封建礼制，您如何理解鸟兽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任疆：鸟兽与我们的祖先建立起联系，最开始是出于两种需要，一种是直接的生存需要，比如说在农耕兴起之前，维系原始部落主要是依靠狩猎采集。对于狩猎者来讲，最理想的猎物是那些数量多、不会伤人的野鹿。因为从发现鹿群，到最后猎到鹿，都是随机的，古人将猎获鹿视为上天的馈赠，猎到了鹿，整个部落吃穿就不愁了，长此以往，在古人的思想中就会产生一种观念，有鹿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于是他们把鹿角供奉起来，甚至将鹿作为整个部落的图腾。后来鹿就逐渐演变为太平社会的象征，“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就是盛世的写照。
另一种是间接的信仰需要，上古时代，因为生产力极其不发达，所以人类的寿命非常短，也就活到20岁左右。于是，古人希望可以尽可能生得多，就像水里的青蛙一下子可以生产很多卵，孕育很多后代，这造就了原始的蛙崇拜；还希望可以尽可能活得长，甚至“死而复生”，他们观察到熊一到天气变冷就会像死了一样睡去，而到了第二年春天又会苏醒，于是产生了神熊崇拜，部落首领将熊雕刻在神杖上。
上书房：后来，“动物崇拜”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吧？
任疆：渐渐地，人们还产生了一种建构社会秩序的需要。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建立起来之后，周边国家纷纷前来朝贡，许多外来的动物就被作为贡品带到中原，比如秦汉以后在中原绝迹的犀牛、大象。汉唐时期，犀牛和大象就出现在朝廷重要的庆典场合。元朝皇帝则喜欢乘坐大象背驮的象辇巡幸。另外一些动物属于西域特产，比如狮子，我们把它类比为传说故事中的神兽狻猊，甚至还给它“插”上翅膀，使它变成辟邪、天禄，作为一种可以驱辟鬼魅的神兽，被安置在墓葬旁。
上书房：外来文化的传入和本土化，也完善了我们的文明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任疆：是的。还是以狮子为例。一方面，舞狮原本是西域的表演节目，隋唐时期传入中原后也非常受欢迎。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舞狮俑，手持拂尘的胡人戏弄由两人装扮的狮子。朝廷基于这种简单的舞狮表演，发展出了盛大的“五方狮子乐”，这是一种规格极高的庆典活动，只有在外宾来朝时才会上演。
另一方面，狮子在佛教中是佛祖的护法，我们经常可以在寺庙中的佛教造像上，看到一对狮子守护着佛祖身前的莲花灯。佛教经典中形容佛祖讲说佛法像狮子吼一样，于是自唐代以来，狮子就成了佛教寺院的护法兽。
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既然狮子可以镇守寺庙，那么未尝不能用来镇守官廨和商铺，这也是元代以后社会上十分流行的做法。这就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整个过程可以说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颠覆常识的“蛇崇拜”
上书房：蛇年将至，您说说蛇？
任疆：我们对于女娲、伏羲人面蛇身的形象并不陌生。许多年前，我们玩的游戏《仙剑奇侠传》，还有根据这个游戏翻拍的电视剧里，作为人类始祖女娲后人的赵灵儿都是人面蛇身的形象。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古便是如此，人面蛇身代表了原始部落中的蛇崇拜，并且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保留了蛇崇拜的遗迹。蛇是上古时代的图腾之一不假，但是，如果说女娲从一开始就是人面蛇身，那么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关乎原始社会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变。
实际上，女娲最初的相貌并不是蛇，而是蛙，这源于古老的蛙崇拜。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我们可以见到蛙的图案，后来随着仰韶文化向西发展，在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我们发现了更多基于蛙的造型所衍生出的图案，那个地区的蛙神信仰甚至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当地部落向东迁徙，最终定居于燕山脚下，出现了戴着蛙形面具的陶人。
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到，关于女娲的“娲”字，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其来自“蛙”。
任疆：我们看到的新石器时期的许多女性雕像，往往有一个非常大的腹部，而陶器上的蛙也有一个充满蛙卵的，甚至变形了的巨大腹部。
后来女娲从蛙变成蛇，这与她的配偶伏羲有关。实际上，伏羲的出现比女娲要晚，但是古人赋予了伏羲更高的地位和重要性，其中隐藏着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换的历史性进程。
我们所熟悉的有关女娲的神话，有炼石补天，还有抟土造人，是天地初开、世间还没有人的相对原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生育繁衍之于部落最为重要，因而是母系氏族社会。相比而言，史料中关于伏羲的传说，与八卦推演、书写记事、礼乐制度有关，这是人类社会已发展到相对高级阶段的产物。
在这个阶段，对于部落而言，最重要的是提高生产力，赢得更多部落间的支持，还有等级出现后的社会治理，因而是父系氏族社会。在这一时期，作为父系氏族首领的伏羲取代了女娲，成了主神，而女娲成了伏羲的妻子或是他的妹妹，沦为了配角。于是，伏羲蛇的形象也同化了女娲。
上书房：关于伏羲与女娲的论证，是否被业界所认可？
任疆：尽管这是一种猜想，但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同样有考古实物的佐证。在辽河流域查海遗址出土的新石器陶罐上，可以见到蛇衔蛙的造型，体现了红山文化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程。
伏羲为什么会是蛇的形象？这是因为蛇带有男性的隐喻，后来蛇成了九黎部落的图腾。对于先秦时期的部落首领，后世神话都将他们塑造为人神结合的后代，伏羲同样如此。伏羲是母亲在雷泽踩在一个大脚印上感孕而生。《山海经·海内东经》中记载了“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那个大脚印是雷神的脚印，雷神人头龙身，伏羲人面蛇身，而蛇在传统文化中又被视为小龙，显然伏羲的样貌继承自雷神。
之所以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以蛇为图腾，源于九黎部落在与炎黄部落的争斗中败北后，除了一部分被炎黄部落兼并，另一部分九黎遗民向西南迁徙，将这种信仰一直延续了下来。由于九黎部落的文明程度要高于炎黄部落，因此给后者带去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其中就包括了伏羲的神话信仰。
我的这些猜想，在刊出后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身份崛起”与“名誉扫地”
上书房：除了上述遥远的故事，在稍微近一点的时期，我们对动物的想象，是否渐渐脱离了神话？
任疆：动物文化并非亘古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每种动物的意象变迁背后，都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不断认知世界与认识自我的历史。
隋唐大一统帝国的重建，让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西合璧的骆驼载乐团游走于长安的街巷；来自西域的舞狮与中原礼乐相结合，缔造出举世无双的盛世乐章；融合了现实与神话的珍禽异兽首次出现在了官员的袍服上。唐玄宗夜游月宫，用大唐盛世独有的时代浪漫创造了流传至今的玉兔神话。市民文化的兴起，带来了唐代传奇文学的繁荣，《白蛇传》的雏形就此产生，历经后世千年的演绎，成就了如今妇孺皆知的经典。
宋元时期，市民文化进一步发展，民间狮文化迎来了高潮。然而，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引得一位诗人仰天长叹，“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使得天底下的乌鸦全都遭了殃。与此同时，在唐代备受尊崇的狐仙，遭遇了宋代的低谷，在元代又以守印大仙的身份重新崛起。另一些沉寂许久的动物意象也重新焕发生机：宋人用谐音将鹿、猴、马等动物形象组合起来如“马上封侯”“爵禄封侯”等，寓意官运亨通、福禄绵长……
明代诸帝，自永乐迁都北京后，几乎皆养豹，驯豹成为当时尚武崇德的重要表现形式，但“豹房”的设立却导致政治权力转移，那些失势官员编造出的宫闱风流事，让明武宗沦为“昏君”。猎熊跨越千年，被汉朝和清朝的皇帝皆视为彰显武力的有效手段。明清时期，讳龟风俗的出现，让龟名誉扫地，传承千年的“龟趺碑碣”最终变成了赑屃的形象。与此同时，融合了世俗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太平有象”风靡京城，洗象节成为京城里最热闹的节日之一。除此之外，拜月传统和月兔下凡救人的传说演绎出了兔儿爷文化，还有由刘海戏金蟾所演绎的招财文化，深受民众推崇。
上书房：有哪些古老的动物文化延续至今？
任疆：就说兔儿爷吧。自古以来，兔子以狡兔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后来，兔子与蟾蜍成为西王母的侍者、捣炼不死灵药的搭档，在嫦娥的“助力”下与月亮联系在一起，月中玉兔的观念流行至今。
在京城一带影响广泛的是兔儿爷。关于兔儿爷的来历，民间有两种说法：一是明代的北京城每逢八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有祭月的风俗，妇女祭月时，会给孩子们买泥塑兔子像，让孩子们祭拜；二是相传有一年北京闹起瘟疫，月宫中的嫦娥派玉兔化身为人形去消灾治病，人们根据自己所看到的玉兔样貌制成塑像来纪念它，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兔儿爷形象。
祭拜兔儿爷的习俗在清代达到了鼎盛，很长一段时间，兔儿爷成为京城文化的象征，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当日本人占领了北平，祁老爷子想道：“他的子孙将要住在一个没有兔儿爷的北平；随着兔儿爷的消灭，许多许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也必定绝了根！”至今，北京人也一直很喜欢兔儿爷泥塑。
动物文化是“中国式浪漫”
上书房：写完这本书，您还有未尽之言吗？
任疆：是的。在写《此间鸟兽》时，会涉及另外一些有趣的主题。比如在探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一骑”是何种动物时，不仅找到了源于鲜卑文化的灵异之兽“明驼”，还了解到在唐代，明驼只能用来传递紧急军情，而唐玄宗为了讨贵妃欢心，不惜动用日行五百里的“明驼使”，将数千里之外的岭南荔枝，一路跋山涉水送到长安。
但是，这并不是唐玄宗第一次这样做，在他专宠杨贵妃之前，对高力士从岭南带回的美少女采蘋十分宠爱，因采蘋思念故乡，那时的玄宗会派驿使每年将岭南的梅花进贡朝廷，以至于杨贵妃得宠后，一听到从岭南来的驿使，仍然会醋意大发，质问道：“何处驿使来，非梅使耶？”虽然这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却让我对岭南的梅花产生了浓厚兴趣。
上书房：这很有意思。您接下去还会聚焦植物，做类似“文物里的植物”这样的研究？
任疆：是的。我在讲述狮子意象时，发现许多佛教石刻上有两只狮子守护莲花或者莲花灯的形象，当我去探寻莲花在佛教中的内涵时，发现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莲华化生”。莲花不只有佛教内涵，在儒家、道教中也有多种寓意，非常值得探究。
此外，我们提到月亮上有嫦娥、玉兔，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桂树。那么桂树是如何去到了月亮上，又如何演绎出“蟾宫折桂”的俗语，这一系列传说很有趣也有着丰富的内涵。
我无法在《此间鸟兽》中展开探究和论述这些，却给我的下一本书提供了许多灵感。2025年年中，希望下一本以植物为主题切入的新著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启发。
上书房：从文物中的动物、植物中似乎发现一种“中国式浪漫”，对此您怎么看？
任疆：中国人的性格中向来就有既现实又浪漫的一面。这种“中国式的浪漫”，着眼于时代的现实之需，以无限的创意与无穷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底色。
历史长河中，独特的动物文化就是这种“中国式浪漫”的代表作：不同时代的古人基于现实的需要，根据每种动物的特点，为它们赋予了丰富多彩的角色和寓意，形成了独特的动物文化。
这一切，都定格在了珍贵文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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