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诺·安妮,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普通家庭,父母经营杂货店和咖啡馆。

在她之前,有一个姐姐7岁时夭折了,她成为家中的独女。安妮如今的人生,可以说是父母托举、文学天分和个人努力三方结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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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诺的父母,有明确的“摆脱贫困与实现阶层跨越”的目标。 她在书里写道:父亲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勤力工作,不懒惰也不酗酒,更不爱花钱。 他是厂里第一个买自行车的人,每周都有存款。

母亲同样不甘平凡与贫困,夫妻俩努力打拼下一家杂货店兼咖啡馆,培养女儿考上好大学。

1958年的法国,性教育乏善可陈,所有人都羞于谈性。 如果女孩在出嫁前跟人睡了,谁都会鄙视她,谁都不会要她。未婚母亲和犯罪男人处于同一鄙视链。

18岁的安妮就在这样的时代意外怀孕了。在1985年法国废除反堕胎法案之前,一个意外怀孕的女孩,如果自己堕胎,法律会把她关进社会的铁牢笼;

如果选择生下孩子,男人的那颗精子就像一颗子弹,足以将她的人生击得粉碎。

安妮向外界求助时,遇到的却是一堆自私、冷酷的男人: 一向宣称自己思想开放的男同学,只想和她发生关系;

嘴上说着帮忙的男医生,给她开了保胎药让她回去休息; 往日甜言蜜语的男友将她冷在一旁,仿佛一切与自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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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规则的铁拳下,她不想让这个孩子毁了自己。她尝试剧烈运动,把细长的铁签伸进自己的身体,去黑诊所求取帮助,让粗大的东西在腹腔中乱捣……

安妮是幸运的,她顺利考入大学、嫁人。 她住在大城市的房子里,背负20年的沉重贷款,仅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远远不够; 丈夫的原生家庭条件很好,但公婆不会提供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

随着孩子的到来,类似闲逛、看一场电影等享乐消失殆尽。 工作占了她醒着时间的三分之二,包括带娃在内的家务占三分之一:准备早餐,孩子们的衣服,要洗的内裤、午饭、购物、儿科医生、长子的柔道课和次子的陶艺课,邮局……

她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写作梦想更加想都别想。 那个娶了她的男人,往日思想自由的大学生,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丈夫、一位父亲和一个极度自恋的大男子主义者。

“我对什么都没有概念了,我不再试图解释我的生活,甚至在这个年龄死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她在日记里写道。

45岁那年,她选择离婚。卖掉和前夫一起购买的房子、家具,在物质上一无所有。 虽然刚开始过得紧巴巴,但却非常酸爽:她再也不用在乎是否要取悦于他人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妮只有一个信念——“我只有一次生命,在出生和死亡之间,多为自己活一天,都是赚的!”

乳房里的癌症、因化疗掉光了的头发,疾病带来的每一次疼痛,都在提醒她且行且珍惜。 她的前夫在远方,成年的儿子住在别处,她有一个情夫,生活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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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 戒掉一切流行的道德词语,改用快乐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她成为了自己的女王: 她不再是一个养育者,购物时不再需要小推车,一个小筐就够了。

她不再是一个妻子、不再是一个母亲,家务轻松多了,想吃饭在膝盖上放一个托盘就完成了。 她可以尽善尽美地满足自己的欲望,除了工作之外,她可以读书、看电影、打电话、写情书和谈私情。

她在浴室的镜子里观察自己的裸体; 她养成了在口袋里放一个避孕套的习惯,再也不想傍住一个男人。

50年前,她被社会视为放荡不知羞耻的堕胎女; 40年前,她是被周围人打上“可怜可惜”的离婚女人; 30年前,人们针对小她30岁的各色情人指指点点……

世间纷纷扰扰,乱七八糟,她却不为所动。她说:“我为写作而活!”

伍尔芙说过:“当我搜索枯肠时,我发觉去做什么人的伴侣、什么人的同等人,以及影响世界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等等,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崇高可言。我只要简短而平凡地说一句,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安妮正是这样的人:她掌控自己的命运,使自己成为自己,成为灯塔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