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5日清晨5点，透着寒意的北平天空，几乎没有一丝光亮，大部分市民还没有开始一天的活动。
然而，有一个地方已经十分热闹。三十多名北平各家报社的记者，聚集在北平第一监狱门口，气愤地拍着监狱的大门。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交涉，得到的回答依然是谢绝入内。
记者们冒着刺骨的严寒赶来，是因为他们接到国民政府的邀请，前来报到日本侵华时期，臭名昭著的女间谍川岛芳子被执行死刑的情况。
此时，行刑过程已经开始，然而，让记者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竟然被统统拒之门外。这与他们报道川岛芳子庭审时的情况，简直是天壤之别。
1947年10月，也就是川岛芳子被执行枪决的半年前，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决定对川岛芳子进行公审。
川岛芳子
当时川岛芳子已经成为杀一儆百的典型。因此，国民政府当局邀请了北平各大报纸的记者，全程报到庭审过程，甚至还联系了电影公司，为庭审拍摄纪录片。
民众对这位神秘的女间谍也充满了好奇，所以，公审川岛芳子的消息一出，整个北平城立刻闻风而动。
公审当日，人们纷纷涌入当时设在北平的河北省高等法院，争相目睹这个女间谍的真实面目。结果，因为人实在太多，挤坏了法院的门窗，还差点挤伤了法警。
由于场面失控，法官被迫推迟了公审日期。再次开庭公审时，法官将法庭设在了露天的场地上，但来参加公审旁听的民众更多了，真可谓人山人海。
当时法院，为了维持秩序动用了很多警力也维持得不好。因为川岛芳子，当时在北平的名声太大了，北京市民抱着一种好奇的心理，都去围观。
为什么川岛芳子的庭审过程，能够做到如此的公开透明，而眼下的行刑过程却做得如此的遮遮掩掩？
记者们在满腹狐疑的同时更是义愤填膺。而此时在监狱里，川岛芳子已经被押上了刑场。
押解出来的时候需要验明正身，确认是不是川岛芳子，还要有旁证证明，即将执行死刑这个人是川岛芳子。
早上6点40分左右，已经验明正身的川岛芳子，站到了指定位置。
把她从牢房里面提出来的时候是清晨，她当时还在睡梦中。狱警叫她金碧辉（川岛芳子本名），她醒来后感到很突然，问为什么这么早提人。她以为是提审，后来看气氛不对，来的人比较多。
除了典狱长外，检察官也来了，还有其他一些知情的军人。她意识到，今天可能要对她行刑了。
把她从牢房里面带出来后，来到一个菜园，行刑的环境已经布置好了，她一看就明白了，今天是对她行刑。
典狱长问她：“川岛芳子，今天对你执行死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川岛芳子提出要求说：“我想给家里写一封信，然后再洗个澡，换身衣服。”
典狱长回答说：“不行，时间不允许。”
行刑的时候，第一枪在扣扳机的时候没有响，惹得典狱长有点恼火，后来重新调整了一下，第二枪打响了。
然而此刻，监狱的大门还是没有打开，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
经记者与监狱反复协商以后，监狱方面还是没让在场的三十多名中国记者进入监狱，而是让两名美国记者进去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川岛芳子的尸体，从监狱中抬了出来，大家立刻一拥而上。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眼前的这具女尸，满脸都是血污和泥土，一点也看不出川岛芳子的本来面目。
枪毙川岛芳子时使用了一个炸子，就是枪从后脑打入以后，子弹在前面开花，一下子脸全都被血污了，谁也分辨不出来这个是谁。
被枪毙后的川岛芳子尸首
川岛芳子被执行死刑之后，日本僧人古山大行受川岛浪速委托，向监狱方面请求安葬川岛芳子。古山大行的身份就是，为日本侵华期间死亡的日本军人超度亡魂的。
本来臭名昭著的日本女间谍受到了制裁，记者和广大的中国百姓应该归于平静了。
谁知第二天，《大公报》《北平日报》等北平各大报纸，在报道川岛芳子死讯的同时，竟联合发表了记者们写给国民政府司法部的抗议书。
抗议书中写道，查本埠各新闻机关，于昨日5时左右，曾奉高检处电话通知，于6时前往第一监狱，采访金碧辉（川岛芳子）执行死刑新闻。而各记者准时赶到后，贵监竟拒绝记者入门，贵监为司法部门，为何出尔反尔至于此。
据宪兵谭良策回忆，当时在第一监狱门口，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又迫于舆论，当时的确是把门打开了一点。典狱长、检察官和观察员，在很紧急的、很简短的时间里做了一个商议，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还是放一点人进去。
后来把铁门打开了，人们拼命往里挤，记者们都伸出手来递名片要求进去。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又强行把门关上了。如果开了口子放人，那肯定就无法控制，行刑就无法进行。
抗议还抨击了只许外国记者进入的崇洋媚外的行为。同时，还在相关的报道中，对监狱方面遮遮掩掩的奇怪举动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选择行刑的时间，恰是天蒙蒙亮，要亮而不亮的黎明之前，光线比较昏暗，看不清楚。
疑点二：当时现场采访记者太多了，可是一概拒之门外。
另外，也有记者在报道中质疑，为何将死者的面部弄得血肉模糊，又沾满泥土，以致使人难以辨认。
更有细心的记者发现，川岛芳子一向以男装短发著称，公审时留给民众的印象依然。但为何死者的头发却长得能够盘绕在脖子上。
这一连串的问号，一时间成了家家户户饭桌上谈论的话题。大家焦急的等待国民政府的回应，希望能够得到官方的解释。
国民政府
然而，一天之后，不但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动静，就连各大报纸也都像彼此约好了一样，集体失声。不再对川岛芳子的行刑事件做任何报道，不明不白地就忽然没了下文。
这让民众感到更加疑惑，各种传言也纷至沓来，甚至有小道消息说川岛芳子并没有死。
接下来的三四天，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站出来辟谣，这使得谣言愈演愈烈。
此时的川岛芳子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如果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不可能有人敢在她的行刑过程中作假。而此时的日本人和爱新觉罗家族，都已经没有能力对她进行营救。
但是，川岛芳子与国民党高层，素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民政府会不会对她有所顾忌，在行刑过程中使出障眼法，放了川岛芳子一马呢？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川岛芳子以舞女的身份作掩护，潜伏在上海。与老情人，日本谍报机关特务头子田中隆吉一起合作搜集情报。
那时候，每到周末，南京政府的一些要员，就会到上海休闲娱乐，川岛芳子就活跃在这些政府要员之中。很快，川岛芳子就发现了一条大鱼，他就是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孙科。
孙科经常出入上海的舞场之中，一直在上海活动的川岛芳子，把孙科作为了她的目标之一。
孙科
为了引起孙科的注意，川岛孙科芳子用尽招数，两个人很快就打得火热。孙科发现，虽然身为舞女，但是川岛芳子居然还会说好几国语言，不由得对她另眼相看。以后的每个周末，只要一下班，孙科就急不可耐地奔向上海。
眼见时机已经成熟，川岛芳子就声泪俱下地对孙科编造了，她从一个女大学生流落风尘的悲情故事。
孙科陷入了川岛芳子精心编织的情网之后，不久就设法把她安排到南京行政院，做了他的贴身秘书。于是，川岛芳子就开始经常窃取行政院的机密，再找机会交给田中隆吉。
这期间，她最大的收获就是及时获知蒋介石即将下野的消息。根据这一情报，日本迅速调整了侵华的作战部署。
然而，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她的诡异行为，早已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军统很快就查清，这个落难女大学生出身的秘书，其实大有来头。
不久，川岛芳子在一次与田中隆吉交接情报的时候，被军统特务抓获。不过，她还是在狱中受到了优待。
几个月后，日本军方暗中替她说情，于是，川岛芳子毫发未伤地被遣送回了日本。而这起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间谍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当年，川岛芳子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罪行，都能够平安无事。那么，如今的川岛芳子有没有可能凭借着与孙科的特殊关系而再次逃避法律的制裁呢？
川岛芳子被终审判处死刑以后，又被关押了五个多月才被执行死刑。而川岛芳子最终的行刑日期，选得也比较微妙，是在国民行宪大会召开的前四天，此次型行宪大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选举副总统。
而此时，李宗仁和孙科的副总统之争已渐趋白热化，任何有损竞选人选情的人和事，必定会有专人帮助清理。
对于孙科来说，川岛芳子就是有损他选情的一大丑闻。李宗仁一派也看中了这一点，正在拿孙科的作风问题大做文章，这使得力保孙科的蒋介石大伤脑筋。
川岛芳子尸首
行宪会议的前四天，对川岛芳子执行死刑，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不知道是不是蒋介石为了支持孙科顺利当选，而下决心扫清这个障碍。
这样看来，在如此关键时刻的孙科，不仅不会营救川岛芳子，反而应该是更希望尽快地将她置于死地。
然而，对于川岛芳子并没有真正死亡的谣言并没有就此止住。
1948年4月1日，川岛芳子行刑后的第六天，北平的《经世日报》突然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该报的一位记者，看到了川岛芳子并且采访了她。报道详细地讲述了他见到川岛芳子的来龙去脉，其中还有采访川岛芳子的内容。
这篇报道的出现，使本来就迷雾重重的对川岛芳子行刑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警察、宪兵、法院纷纷到报社找到那位记者核实情况。可是，那位记者为了避免麻烦，在发完报道后立刻就躲了起来。
川岛芳子被执行死刑的几天后，有一位叫刘凤贞的女子报案，说自己的母亲失踪了，同时她还说，自己的姐姐刘凤玲就是川岛芳子的替身。
据她讲，她的姐姐在监狱里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已经治愈无望，是她的母亲将她的姐姐卖了，得了10根金条，姐姐做了死刑犯的替身。
她姐姐长得比较像川岛芳子，而且会日本话。当时监狱方答应给10根金条，结果只给了4条，剩下6根一直拖着不给，她母亲就去讨要，接着，她的母亲就没有了消息。
川岛芳子的死刑风波愈演愈烈，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国民政府。如果情况属实，这将是国民政府一桩特大的司法腐败丑闻。
倍感压力的国民政府再也坐不住了，赶紧在报上发表声明，坚决否认有人徇私枉法，私自放走了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
检察院、司法部辟谣提出解释说，经过调查，被枪毙的确实是金碧辉。典狱长也说：“我们参与金碧辉行刑的全过程，确有此事，金碧辉被执行了死刑。”
《经世日报》的那位记者也赶紧站出来澄清，记者承认那是他出于对当局的不满，那篇报道是一篇自己杜撰出来的假新闻。由于深知自己闯下了大祸，因此，新闻刊发后，他立刻就躲到了自己的朋友家里。
而此时，那位言之凿凿的刘凤贞，在抛出这颗重磅炸弹之后，也在舆论的一片喧闹声中，骤然消失了。
对于刘凤贞的突然失踪，民众也有种种猜测，有人认为她害怕承担造谣的后果逃走了。也有人认为是与此事有关系的人花钱买通了她，让她就此闭嘴。还有人猜测她的报案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已经被灭口了。总之是传言满天飞。
然而，不管其中的原因如何，最终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叫刘凤贞的女子真的在公众的视野之中消失了。
宪兵谭良策对于替身说的说法是不相信的。他说不可能有替身这种情况，从牢房里面提出来川岛芳子的时候，他已经看清楚是川岛芳子，整个过程他作为观察员一直在场。
而且在前面的审讯和公审过程中，他对于川岛芳子已经熟悉了，他不会搞不清楚这个是不是川岛芳子本人。对川岛芳子的行刑是确凿无疑的，就是她本人。
川岛芳子的日本家庭老师本多松江，却曾作出过这样的推测：“当我听说死者的耳朵附近，长着又密又厚的头发时，我立即想到这是替身，而不是芳子。”
川岛芳子的亲哥哥金宪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肃亲王家在东北靠近蒙古边境有领地，对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后不久，看守领地的人曾经给他打电话，向他暗示川岛芳子已经平安到达，并且准备出境。
很快，民众目光转向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的局势和北平城的命运。
关于川岛芳子之死的种种质疑和议论，仿佛被突然刮起的大风吹走了，一场来势迅猛的舆论风波也就此平息下去。
但是，有一部分人却一直坚信，川岛芳子并没有真正死去。
2006年的一天，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匆匆来到了原长春市政府驻海南办事处主任李刚的办公室。
来人是他的一个朋友，长春市的女画家张珏，张珏还拿出了一个纸包，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一看，居然是一个精致的景泰蓝掐丝座狮。同时，张珏还道出了一件让李刚难以置信的事情。
掐丝景泰蓝座狮
张珏说：“我以前有一个方姥，说她是川岛芳子，还说要找小方阁下。”
李刚说：“川岛芳子在1948年就死了，虽然有争议，但是也没有证明说她还活着，你就别扯了。”
李刚考虑再三，最终答应了张珏的请求，同时决定求助于媒体。没想到，也正是由于这个决定，在长春市乃至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大争论。
2008年11月3日，在《新文化报》的终点版面上，刊登了《我方姥是川岛芳子》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六十年前川岛芳子之死又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我方姥就是川岛芳子》的新闻报道
张珏还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川岛芳子的遗物，在这些证物中，包括这件做工精致的掐丝景泰蓝座狮。
张珏声称，她姥爷临终前曾嘱托她，把这个物件转交给一位叫小方八郎的人。
张珏说：“姥爷拿出来说，要交给小方阁下，然后我也不知道小方八郎是谁，就因为这个小狮子要交给小方阁下，我才去找李主任去商量。”
如果不是同名，那么这位小方八郎，应该就是川岛芳子的秘书。
1912年，小方八郎生于日本长崎，由于身体羸弱无法从军，于是就到福冈的一家旅店里工作。
常常来旅店住宿的川岛芳子，在那里遇见了他，并且聘请他当了自己的私人秘书。
川岛芳子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小方八郎始终忠心耿耿地陪伴在她的身边。川岛芳子被捕后，他返回了日本。
如今，这件要转交给小方八郎的掐丝景泰蓝座狮摆件，尽管精心保管，但是底部的漆封还是有了些破损。从破损处还能隐约看到小狮子中好像藏有什么东西。
后来，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张珏知道了小方八郎已经在2000年去世的消息。于是便同意打开这个狮子摆件的底部。
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张纸条，如事先所预期的那样，纸条上有篆字“芳魂回天，志为归来，含悲九泉，达今奇才”，秀竹敬具小方阁下，还有一个葫芦形的广幸图章。
掐丝景泰蓝座狮内纸条
大家对这个字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它是送给小方八郎信物，可以理解为是方姥川岛芳子留下的话，要送给小方八郎，反映她和小方八郎的密切关系，同时要向小方八郎传递一个信息。
对于认定景泰蓝狮子就是川岛芳子的遗物，一直都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川岛芳子要留一个晦涩难懂的篆字纸条给小方八郎呢？
写篆体字是为什么呢？如果说是为了保密的话，纸条上又落款了，写上了秀竹，是给小方八郎的，显然，写篆体字并不是起保密作用的。
这个景泰蓝小狮子里的字条上的含义，朦朦胧胧，晦涩难懂，这件东西是否真的是川岛芳子的遗物，一时还难以判断。
显然，方姥的一些遗物并不能完全证明，她确实和川岛芳子有关。
（左）川岛芳子与方姥（右）
此时，人们想到了寻找与川岛芳子生前有过接触的人，以确认这个神秘的方姥是否真的就是川岛芳子。
至今仍然健在，与川岛芳子相识的人中，有一个居住在日本名叫李香兰的人。
李香兰，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曾经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名的歌手和影星。
1938年，正值青春年少的李香兰来到天津，因为她是当时天津市市长潘政声的义女，所以能能够频频出入于天津的上流社会。
一天， 潘政声正好有一个聚会在东兴楼，这时就介绍李香兰与川岛芳子互相认识。
在李香兰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然后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要好，参加各种活动都在一起，形影不离，我叫她哥哥，她叫我妹妹。”
日本投降后，李香兰也曾被中国政府以汉奸罪起诉，但最终提出了有力的日本国籍证明而被释放。
2009年，已经88岁的李香兰，听到中国有川岛芳子的最新消息时，感到很不可思议。
2009年3月，应日本朝日电视台的邀请，由张珏等九人组成的“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民间）考察团”来到日本。在日本研究者的建议下，张珏决定前去拜访川岛芳子的生前密友李香兰。
2009年3月12日晚上6点，张珏来到李香兰的住处。这场会见，李香兰事先要求不能超过十五分钟。
双方见面后，张珏谈起方姥的生活习惯，并介绍了方姥的住房、茶室的布置。这场原定十五分钟的会见，实际上整整用了四个小时。
张珏说：“她非常兴奋，我给她看了一些我画的方姥的画像，方姥的房子。当看到一幅戴墨镜的方姥叼着烟坐在躺椅上的画时，李香兰就说，哎呀，这个是我的哥哥，很肯定的说是我的哥哥。”
坐在躺椅上的方姥图
对于方姥就是川岛芳子这个新发现的话题，各方围绕着人证、物证、理证争论不休，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争论也许还将持续下去。
不管川岛芳子的生前身后有过多少耸人听闻的经历，她卖国求荣，觍颜事敌，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汉奸，这一盖棺论定的事实是谁也无法更改的。
川岛芳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1948年的一声枪响以后，已经永远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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