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宗璞论》：作品充满了善念和柔情，对祖国、对万物爱意深沉|作家|宗璞论|小说|新书|野葫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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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语言明朗而又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

——作家孙犁

★ 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告诉人们爱的意义和尊严的价值，教会人们如何去付出爱和获得爱，如何去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宗璞先生的作品里充满了善念和柔情，表现了对祖国、对万物的深沉的爱意。

——文学评论家李建军

★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孤独的旗帜。近30年来，她在病中笔耕不辍的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它所描述的时代立言。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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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论》

何英著

作家出版社

新书介绍

《宗璞论》以宗璞作品为研究内容，包括宗璞前期、中期创作的主体置入方式，知识分子的漂泊与守望，宗璞作品的美学精神，以及《野葫芦引》的叙事分析和宗璞创作的晚期风格等形式与意义方面的问题。第一章以宗璞前期、中期五个中短篇小说为切入点，探讨了1956年末到1970年代末宗璞创作的主体置入方式。第二章通过对宗璞创作的人物与主题的分析，揭示出她创作的心理原型，即知识分子的漂泊与守望。第三章结合语言学方法，具体到声韵、格律的阐释，纵深探究宗璞创作的美学精神与文学风格。第四章、第五章，对《野葫芦引》“四记”进行整体、系统的叙事研究。第六章以西奥多·阿多诺等的“晚期风格”理论为参照系，结合中国传统关于老年写作的论述，阐发宗璞创作的晚期风格。

作者介绍

何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一级作家，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现供职湖州学院。著有评论集《批评的“纯真之眼”》《默读与倾听》《深处的秘密》，随笔集《白雪莲之幻》等。2006年获新疆第二届天山文艺奖。2013年获《文学报•新批评》优秀新人奖，入选新疆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获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2021年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

文章试读

作家宗璞

正如冯至先生所言，宗璞笔下的女性和孩子，都写得“性格多样，生动自然”。即使不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女性，相比较男性而言，也都显得更有生气、更有个性。多年创作童话的宗璞，写起孩子们，自然更是“本行本色”了。本节主要以宗璞小说中的知识女性为考察对象，探讨二十世纪知识女性在爱情与生活中的抉择，以及她们在取舍之中所坚持和守望的道德意识。宗璞笔下的女性，具有着知识女性典型的性格特征：外表文弱而内心坚强，情感细腻而又高度理性，独立自尊，能背负起人生的种种打击；拥有高雅的格调与品味，能执着追求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也能安然于家庭中相夫教子。她们令读者感到作者对人性完善提升的美好想象，对自由、人道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时隔近三十年之后，《野葫芦引》中的女主人公嵋，正如《红豆》中的江玫，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嵋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是无因在召唤她，一方面是她实在舍不得爹爹和这个家，也不愿错过新时代的变化。” 从江玫到嵋，是真实时间流逝的三十年（1957—1985），从嵋到江玫，是叙述时间回溯的三十年，历史仿佛又回到了起点。旧家淑女嵋或江玫们，仍然站在爱情的十字路口艰难地选择。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三十年之后，宗璞对这个爱情故事进行了重写。嵋仍然没有选择无因，如同江玫斩断了与齐虹的情丝。没有选择的原因，不再是代表革命、人民的“我”与资产阶级少爷齐虹的阶级矛盾、道路矛盾，而是要成全一个旧家淑女内心深处的孝道，以及向往新中国的理想主义。

《北归记》中，嵋为了父亲的肺炎，一再拖延与无因的团聚，直至最后放弃了出国。早在《南渡记》中，叙述者就暗示了嵋和无因爱情的无果。嵋丢掉了无因赠送的萤火虫手镯，这个细节预示着两人最终离散的结局。当嵋在亲情与爱情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她选择了亲情。很难想象，一个正值青春期爱情中的女孩，会做出这个痛苦的选择，与爱人天各一方了断情缘。她不必非如此不可，父亲还有小娃照料，肺炎也不是绝症。使她留下来的是“不忍”，情感上不能忍心抛下老父；理性上中国人的人伦亲情所重视的“孝”字，比爱情重得多。还有一种“爱”，是叙述者寄寓在这个人物身上的，那就是爱祖国。这成为一种隐在的思想背景，她不能去国离乡，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些综合的原因，使嵋选择了与亲情和祖国在一起。

从而与雪妍形成比照，形成善与善的冲突（潜在的）。雪妍纯情浪漫，一心扑向爱情的怀抱，并没有可指摘的。但雪妍与父亲断绝关系，是在奔向卫葑之时，不排除是为了与卫葑的进步相匹配。凌京尧不得已成了汉奸，父亲总归是父亲，父亲是爱她的。雪妍如此柔弱，却经受着人间最残酷的人性考验。她辜负了亲伦，早夭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解脱。叙述者不愿这个她钟爱的人物，永远生活在背弃亲伦的道德缺陷中。通过这两个人物对待爱情的态度，这种隐在的善与善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凸显出来。在叙述者这里，嵋代表着压倒性的伦理价值观。

傅斯年

傅斯年曾经对胡适说过：“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认为“此论甚中肯”。如果说傅斯年此论主要针对男性知识精英而言，那么，其实对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来说，这段话也是成立的。

早年曾在北平女师大当体育老师的新知识女性唐筼，在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妻子以后，就在家相夫教子，成为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陈美延（陈寅恪之女）记得，1947年4月27日，清华36周年校庆，也是抗战后返回清华园的第一个校庆，清华进步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采访一些师母。唐筼实话实说：‘妇女为家庭做出贡献也很重要……’立刻被伶牙俐齿的采访女生当场批驳。可是唐筼女士并不为之所动，这位大家闺秀的人生展示了新潮流下旧价值并非全无意义。”其实当时像唐筼这样的知识女性选择在家相夫教子的，并不在少数。这个问题放在今天，也许都不成其为问题。但在“五四”之后的中国，似乎新女性必定不能如此秉承传统，必须与传统坚决地决裂，才能证明女性的独立价值。

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

宗璞的母亲，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毕业于当时女子教育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终其一生，亦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宗璞对这一类女性给予了很高评价。《野葫芦引》“四记”中，叙述了几位这样的师母、太太，作为传统“女主内”型的形象，最典型的如碧初，贤惠、识大体，国难当头之际，贡献自己柔韧的力量，维持家庭的存续。在《西征记》中，宗璞借玮玮的日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中国妇女虽然在封建压迫下，却具有真正的伟大。她们貌似柔弱，却极有韧性，这也是水的特点……”从《野葫芦引》看来，宗璞对女性坚守传统道德中正面、积极的方面是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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