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外卖骑手交通事故频发，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外卖骑手，已成高危职业”的话题多次登上微博热搜，将平台算法和外卖骑手权益等议题推上风口浪尖。
外卖骑手的生存困境，也是身处数字经济时代每个人的困境。学者孙萍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自2017年“青椒”时期开始研究外卖骑手。在持续近8年的田野调查中，她采访追踪了200余位骑手，见证了“数字劳动”从边缘议题到被更多人看见的过程。
学者孙萍
她发现，对比“朝不保夕”，“过渡劳动”更能诠释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值得关注的是，“找份工作过渡一下”这种不稳定的劳动状态，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常态，越来越多的人被卷进类似外卖骑手的过渡劳动中，“本想找份工作过渡，没想到就这样干了一辈子。”
孙萍作品《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今年7月，孙萍的新书《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出版。近期，我们采访到了孙萍，试图了解：什么是过渡劳动？哪些职业带有过渡的特征？从过渡劳动到永久零工，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吗？
以下为对孙萍采访和书稿内容的整理。
找不到稳定工作
他们打零工“过渡一下”
我是学者孙萍，80后，从2017年开始对“外卖骑手”这个群体做田野调查。那时我刚博士毕业，赶上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万马奔腾的时期，北京的大街上每天都有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送餐员，他们紧盯着手机，工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和手机互动。
外卖骑手属于一种典型的算法化的劳动，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读博期间，我的论文就是关注中小企业的“码农”。当时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持续10年关注外卖骑手群体。
8年来，我总共发放了7000多份问卷。调研的时候我问骑手，你为什么会来跑外卖？他们经常会说“因为我想过渡一下”。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找不到一份稳定工作时，先来做骑手，当作权宜之计。
孙萍在和骑手交流
在我们收回的问卷里发现骑手的转岗率特别高。如果我们去看一个有100名骑手的站点，每年可能会有70名以上的骑手离开，这是其它任何零工行业都无法企及的波动率。
他们可能会从a平台跳到b平台，再跳到c平台，这样跳来跳去，看似他们在寻找下一份工作，实际上是陷入了零工经济的劳动圈当中，无法脱身。从这个语境上来讲，外卖骑手成为了中国广大不稳定人群当中的一员。
骑手队伍中最多的一个身份，依旧是农民工。与千禧年前后出来务工的大批农民工一样，骑手们多是通过老乡、熟人、亲戚关系等跑来特定的城市打工，占我们调查总人数比例的7成。
在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地方的骑手中，6成以上的骑手都有负债，3成以上骑手负债10万元以上。债务主要来自房贷、车贷，做生意失败比如开的小餐馆倒闭，以及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的费用。骑手群体里流传一句话，跑外卖是拿命换钱，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会去送外卖呢？
城市里四处都有外卖需求，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当他们背负着这些债款来到城市，挣钱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目的。
2017年之前那批骑手，有3000元的底薪和三险一金，相当于有“编制”。但如今“直营”取消后，外卖骑手以前与平台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不再有效，转而由第三方劳务公司负责骑手的劳动关系，属于“外包”出去了。
因为不是正式工，骑手失去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在各个平台之间流转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开始骂平台、与平台打官司，再到疫情后，僧多粥少，收入不断下降。从前每天工作9小时，每个月能赚一万左右，现在从早干到晚，一天不落，每个月到手也才6千，挣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关于骑手的收入来源、工作时间的调查
图源：《过渡劳动》
而这份工作也不像他们当初想象得那么自由。社会保障和基本工资的缺失，使得外卖骑手的工作带有太强的自我计算和自我消耗。一旦卷入这样的零工劳动，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状态，要求个体劳动者迅速地“支棱起来”，通过不停地算计，计算，安排，筹划，竞争来获得收入。
平台企业在设计按需经济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将它看作一种消耗性而非成长性工作。系统对于外卖骑手的分级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大部分外卖员会在半年左右升级并稳定在“黄金骑士”，而进一步升级则变得困难。
一位骑手告诉我，自己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从“黄金”变成“王者”。如果需要继续升级，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长的时间。在我们的调查里，6成以上骑手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骑手里的“跑单战士”，平均每天有15个小时在路上。朝九晚五、周末、年假等概念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如果升级失败，骑手给出的解释经常是“单不够”“工作时间短”或者“不够拼命”。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骑手们抱怨：一个订单发出来，大家一起抢，最后总是会落到少数几个人手里。有人说是因为不同品牌的手机抢单速度不同，也有人说是距离的问题，还有人说是抢到的人用了作弊软件。
一位经验丰富的骑手认为，那几个固定的人可以抢到单，是因为他们的“数据好，跑单从来不挑”，系统才会倾向于把好单派给他们。
在游戏化的逻辑下，骑手劳动和后台系统形成了微妙的互动循环：送单多、时效快的骑手会得到更多的订单，而单量小、挑单子的骑手则不会得到系统的正反馈，存在被边缘化的倾向。持续性、遵从性成为系统派单的主逻辑。
这些劳动者就像是一根根柴火，被投入到熔炉中燃烧自己，可能有一天，他们会被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榨干而不得不退出。
全民零工的时代
撕不掉的社会偏见
我从2013年开始关注数字劳动议题，这些年来观察了非常多数字化的职业人群，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代驾员、直播和电商的从业人员。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打零工之人”，他们的工作充满了过渡性和不确定性。
过去的农民工群体，其实一直都是打零工的状态，只是相比互联网平台产业下的零工，农民工群体从事的劳动没有这么快（的流转速度）。
外卖骑手等待接单，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数字化的职业人群和“过渡性”与“零工经济”缠绕得这么紧密，是因为过去十年间平台经济崛起了。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卖平台，相应地，外卖骑手也逐渐变为一种容纳庞大就业人口的零工形态，伴随着平台要去打市场、拓市场的需求，把大批的劳动者卷入到了它设计的劳动规制当中，去创造一种全新的劳动模式。
“过渡劳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它是受控于算法技术而形塑的一种劳动，让个体处于既被控制又感觉自由的状态。
平台化的零工经济包装了一种“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的假象，自己似乎可以决定要在什么样的平台工作、以及能工作多久。很少有人看到这样的“美好平台话语”背后，其实是日渐固化的阶层流动以及被限制的职业发展。对于打零工者来说，他们阶层内的流动非常频繁，阶层的跃升却并不常见。
电视剧《做工的人》
这个社会总体有一种区隔感，对于外卖骑手这类打零工者的污名化一直存在。骑手的负面形象伴随他们的劳动过程而产生，“闯红灯”“逆行”“车速快”“粗鲁”“不耐烦”成为他们随身背负的“标签”。在实际的劳动场景中，外卖员可能遭受来自媒体，顾客，路人，保安，物业机构等主体的质疑和不信任。
曾凡胜是一名众包骑手，他在北京东四环一个站点跑单，到了午高峰时段，有很多来自高档购物中心的订单，几乎每次进去送餐他都会被保安拦下，不允许其进入，原因是“他穿着外卖骑手的衣服”。为了能够进入大楼给顾客送餐，曾凡胜会把电动车远远地停在一边，不让保安看到，然后脱下外卖服，换上夹克衫，装作顾客“混”进购物中心。
“穿着外卖服，他（指保安）就是我爷爷。换上夹克，我就是他爷爷。没有别的，就是狗眼看人低。咱凭本事吃饭，不丢人。”他这样解释。
这种社会偏见体现于大部分带有零工属性的职业，在价值观越传统的地方，这种偏见越明显。比如有个段子称，当你回山东过年，一个公务员和一个自由职业者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哪怕这个公务员在北京一个月只挣6000块钱，而自由职业者挣得比前者多多了，但公务员还是高高在上的，大家都觉得光宗耀祖，轮到自由职业者就靠边站了，大家甚至懒得理你。
以“三和大神”为代表的日结工，他们却拒绝安稳，用过渡性来形容他们的生活不准确，因为他们每天都是这种状态，过渡性成了一种新的稳定性。
我有一个学生去北京的马驹桥调研日结工，发现这群人非常有“挂逼”精神（维持着最低标准的生存状态），总是在找工，干一天吃三天，没钱了再出来继续找工。他们宁愿做最累最脏的活，也不愿被剥削，身体力行地拒绝被社会同化。
图源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除了我们公认的打零工种类外，更多工作正在实际意义上“被零工化”。现在年轻人里流行的数字游民/斜杠青年的工作方式，也带有过渡性，只是过渡的状态不一样。
数字游民/斜杠青年群体，大部分是内容创作者，拥有文字、运营、摄影、设计等专业技能，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一群人，他们在过渡的过程中，想体验的是不稳定带来的意义感，通过逃离安稳的生活，去发现和创造自我，属于中产阶级青年对意义感的一种追寻。
而包括骑手在内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一方面他们打破了父辈在农村安土重迁，或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吃苦耐劳的劳动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延续了父辈农民工的阶级属性。过渡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为了生计，以及对未来想要稳定下来的憧憬。他们在过渡的过程中，想要追寻的是一种稳定感。
你以为是“过渡一下”
其实一直在过渡
以“过渡劳动”之名，行“永久零工”之实，正在成为当下的一种劳动趋势。这不仅波及到全中国8400万零工劳动者，也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去面对的社会结果。
比如大厂的工程师，他们也会非常快地过渡，想不停跳槽去找薪资更高的工作。
再比如现在很多人喜欢不停换男女朋友，在交友软件上不停换性伴侣。整个社会的劳动、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都进入了一个加速化的时代，大家的变动特别快，思路的转换也很快，线上交友软件加速了这种过渡性，匹配变得十分容易，大家没有时间和耐心去等待了。
眺望城市的年轻人，图源电视剧《做工的人》
对于平台劳动者而言，过渡劳动有永久零工的趋势，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去，平台对零工劳动者的组织化也在不断增强，组织化伴随着职业化和相对稳定性，而这种相对稳定性其实就是永久零工的稳定性。
这种过渡性有个突出的特质：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个社会“向钱看”。这是一种以短期收益为主的导向。长远来看，这种过渡性会冲击中国的人情关系和法理，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市场化。
正如前文所述，很多人是从破产之际开始送外卖的，他们会充分调动自己的计算能力，思考怎么去跑单，怎么去多干活，能够快速赚回收益。
在这种语境下，传统工厂里一个流水线或集体小组共同赶工、互帮互助的形式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外卖/网约车/主播的劳动方式是个人化的，原子化的，所有的风险和利益都由你一个人来承担。集体感在消失，意味着一种共同意义感的消失，熟人关系或者是信任关系也在逐渐受到冲击。
几位工友坐在一起，电视剧《做工的人》
另一方面，平台劳动加速了大家劳动的速率和时长，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拿出来工作，而生活的一部分外包给了平台的零工劳动者。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不能一天24小时工作，需要去体会“快”和“慢”的生活节奏，我们不能一直在办公室电脑前坐着，要去做饭，要去运动，要去和人聊天，要和家人视频，得有这样不停切换的过程。
而这样的切换感，因为平台的介入产生了非常大的阻碍。大城市的骑手，会存在严重的自我剥削的状态，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跑单上，很少有用于社会再生产的娱乐时间。
很多人累了之后，可能会刷短视频或者和家人视频，很难从劳动过程中获得正向的激励，促使他希望去学习知识弥补不足。这种工作过于重复和机械，导致他缺少去自我提高和再生产的动力。
《过渡劳动》的封底印着骑手的寄语
人们可以去对抗这种无意义感，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带有很强的欺骗性。
调研小组2022年骑手调查问卷中问及“您还会干多久外卖？”，其中有43.77%的骑手表示“不太确定”。一些骑手抱着“干一段时间试试”的想法投入其中，却发现转眼三四年过去了，自己依然没有想好要干什么，似乎也找不到比跑外卖更合适、收入更高的工作，于是索性继续跑外卖。
你觉得这份工作是“过渡一下”，实际上你可能一直都在过渡。因为有了过渡作为理由，当下变得可以忍受，未来变得可以期待。你会说服自己，做这份工作只是暂时的，我还会有未来。但至于未来在哪里，你也很难回答。
平台经济的发展正在形塑一种“过渡文化”，一旦个体劳动者开启流动，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很难停下来。
按单计价造就了挣钱的快感，犹如打怪升级的游戏化带来了全然不同的劳动感知。为了提高自身收入，劳动者被“黏”在平台上。虽然他们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跳来跳去，选择不同的工种，最终却发现自己游离在各种零工经济中，无法寻得安稳、有保障的生活。
过渡劳动的过渡性，正在延展成为一种永恒的状态。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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