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总结出造就拿破仑这个天才的原因太难了。
他在20岁以前，和身边的同龄人相比，实在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他的学习成绩平平，喜欢写些烂漫的散文，文风还颇为矫揉造作；他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曾先后担任了见习军官、少尉。没有什么瑕疵，也没什么过人之处。
在广为流传的众多逸事中，他曾经指挥同学打雪仗这件事被传为美谈。在一些描绘了这个场面的版画作品中，他被夸张地塑造成一名穿着整齐军装，准备上膛开炮的英勇士兵形象。对此，夏多布里昂的形容很贴切：“当一个人出名的时候，人们会为他编撰历史。”
打雪仗这一趣事首次为公众所知，是在执政府（consulat）时期[1799-1804]，应归功于他的老同学布雷恩纳（Bourienne）。这位拿破仑的秘书很可能在一篇英语文章中看到类似的故事受到启发，便将那场日后被人们视作精彩绝伦的“无罪之战”写到了自己的回忆录里。通过史料来源的分析，很难确认是否真有其事。更何况，儿时在学校里穿着短裤扮演将军的人，日后默默无闻者不计其数，极少真的有人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天才。而且，即使拿破仑的数学天赋可以助他成为优秀的炮兵军官，也完全无法解释他何以成为当世无双的伟大战略家。
拿破仑·波拿巴
父亲过世后几个月，他前往瓦朗斯（Valence）成为炮兵少尉。他在驻地并没有结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与布雷恩纳来往稍微密切一些。早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了不起的人物有往来。他一生都没有真正改变过，非常勤奋且孤独。独立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他很少与人争论，喜欢自言自语，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过真正的朋友。然而面对自己的家族，他的态度截然相反，即便远离家人多年，他仍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自从夏尔死后，拿破仑开始承担起家庭重任，努力挣钱补贴家用，尤其是为了经营家里留下的盐田学习如何对付僵硬的官僚系统，并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在他最孤独的时候，是科西嘉给了他广阔的想象空间。
历史上的科西嘉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简直令他着迷，让他心潮澎湃。1786年8月，第一个休假机会到来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跑回家乡，想尽可能多待几天。假期结束后，才不得不回到无聊的驻地。接下来的几年里，科西嘉情结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以至于军旅生涯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了。他甚至开始创作以科西嘉为题材的一部长篇历史作品，但最终也没有出版。
就在他潜心研究历史之时，法国大革命爆发，惊醒了他的学者梦。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对于此时的拿破仑来说，还需静静等待。当一些同人远征欧洲各地时，他却趁乱回到了他无比珍爱，但并非真正了解的故乡。
再度回到法国本土时，他对革命持观望态度。居留巴黎期间，他给兄弟们写信时，俨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评论家。
拿破仑没有表现出任何亲身参与革命暴力行动的欲望，诸如8月20日发生在杜伊勒里宫（Tuileries）的流血冲突[1792年，巴黎革命群众攻占国王所在的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成为阶下囚]。他还向三弟吕西安（Lucien）坦言自己的懦弱：“我只想平静地生活，享受家庭的温暖。”他对战争特派员诺丹（Naudin）说：“除了我的家乡，我什么都不关心。”对于像他这样具有过人才能的人来说，热爱家乡的科西嘉精神确实值得称赞，但他理应有更远大的抱负。
1789年，拿破仑支持科西嘉继续归属法国，但像岛上许多居民一样，热切地盼望多数法国人从岛上卷铺盖走人，以便取而代之。他在阿雅克肖反法骚乱中表现出的立场并不明确，似乎更倾向于与其他力量共同“清理”这座城市。
在驱逐了来自本土的法国人后，拿破仑和约瑟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前者在军队担任军官，后者则成为著名的选民代表。拿破仑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一度令亲法分子们不安。1792年3月，拿破仑当选为科西嘉志愿军二军的副总指挥，哥哥约瑟夫进入政府担任议会代表，以便为波拿巴家族树立威信。在这段时间的科西嘉岛，兄弟二人作为阿雅克肖受尊敬的波拿巴家族继承人，频频出面。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三年后，夏尔的儿子们开始崭露头角，获得了与亲戚们甚至遥远的祖先们相媲美的成就。假如他们的家族没有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科西嘉岛的革命派系构成可能会大不相同。此时的两派，一派是代表了皇家利益的布塔福科（Buttafoco），另一派是保利领导的科西嘉民族革命团体。波拿巴家族自然毫不犹豫地拥护起保利一派。保利的民族英雄形象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拿破仑，他甚至可以把保利看作他的第二个父亲。
拿破仑对“民族之父”保利的钦佩之情由来已久，他把保利看作普鲁塔克（Plutarque）[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笔下的英雄，一个真正的偶像。拿破仑一心追逐着保利，尽管他那些火热激进的言辞和殷勤都被保利粗暴地否定了。1793年，保利被怀疑有反革命的倾向，遭到国民公会[1792年，在废黜路易十六后成立]的威胁，拿破仑仍然为他辩护，说他是“自由的长老”，受到爱国者的支持。从政治上来说，此时的拿破仑其实还没有完全决定给选择哪一方。他从1791年开始有些倾向于雅各宾派。他对大革命并无敌意，但对领导革命的一些“无赖”强烈反感。然而，以当时的情形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重建秩序都是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宾派残忍血腥，没有吉伦特派讨喜——毕竟，后者奉行联邦主义，没那么专制独裁。
对于拿破仑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作为科西嘉岛的一名爱国者的同时，又坚定地支持奉行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呢？正在他难以做出决断的时候，保利的追随者将他彻底推向了雅各宾派的怀抱。当1793年4月2日控诉保利为反革命者的法令传到科西嘉，所有被怀疑支持雅各宾派的人都被捕。这殃及了不少波拿巴家族的人。
5月5日早上，在靠近南科西嘉一个叫博科尼亚诺（Bocognano）的地方，拿破仑中了圈套，被保利一党抓获。而就在两年前，他还因忠于保利险些被私刑处死。多亏了一位名为博内利（Bonelli）的人出手相救让拿破仑逃过一劫，他得以通过海路到达巴斯蒂亚，并加入国民公会的部队。与此同时，保利与波拿巴家族决裂，保利宣称“将永远憎恨这个无耻的家族”。整个波拿巴家族也只能被迫离开科西嘉岛。
1793年6月9日，经过一番波折后，他们选择从卡尔维驾船驶向大陆。拿破仑又面临着新的转折。科西嘉和保利彻底走到了他的对立面。两段关系的破裂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次是与科西嘉和保利的决裂，另一次则是他父亲过早的离世。当他抵达土伦（Toulon）[法国南部地中海海岸重要港口、海军基地]的时候，他这样评论几周前还在极力奉承的保利：“保利从表面上看来非常善良、温和，内心深处却尽是仇恨和报复，眼里有热忱的情感，灵魂里却流动着毒辣的血液。”
在保利的影响渐渐消失后，他和这位“第二父亲”断绝了关系。至于他的故乡科西嘉，他也很快便抛之脑后，全身心投入到了共和国的军队中，并迅速得到了提拔。
离开这个岛屿对拿破仑来说是一次前途光明的解脱。历史学家帕特里斯·格尼费（Patrice Gueniffey）写道：“甩开科西嘉这个包袱，拿破仑才算是真正得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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