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明清史研究”，为《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后记，标题为小编所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感谢王天有、商传二位教授的推荐，感谢华夏英才基金的立项，使我能够就自己三十年来对明代国家权力问题的思考作个小结。
1977年高考的恢复，使我们这批所谓的“老三届”有了重新回到课堂的机会。在当时，学什么专业、进什么学校，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还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可以上学。1979年9月，凭着年轻人不安于现状的锐气，我在读了一年大学专科之后，考入江西师范学院(今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从先师欧阳琛教授伯瑜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方向研究生。平心而论，当时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书(即使这张证书也已经作废，因为上面的照片被揭下来贴在了当年的招工表上)的我并不知道历史研究是何物，也不知研究生该怎样读。而一年“大专”的经历，也主要是在自学外语，准备应付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至于此后的研究方向，或者说靠什么在学术界安身立命，根本没有想过。入学后，先师进行的第一轮教诲便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可以有年轻的艺术家、科学家，但不要指望有年轻的历史学家”。给的任务则是读书，从《明通鉴》开始，然后是《明史》《清史稿》《明会典》《清会典》。同时开具的书目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特别是第四卷中马、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这些书都要求“倒本读”，做读书笔记、摘录卡片。先生一个星期检查一次。一年下来，笔记作了好几本，卡片也摘了近万张，满脑子是明清时期的人物、明清时期的政治、明清时期的制度。因此第二年开始写毕业论文，自然也是政治，是制度。当然，要写就要写主要的，核心的，具有全局性的，于是选择了明代内阁。仍然是老办法，像过去倒本读《明史》《清史稿》一样，倒本读《明实录》。
说起来很有意思，正如我在本书《导论》中所说的那样：“随着学术的推进和时势的发展，某些历史问题往往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同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我选择内阁作为毕业论文题不久，天津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会。从后来出版的论文集看，至少有两篇关于明代内阁的文章提交到了大会。一篇是武汉大学关文发先生的《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另一篇是华东师范大学李天佑先生的《明代的内阁》。从学术背景看，关、李二先生都是前辈学者。但事隔多年后突发奇想，仅就明代国家制度的研究而言，大家其实都处于起步阶段。导致我产生这一想法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经过三年的“社教”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陆学术从总体上说基本中断。如果不是一直在思考学术问题，1963年和1979年的起点差不了多少。其间的差别，是学术背景。其二，大凡研究明代内阁，一般应该是一个学者研究明代国家制度的开端。任何一个“科班”的或“正统”的明代史研究者，没有不首先关注政治及制度的；关注明代政治及制度，首先必然是内阁。在尚未见到相关的成熟学术成果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便是符合逻辑的选择。随着学术的推进，在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但80年代初大陆看不到)的基础上，在大陆学者研究内阁的基础上，王其榘的《明代内阁制度史》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谭天星的《明代内阁政治》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除非是发现了新的带有颠覆性的材料，明智的学者是不会回过头来研究内阁的。
1981年春节前，先师已经得到了关、李二先生的大会论文稿，但并没有给我看，而是要求我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按自己的思路继续完成论文。这和今天的论文写作先厘清“学术史”不同。因为在先师看来，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不是为着发表而是为着训练，为着训练纯粹的“读书得间”“论从史出”的独立研究能力。春节后，论文初稿写完，先师出示那两篇论文，让我自己进行比较。最大的发现是，关文的材料依据主要是《明通鉴》，李文的材料依据主要是《明史》，而我的毕业论文主要材料依据是《明实录》，于是有了信心。但先师告诫：会议论文大多是急就篇，不能体现学者的真实研究水平，这与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花一两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反复打磨并有导师指导和修改不同。
应该说，研究明代内阁是我从事明代史研究特别是从事明代国家问题研究的起点。而在研究内阁的过程中，仅《明史·职官志》的一句话，“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便会将研究者带向内监特别是司礼监，接着便是内府和外廷的关系。这是横向问题。而纵向，自然是巡抚、巡按、司道、府县、里甲。这是我当时准备系统研究明代国家权力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本书的基本结构。
但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并没有真正沿着这条路走太远。
其一是没有必要。因为不久即发现，有不少学者也在走同一条路。大家在路上碰上了，于是各走一段，形成了没有计划却有默契的分工合作、群体研究。有研究巡按御史的，有研究兵备道的，有研究州县的，有研究里甲基层的，也有研究宦官的。而且每一段路都有不少学者在走。比如在研究巡抚的路上就遇上了老朋友罗东阳、王跃生、刘秀生，还有张哲郎老师、关文发老师等；在研究宦官的路上，则遇上了新朋友梁绍杰、冷东、田澍等，而且王春瑜、杜婉言先生早就在路上等着。一旦踏上州县及基层的路，则有更多的朋友，赵世瑜、柏桦，唐力行、常建华，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周绍泉、栾成显，梁洪生、曹国庆，陈宝良、卞利等，已在前面挥手，有的甚至接近地平线了。所以，现在的这个著作虽然主要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但也充分借鉴了这些新老朋友的成果。
其二是我在专业“背景”方面补了一些课，读了一批明人的文集、笔记，以及清人研究明代史的著作；也读了一批专史如政治史、法律史、经济史、史学史等方面的著作，以及渐次进入大陆的港台、日本及西方学者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给历史系本科生开中国古代史及明清史课，是另外一种补课。因为在备课的过程中，需要在“通史”和“专史”的两个方面强化基础。更为集中的补课则是到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进修，师从郑克晟教授，专攻明史。同时得到刘泽华、冯尔康、南炳文、谢代刚诸先生及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滕维藻先生(尽管没有谋过面)和先师早年的一个学生刘仁智先生的帮助。在“补课”的过程中，学术兴趣也发生了某些转移。
回想起来，先师一手促成我去南开进修(当时属“计划外”)，或许也是在实现他自己的一个夙愿。先师当年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导师是邵循正先生，毕业论文的答辩主席则是郑天挺先生。先师对郑老先生心仪久之，随着郑老先生东赴南开，先师的情结也转到了南开。
伯瑜先生和克晟先生都是根柢深厚的传统型学者，讲究勤读史料，讲究读书得间，治学方法则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摘录卡片、写读书札记，当积累到一定心得时，才动手撰写论文。所以，他们的论文都不是为了发表“写”出来的，而是通过读书“悟”出来的。但到了我们这一辈人，情况发生变化，职称评定、年度考核，文章大多是被“逼”出来的。数量可能不少，但真正经得起检验、经得起“把玩”的却不多。所幸多年来受二位先生“悟”功的影响，在被“逼”的同时也一直在“悟”。后来写巡抚、写御马监、写镇守中官、写知识宦官、写江右商与江西讼风、写传奉官与成化时代，也自认为“悟”的成分比“逼”的成分更多些。而且，随着中国学术的向纵深发展，“悟”的成分自信也越来越多。故最近在接受一家学术报纸的记者采访时，我斗胆说了一句：“越是近期发表的作品，感觉越是好些。”因为中国学术在进步，自己也应该有所进步。
在我的学习历程中，谷霁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谷老是具有博大气度的学者，得以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时间里时时过从、听取教诲，是我一生中的幸事。谷老关于“广博”“专精”“融通”相结合的学术理念，关于从生产生活、从时局大势、从人物活动、从偶然因素综合分析历史发展进程、揭示政治走向、理解古人行为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可谓受用无穷。也使我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关于“存在即合理”的命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扬州大学师从王小盾教授读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研究生，曾被同行朋友戏称为“自坠身份”。因为王小盾教授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而非前辈学者，扬州大学又并非“名校”，我自己也已经是“教授”。但在我们这一个年龄段的学者中，乃至在至今还在职的学者中，综括文、史、哲三大传统学科，王小盾教授所达到的学术层次和学术境界，我不作第二人观(至少在大陆学界如此)。否则，就是我孤陋寡闻。三年扬州并非梦，它既让我扎扎实实地读了一批书，同时也尽可能地尝试像小盾师那样，从大文化的视野和多学科的角度去思考历史问题。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多层面的、纷繁复杂的。
犹如历史的进程一样，人生的道路也往往由一些偶然因素所决定(当然不排除其中的必然性)。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唯成分论”，我一直相信自己应该研究数学或天文学。而明代史研究者的行列中有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杜婉言老师和汪圣铎老师的“挽留”。20世纪80年代大学教师的日子是拮据的，收入低、住房紧、压力大。为了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我从1981年底即研究生刚毕业时就开始在“电大”兼课，并在当地的成人学员中闯下了比较响亮的名头。后来，这些学员中的不少人考了律师证，成了律师，经济收入可观。在他们的鼓动下，我也准备参加考试，改行干律师。如果成功(当然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因为迄今为止，凡是参加过的考试，还没有不成功的先例，这大概也是我至今“狂”性不改的重要原因)，至少当地会有一位名律师出现。但就在准备考试的那一年，1987年，我同时给《中国史研究》和《文史》投了稿，不久即收到用稿通知。后来知道，是杜婉言老师和汪圣铎老师代表各自“编辑部”给我写了修改意见。这两篇稿子的题目是《明代的巡抚制度》和《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1981年毕业论文的修改稿)，分别发表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和《文史》第33辑。这两篇论文可以说是我研究明代国家制度的基础。而在当时的地方院校，初出道的学者没有人推荐能在这里发表文章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当时就有朋友打听：你在那两个地方有熟人？但杜老师和汪老师我当时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人打招呼。由于有他们代表这两个刊物的挽留，于是我死心塌地搞历史，转眼又是二十年。如果在今后的人生中不发生戏剧性变化，此生可能也不会改行做其他事情了。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对于动态地揭示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法则，对于客观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制度的一些本质特征，我认为是有贡献的。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但我自己对它并不满意。倒不是说书中讨论的有些问题还没有搞透，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接近历史真相而不可能穷极真相。而是因为涉及的面太宽，需要关照的问题太多，而大凡“课题”，又都有时限，这就造成“悟”得不够通达透彻，综合分析及文化层面的揭示更显不足。
我曾经承诺过一家出版社的朋友，争取写出一本自己“悟”出来的、学究气息少些、启示性多些，因而可能受到读者更多欢迎的历史著作。我想，我会实践这个承诺的。
科学出版社在得知我的课题立项后的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并立即签订出版协议，令我感动。王刃余、郝莎莎前后两位责任编辑的积极配合和宽松管理，更令我感到亲切。
在本书写作及最后校稿过程中，谢宏维博士及汪红亮、陈刚俊二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致谢意。
方志远2008年春节
于江西师大北区寓所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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