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卫队在东北军的进攻下死伤惨重，蒋本人被迫逃往骊山。蒋在被张学良等人擒获后，留下了“孙等今次犯上作乱，此后亦会效法此事，背叛于你。”这句话，究竟指的是谁？蒋介石口中的“孙等”又是否真如他所言，最终背叛了张学良？

蒋介石口中的“孙等”便是孙铭久，曾是张学良的手下。作为西安事变的亲历者，而且还是张学良的亲信，他做的事可不简单，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成功地“逼蒋抗日”，功劳大得很。

咱们把时间拉回到1936年12月。那时候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目的是督促当地的东北军去打击共产党。张学良是东北军的头头，他和杨虎城是国民党十七路军的将领，他们俩强烈反对蒋介石要对共产党下手的做法。

这让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最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不听蒋的命令，直接把蒋介石给扣押了，逼着他联合共产党一起抗日。而在东北军里，很多年轻军官也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觉得蒋介石只想着打国内的共产党，根本不顾外敌。27岁的孙铭九，就是其中之一。

孙铭九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东北，这一地区自晚清以来便是各种势力交错的战场，日本人、俄国人、本地的军阀，还有满洲的贵族，各种势力都在争权夺利，社会动荡不安。这种环境让孙铭九从小就有了想要出人头地的心思。

成年后的孙铭九赴日本深造，在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归国之后，孙铭九起初在天津市公安局担任职务。不久，得到留日校友张学铭的推荐，孙铭九于1934年春季南下武昌，得以面见东北军的灵魂人物张学良。

孙铭九在天津公安局工作时，积累了不少处理行政和治安的经验。后来他的上司，张学良的前秘书宁向南，强烈推荐他。于是张学良决定让孙铭九留在自己身边，担任随从参谋。

孙铭九很快就展示出了自己的能力，张学良把他安排负责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主要任务是管理和考核东北军军官的个人档案。与此同时孙铭九与苗剑秋、应德田等东北军中的一些年轻军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都有过留学经历，互相交流政治理论，从社会主义到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想都研究过，思想上十分活跃，目标远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日本的侵略让整个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投入大量兵力进行对红军的围剿，忽视了日益逼近的外敌。

红军在长征中被迫前往陕北，蒋介石对红军的打压并没有停止，反而下令张学良率军入陕剿共。然而东北军的战事接连失利。在劳山战役中，第67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两个团几乎全军覆没，何立中师长也在战斗中阵亡。随后的直罗镇战役更是使精锐的109师损失了六千多人的战斗力。这样的惨败让张学良开始动摇，他不愿再充当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炮灰，于是悄悄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商讨停战的可能。

与此同时社会上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北平，大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喊着要国内各派停手，一起对抗日本侵略。1935年底，中共开了个瓦窑堡会议，决定了要搞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就发了个公开信给东北军，呼吁他们加入抗日的队伍。张学良看到这情况，也是挺支持的。1936年4月，张学良自己跑到延安去，和周恩来面谈，俩人一拍即合，签了个《抗日救国协定》，表明了一起抗日的决心。

然而蒋介石看到自己在国内的反共战略无法顺利执行，张学良和杨虎城与共产党接触频繁，而且丝毫没有准备按照他的意图发动“围剿红军”。蒋介石在南京感到压力山大，于是于1936年10月22日亲自前往洛阳，督战西北前线。张学良则当面反对进剿红军，并提出希望北上抗战，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集中力量抗日，但蒋介石却拒绝了这一建议。

蒋介石看局势越来越紧张，12月10日开会决定再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这已经是第六次了。张学良知道了，又写信劝蒋介石别这么干，但蒋介石已经不再信任他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11日，蒋介石直接任命蒋鼎文当西北军前敌总司令，陈诚和卫立煌也准备带着中央军的兵力，准备接替东北军继续打红军。

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张学良和杨虎城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于12月12日发起兵谏。这一决定最终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但张学良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选择合适的人执行对蒋介石的拘捕行动。孙铭九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向张学良提出自荐，他自信能够完成这一高风险任务。孙铭九忠诚无比，而且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精湛的策略头脑，张学良认为他是最佳人选。

在出发去临潼的华清池之前，张学良特意找孙铭九聊了聊，语气很严肃。他强调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风险也很大，必须小心谨慎，确保任务顺利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孙铭九听后重重点了点头，他明白这次任务不仅关乎自己的命运，也决定着西安事变的成败，压力大得让人无法忽视。

12月12日凌晨，孙铭九带领一小队精兵悄然出发，直奔临潼的华清池。为了避免任何意外情况，孙铭九计划迅速行动，务求一击即中。虽然他们早有准备，但蒋介石的警戒措施也相当严密，卫兵们反应极为迅速，察觉到异常立刻展开戒备，情况顿时变得复杂。孙铭九的队伍并没有携带重型武器，原本打算以快速、精准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却陷入了对方猛烈火力的压制。就在短短几分钟内，双方的对峙进入僵局，孙铭九没想到，蒋介石的卫兵竟如此强悍。

情况越来越紧张，眼看如果继续对峙下去，任务将无法完成，甚至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孙铭九冷静分析，决定冒险行动，他亲自带领几名士兵冲进了大厅。经过一番激烈交火，他们终于击毙了几名侍卫，突破了蒋介石所在房间的重重防线。当孙铭九进入蒋介石的卧室时，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是，卧室空无一人，窗户大开，床上还留有余温。

孙铭九马上就想到，蒋介石不可能跑远，肯定躲在附近。他赶紧带人在后山里到处找，差点就要放弃了，结果抓到一个卫兵，从他那里打听到蒋介石藏的地方。孙铭九紧追不舍，最后蒋介石也知道没路可逃了，从一个山洞里走出来。孙铭九这下终于松了口气，立刻把蒋介石带回去交给张学良。

“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扣押并被迫与共产党谈判而告一段落。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和孙铭九而言，他们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因孙铭九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忠诚和效率，对他进行了丰厚的奖励，孙铭九迅速晋升为东北军特务总团团长和抗日先锋总队大队长。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愿，1936年12月25日，随着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往南京，西安事变似乎迎来了和平的解决。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蒋介石到达南京后立即将张学良扣押。即使众多人士试图游说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但在南京政府中真正能左右决策的人寥寥无几，而蒋介石本人根本无意释放张学良。

宋美龄介入此事，她直言不讳地威胁蒋介石，声称若张学良有任何闪失，她将公开蒋介石的种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宋美龄的聪明和果断在多次危机中保护了张学良的安全。张学良晚年回忆时曾评价宋美龄是“极其聪明的女性，现代中国难寻其匹”。

其实在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当口，孙铭九极力反对，他甚至跪地哭泣，恳求张学良重新考虑，但没能改变张学良的决定。孙铭九焦急之下求助于周恩来，希望通过政治途径挽救局面，但为时已晚，张学良已经启程前往南京。

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后，东北军内部陷入混乱。部分军官主张与南京政府和解，而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主张硬碰硬。孙铭九属于后者，坚持对抗南京政府。由于两派势力的对立，东北军内部的争斗愈加激烈，几位高级将领在这场内讧中丧命。孙铭九的立场使得他与许多人结下了深仇，尤其是杨虎城，对孙铭九的强硬态度极为反感，并公开发布了通缉令，要求捉拿孙铭九。

他不得不暂时撤离到红军控制的苏区，避免进一步的政治风波。之后东北军被彻底整编，彻底融入南京政府的军队体系，失去了昔日的独立地位。东北军的名号，随着张学良的软禁和孙铭九等少壮派官员的失败，成为了历史。

孙铭九在苏区的日子并不长。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共和国民党达成了合作协议。在多方面的政治考虑下，孙铭九因涉及到王以哲将军的暗杀而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这对他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被共产党驱逐，而回到国民党则无从谈起，他陷入了彷徨。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孙铭九选择了一条道路，那就是投靠汪精卫的伪政府，虽然这一决定使他背负了“汉奸”的恶名。在汪精卫的伪政府里，孙铭九被任命为参赞武官，后来还兼职豫北的抚安特派员和专员，最后又被派去山东当伪军保安副司令。这些职务和他在东北军时做的护卫工作差不多。

但是在那段时间，孙铭九干的不光是正经事，他还偷偷地联系东北军的官员，想说服他们也加入日本。他的老同事应德田也是因为生活所迫，跟着孙铭九一起做了汉奸。虽然孙铭九在伪军中有一定地位，但他基本没怎么上过战场，历史上对他的记录也不多。

战争结束后，日本投降，孙铭九面临新的困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躲藏后，他最终选择向蒋介石的政府投诚，希望通过这一举动洗清“汉奸”的标签。国民政府利用他的能力，安排他从事特务工作，派他前往东北地区执行多起针对共产党高层的暗杀任务。

然而这些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孙铭九最终被解放军俘获，并送往哈尔滨。在这里面对解放军的审讯，孙铭九再次选择投降。鉴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及没有造成更大的祸害，加之他的多次转换立场大多出于无奈，解放军对他的处理相对宽大，将其留在东北地区，不再追究过去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孙铭九因为他在过去那十年里做的一些事被共产党给审查了一番，他的老部下，也是东北军的将领应德田，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

同时还有一些东北军的将领，他们虽然当年没有站出来跟共产党一起抗日，但在解放战争中投降或被抓后加入了解放军，后来还当上了教员或军官，1955年还被授予了军衔。这种情况在当时还真不少。

应德田对这事儿特别不满，他为自己和孙铭九感到委屈，抱怨说：“那些人当年连抗日都没抗过，也没去救过少帅张学良，跟蒋介石没过节，没受过啥苦，也没跟汪伪那帮人沾边。他们其实就是跟着蒋介石混到最后大陆解放了。孙铭九可不一样，他当年真的是为了抗日流过血，出过力。要是他也跟蒋介石混，肯定也能混到他们那种地位。”

这种抱怨虽有情可原，但忽视了一个事实：孙铭九和应德田曾短暂投靠汪精卫政权，这等同于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不论他们的解释如何，这都是不可抹去的历史。然而周恩来对孙铭九的看法则更加宽容和深刻。周总理认为不能只凭孙铭九过去的行为来全面评价他，还需要考虑他做出那些选择的原因。

孙铭九在汪伪政权期间并没有直接参与屠杀同胞的行动，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政治审查。而且坦承自己曾犯下严重的错误，表示自己的行为值得遭受严厉的惩罚。

周恩来总理作为当年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对孙铭九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他了解到孙铭九加入汪伪并不是出于对抗日的背叛，而是出于经济压力和生存困境。周总理认为，对于那些在极端条件下作出错误选择的人，应当给予机会让他们赎罪和重新证明自己。

经过严格的审查后，孙铭九被认为是可以重新做人的。他的汉奸帽子被摘掉了，后来在上海，由当时的市长柯庆施聘用，孙铭九就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当了参事。晚年还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委员，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但他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就是自从西安事变之后，他就没再见过张学良。

说到张学良，1990年的时候，张学良老人家已经89岁了，在一个采访中被问到如果回大陆想见谁，他没犹豫就说是孙铭九。这事传到孙铭九耳朵里，他听了特别感动，眼泪都下来了。

到了2000年4月8日，孙铭九老人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2岁。他的后人很低调地处理了后事，连遗体都捐给了医学院。

孙铭九的一生跌宕起伏，最终还算是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算是颇具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