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遵义会议,我们都知道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指挥工作。这样,确保中央红军在军事指挥上后续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遵义会议也留下一个疑问:没有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一般的理由是长征路上面临敌人围追堵截,根本无法好好坐下来解决政治路线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这个理由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可以讲这个不是最重要,这只是一个客观条件而已,不是主观原因。从主观上来讲,我们当时确实也不适合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要将这个问题解析清楚,我们需回过头来梳理一下。

最初,临时中央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后,当时主要有两大力量。

一是留苏派,他们主要听从第三国际和王明的,他们理论功力比较深厚,但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充分了解,也缺少应有的实践。

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苏区成长起来的,他们比较务实,知道如何让自己有效生存下来,不断打击敌人。

主席是本土带头人。解放后,几乎所有的将军在公开场合或在回忆录里讲过,自己之所以能够会做群众工作、会做思想工作、会打仗,都是跟主席学的。这个不是客气话,不是场面话,他们是发自肺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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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两大力量存在,当然会产生理念和工作上的分歧与碰撞。最初留苏派占据上风。因为他们是临时中央主要成员,代表的是中央。以主席为代表的本土派,受到不断打击和挤压。

笔者前面讲过,不管哪一派,这些人真的都是有崇高理想的,他们一腔热情和热血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从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留苏派这个阵营很快产生了分化。

留苏派有深厚理论功底,缺少实践,到苏区后,他们很快有许多事情需要面对、许多事情要解决。解决事情的过程,就是他们补上实践的重要一环!

他们在实践中自然而然的会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这件事到底谁对谁错?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在这样的前提下,留苏派阵营很快出现分化!

像王稼祥一到苏区,就主动向主席他们示好。说你们有实际经验,我们初来乍到,不太懂,你们要多教教我们!很快,王稼祥就和本土派打成一片,在各种会议上和公共场合,他都帮着主席他们讲话。

任弼时是带着任务到苏区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严格按照临时中央要求,剥夺了主席的军事指挥权。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慢慢知道主席在军事指挥上确实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在当时来讲是最有效的办法,相反,不听主席的指挥就会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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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表面上是站队留苏派,但他潜意识里是向着主席的。这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表现很明显(笔者澄清一个史实:反罗明路线时,任弼时是中组部部长,上次笔误写成中宣部部长了)。

当时作为中组部部长的任弼时,写文章批判罗明路线,但他在文章中却对单纯的军事进攻路线提出了质疑。因此,博古认为任弼时用起来已经“不合手”了。所以,任弼时很快就从中组部部长的位置上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开始边缘化。实际上这也是任弼时也从留苏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第一步。

紧接着就是张闻天。张闻天在反围剿过程中,慢慢也发现,原来毛泽东同志是对的。作为当时党内二号人物张闻天开始对原来的提法、做法产生了动摇,与博古产生了间隙。

实际到长征时,理论功底比较深厚的留苏派中,只剩下博古孤家寡人了,张闻天等人已经不太相信原来的那一套了!

甚至博古本人,在听从李德纸上谈兵,导致红军惨败,被迫长征。博古出开始对原来的东西产生了动摇。

博古理论功底也很好,否则王明也不会建议第三国际支持博古。博古后来负责我党的宣传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因此,博古在吃亏和失败过程中,也开始对自己原来的坚持起了怀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仅是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从事物发展规律上来看,也已经到了这个节点上,是水到渠成的事。

按理说,遵义会议不仅可以解决军事路线,政治路线一样可以提上日程。但问题是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都是从博古那边分化过来支持主席的。博古执行错误路线,这些人或多或少,也都是有责任的,如果那时解决政治路线实际上也就是要将张闻天等人再次推向我们的对立面!

政治是什么?主席说政治就是将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政治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因此,从团结绝大多数人来讲,我们只要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只能放在以后合适时间、合适地点,用合适的方式去解决,绝对不可以将朋友推向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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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博古,还是张闻天,他们一直在党内拥有一定地位!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第三国际的影响,在遵义会议前,我们党召开会议都需要提前向第三国际报告的,包括什么时间,什么议题。在得到第三国际许可的情况下,我们才开会,而且大多数时间,第三国际的远东负责人基本都会到场。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第三国际到底能否认可,我们也需要做出考量!

当然,后来这点也被张国焘搞分裂时充分利用!

为使遵义会议符合组织程序,我们先后派出几批人到第三国际报告,包括潘汉年、陈云等。

因此,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原因总结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确确实实长征路上比较仓促,大家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开会,好好梳理前期所有的情况,解决所有的问题。

第二,政治需要讲究策略,不能打击面太大,我们要抓住关键点,解决最重要的事。

第三,我们需要得到第三国际事后认可,使之更加符合组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