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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家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在 1925 年写道：“如果我和一个我会被绞死（或电死）的人进行哲学谈话，我应该说，我不怀疑你的行为对你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了让其他人更容易避免它，我们建议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自己看作一个为国家而死的士兵。

他说得对，违法者并不真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用一个我们没有选择的大脑来做出选择，这个大脑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过程构建的。然而，处决或伤害人们以劝阻他人效仿他们的行为是功利主义逻辑的粗暴应用。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证明杀死一个健康人并摘取他的器官来拯救五个病人是合理的。它可能会最大限度地提高“福祉”，但它是对人权的践踏。社会的利益必须与个人不受伤害的基本权利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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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作为威慑的有效性经常被误解。那些挤满我们监狱的人显然没有被社会的惩罚吓倒。英国和美国的累犯率徘徊在 60% 到 65% 之间，这一事实只凸显了监禁通常无法阻止重复犯罪的事实。更严厉的惩罚似乎会更有效的威慑，但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死刑似乎产生了反威慑效果，增加了而不是降低了犯罪率。欧洲再犯罪率最低的是挪威人道的监狱岛巴斯托伊。与流行的直觉相反，威慑犯罪行为最重要的不是惩罚的严厉程度，而是被抓住的可能性。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任暴力罪犯或腐败的银行家逍遥法外。我们有权保护社会免受那些构成威胁的人的侵害，并为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创造激励措施。但是，如果社会拒绝责备和责任的观念，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对惩罚的看法发生深刻的转变。因此，刑事司法系统的唯一目标是改善未来，而不是对过去进行报复。

如果人们最终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就没有理由进行报复。从广义上讲，在认定某人有罪时，我们有三种应对方式：惩罚以威慑;康复治愈;或监禁以保护。这些回答并不相互排斥，并且经常重叠。对于每个问题，都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它是否有效，在道德上是否合理？答案取决于我们谈论的对象——每个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刀切”的方法是低效且不道德的。

在美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在监狱中是州立医院的 10 倍。在英国，大约 90% 的罪犯患有精神疾病。伤害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违法者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惩罚一个几乎没有自制力的瘾君子，所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吸毒者和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人需要治疗性帮助，而不是残酷的、威胁性的监禁。正如监狱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在 2000 年所说，“将非暴力者变成暴力者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将他送进监狱”。

惩罚应该“适合犯罪”的想法在理性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务实的应对措施将更多地取决于具体的罪犯，而不是犯罪行为。一个行为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还是疾病、成瘾、疲惫、绝望或残疾的产物？确立犯罪意图，即犯罪是“有罪之心”的结果的程度，不是对道德责任的检验，而是确定一个人构成的威胁的关键一步，也是对他或她的行为做出最有建设性的回应。

冲动控制不佳在囚犯中很常见。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尔曼（David Eagleman）及其同事开创了一种被称为“前额叶锻炼”的方法。由于选择是竞争性驱动力的结果，因此自我控制训练可以帮助将天平向理想的方向倾斜，增强抵抗诱惑或抑制暴力反应的能力。前额叶锻炼向参与者展示了熟悉的挑衅，并直观地向他们展示了大脑中相互竞争的冲动。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心理策略，参与者会了解哪些有效，哪些无效。

关注个人需求可以决定在特定情况下进行适当的康复治疗。例如，将罪犯和受害者聚集在一起进行调解讨论的恢复性司法获得了一系列好处，尤其是对受害者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在参与后感到被赋予了权力，拥有更大的封闭感。对恢复性司法的研究也证明了其在经济和减少犯罪方面的价值。监狱教育计划是与减少监狱暴力和再犯罪率相关的另一种选择。

当改变行为的可能性很小时，就像连环杀手和连环强奸犯一样，延长监禁时间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尽管精神病患者做出了许多道德上可怕的选择，但它们不包括选择精神病患者的大脑。因此，基本的道德原则要求为罪犯提供人道的条件，以促进有意义的生活。

我们怎么知道谁最有可能再犯罪？在一项研究中，精神病学家和假释委员会成员被要求评估个体性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他们的预测与结果几乎没有相关性。现在许多法院都在使用的更成功的替代方案是基于利用详细个人历史的算法：吸du、童年创伤、悔恨能力和其他此类因素。分析表明，这些特征和经历的某些组合会大大增加再犯罪的可能性。随着犯罪学数据的质量和范围的提高，我们的预测能力只会增强。

为了改善未来而不是对过去进行报复，刑事司法系统将判处更短的刑期;创建更安全、更人道的监狱;并投资于一系列康复计划，以满足路过者的需求。要理性地思考社会有害行为，我们需要停止将其视为个人神秘的“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将其视为自然原因的产物，就像医生看待疾病的症状一样。

就像一个感染了传染性病毒的人一样，罪犯构成的威胁最终并不是他造成的。暴露于相同的遗传和社会条件下，我们每个人都会表现出相似的症状。仅仅关注惩罚对防止进一步爆发几乎没有帮助。相反，它分散了对滋生这些症状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从不平等到种族主义——的注意力。使这些条件永久化永远是更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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