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之路第一步：外藩入继|太监|宗室|武宗|皇位

外藩入继

明代诸帝中，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是位难得符合儒家规范的君王，勤于朝政，听取建言，几乎不曾责罚言官，“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被史家誉为“中兴之主”。但他的儿子朱厚照却荒诞失道，使“弘治中兴”的太平局面无法再维持。

正德皇帝即位后，重用昔日东宫太监刘瑾（1451—1510）及其党羽。刘瑾等人挟势弄权，贪污纳贿，滥用厂卫，钳制言路，斥逐异己，时称“八虎”。朝廷众臣深恐遭祸，噤若寒蝉，对“八虎”的不法行径，敢怒不敢言。刘瑾及其党羽伏诛后，正德皇帝不思反省，依然荒唐嬉戏，转而宠信武臣江彬（？—1521）及大臣钱宁（？—1521）等人；又巡游宣府（今河北宣化）、塞北、江南等地，纵容手下大肆掳掠，甚至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视国家礼法为儿戏。正德皇帝的作为，不但抛弃了皇帝应负的责任，也引发了财政窘困、宗室叛乱及民乱四起的危机。

正德十四年七月，正德皇帝以亲征宁王朱宸濠（？—1521）为借口南巡。众臣群起反对，纷纷跪谏午门前（北京紫禁城正南门，中间门洞供皇帝出入，东边门洞供文武官员出入，西边门洞供宗室王公出入），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正德皇帝不听，执意南巡，还杖打了一百四十六位大臣，群臣悚然，不敢阻挠。然而，正德皇帝却在返京途中，失足落水，身染重病。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乙丑）夜里，正德皇帝自知大限将至，交代身后事，告诉太监陈敬、苏进：我的病治不好了，快把司礼监太监叫来，向皇太后禀报遗言。告诉皇太后，天下大事（“天下事重”）要和内阁商量后，再下决定。过去的错事，都是我自己不好，跟你们无关。隔日（丙寅）早上，正德皇帝病死于豹房。

正德皇帝所说的“天下事重”，即指皇位继承人选之事。正德皇帝的后妃虽多，却迟迟未能生下皇子，而且正德皇帝没有同胞兄弟，无法按照《皇明祖训》规定的“兄终弟及”来选择皇位继承人。正德皇帝膝下无子、储位虚悬，一直是正德朝的难题。为了避免君统中断，朝臣们曾建议正德皇帝，依据汉成帝（前51—前7）预立定陶王与宋仁宗（1010—1063）预养濮王之子的先例，尽快选择年长贤良的宗室，预养宫中，作为预备皇嗣。可是正德皇帝自恃壮年，对这些建议不置可否。直到正德皇帝病重，皇储问题仍未解决，监察御史郑本公（正德九年进士）建议“慎选宗室亲而贤者，正位东宫”，南京监察御史董云汉（正德九年进士）亦请求“宗室近属中择其长且贤者，处之禁中”。但直到病逝，正德皇帝一直没有选定人选，于是皇位虚悬的问题，只好交由昭圣皇太后与内阁诸臣去商议了。

正德皇帝一死，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掌政权，立刻面临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新旧交替、皇位虚悬的敏感时期，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引起内乱和外患。尤其是江彬及其党羽，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以致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江彬将叛乱的谣言。因此，内阁和朝廷众臣一致认为，稳定政局的步骤有三：首先确定皇位继承人选，安定人心，阻止外藩觊觎皇位、再度叛变；其次加强北京城九门与皇城的防卫，预防叛变的可能性；最后联合宦官，一举清除江彬、钱宁等人，直接消除政变的隐患。

依照当时的局势，内阁必须先稳定人心，再不动声色地安排各项人事，以一举铲除江彬等人。于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便以武宗遗言的名义，先命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1542）、定边伯朱泰（原名许泰，武宗皇帝赐姓朱）、兵部尚书王宪（1465—1537）挑选各营官军，防守皇城四门、京城九门、草桥及卢沟桥等处，罢威武营官军与边军，命这些军队回原驻地待命。又革除各处皇店及办事人员，遣回豹房内非常例的人员，防止他们跟随江彬。此外，从哈密等地来朝进贡的夷人们，也都给予赏赐，命他们立刻回国，不得在北京逗留，避免生事。杨廷和等人的这些举动，为的是排除潜伏在北京城的不安定因素，稳定秩序，以防江彬或宗室借机叛变。

昭圣皇太后张氏并非木头傀儡，实有影响力。在这段时间，她派出宦官张永和谷大用，与杨廷和等人共同商议继位者人选。几经考虑，决定引用《皇明祖训·法律》第十四条“兄终弟及”的规定，作为新皇帝继位的法理根据。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皇明祖训》后来却变成“大礼议”的争端源头。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规定：当皇帝死后无子，必须由同母嫡弟继承皇位，其余庶出的兄弟没有继承权。这条规定，明确了“兄终弟及”的宗法内涵：新的继位者必须是皇帝的同母弟，无论是皇帝的异母兄弟或堂兄弟，皆没有继位资格。问题在于，正德皇帝是孝宗独子，没有兄弟。若按《皇明祖训》的规定，没人有资格继承皇位。皇位虚悬的结果，将引起宗室叛变，祸起萧墙，手握重兵、近在京畿的江彬也可能趁机造反，祸生肘腋。

杨廷和等人情急下，只能变通《皇明祖训》的规定，上溯“兄终弟及”的范围至宪宗成化皇帝一系，皇位候选人便能由“厚”字辈子孙中予以挑选，再以嗣子身份，过继给孝宗弘治皇帝，成为正德皇帝之弟。既然改动了《皇明祖训》的原意，内阁首辅杨廷和则有新解释，自圆其说：《祖训》规定了“兄终弟及”原则，怎能破坏？朱厚熜是兴献王的长子，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武宗的堂弟，依照伦理顺序，应立朱厚熜为帝。明朝的皇位继承法，乃采嫡长子继承制，无嫡子则立庶长子。从本书附录一《明代诸帝世系表》来看，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是宪宗成化皇帝的第三子，但宪宗的长子、次子皆夭折，朱祐樘实为庶长子，兴王朱祐杬为宪宗的第四子。当孝宗一系断绝时，按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皇位将由朱祐杬继承；当朱祐杬已薨，兴藩世子朱厚熜便成了最佳的继位人选。因此，杨廷和的安排，似乎是两全其美，既延续宗统，也符合《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

杨廷和的意见获得其他阁臣的支持，昭圣皇太后也无异议，终于决定兴藩世子朱厚熜成为皇位继承人。三月十四日，杨廷和以武宗遗言为迎立朱厚熜的法源依据，又赶紧拟定《武宗遗诏》，向天下臣民宣告新的皇位继承者，务求稳定政局，扫除积弊。可是，杨廷和拟定《武宗遗诏》时，迎立册文只写着“嗣皇帝位”字样，没有清楚说明朱厚熜究竟以何身份入继大统。杨廷和犯下的文句之误，可说是百密一疏，以致出现了诠释上的灰色地带，议礼双方得各自诠释《武宗遗诏》，埋下了“大礼议”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