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怀不乱” 常被用来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而这一典故的主人公,便是春秋时期鲁孝公的后裔柳下惠。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这段历史时,却不禁会对其真实性产生诸多疑问。
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子禽,他生活在春秋时期,稍早于孔子。因其道德学问深厚,在当时声名远扬,备受名门贵族的推崇,也深得天下百姓的信服,还被孟子尊称为 “和圣”。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人物,其事迹众多,可为何偏偏 “抱着女人” 的典故流传至今且广为人知呢?
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西汉时期的毛亨。毛亨所著的《诗经》本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个叫颜叔子的男子独自居住,他的邻居是一位独居的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于是前来向颜叔子寻求庇护。颜叔子起初拒绝让妇人进门,妇人询问原因,颜叔子表示:“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一室。如今你我年纪轻轻,我怎可放你进来。” 妇人则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 男子回应道:“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不开门’来效仿柳下惠的‘开门’。”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柳下惠 “坐怀不乱” 故事的雏形,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距离柳下惠所处的年代已相去数百年。
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这一故事不断演变。直到元朝时的胡炳文在《纯正蒙求》卷上记载:“鲁柳下惠,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妄》中也记述道:“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乱。” 然而,从春秋到元朝,时隔一千五六百年,在整个春秋史中,根本没有关于柳下惠 “坐怀不乱” 的实际记载,乃至西汉才有了些许提及,元代才形成完整的故事。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从事件本身来看,疑点重重。假设此事真的发生,那么消息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那女子说的,可一个女子能够坦然躺在陌生男人怀里过夜,而后还大肆宣扬吗?这显然违背常理与当时的社会风俗,对女子自身的名节会造成极大损害,所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种可能是柳下惠自己说的,若是如此,那这位被尊为 “和圣” 的柳老夫子形象便会大打折扣,因为这种行为近乎于用他人的名节来标榜自己,实在不符合君子之道。
再看故事传播的时间线,为何在事件发生之初无人知晓,直到汉朝才开始有了一点风声,而到元明时期人们才仿佛完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难道是元明时期出土了大量文物,才让胡炳文、陶宗仪得以知晓故事全貌吗?显然不是,因为即便有文物出土,也很难想象能展现出如此富有戏剧性的 “坐怀不乱” 情节。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胡炳文、陶宗仪等人可能在编造故事。
回顾历史背景,宋明时期理学盛行,倡导 “存天理,灭人欲”,极力推崇男女授受不亲,宣扬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为了给这种理论树立一个典型,当时的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当代人选,毕竟相互之间太过熟悉,难以造假。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古代。而柳下惠,无疑是绝佳的选择。其一,他所处的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其二,他曾得到儒家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极力推崇,担任过鲁国大夫,以礼治邦,以信修身,又任鲁国士师,掌管刑狱,执法公正,治国以德。孔子对他评价颇高,称其 “言中伦、行中虑”,孟子更是将他与伯夷、伊尹、孔子相提并论,后世尊之为 “和圣”。圣人都推崇的人物,即便发生了这般不合常情的事,大众也更容易接受。
综上所述,柳下惠 “坐怀不乱” 的故事很可能是一个流传了上千年的美丽谎言,是为了迎合某种观念而派生的神话。当然,也有人宁愿相信另一种解释:某年夏,柳下惠外出访友,途遇大雨,直奔郊外古庙暂避。刚踏进门槛,忽见一裸女正在里面拧衣,他急忙退出,立于古槐之下,而不是做出违背道德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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