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
1994年12月17日
晚上8点
香港红磡体育馆
第一场
内地摇滚乐在香港的演唱会
在此举办
每每提到中国摇滚乐史上的大事件，有一场演唱会总会被提起，那就是1994年在香港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 演唱会。
那一天，窦唯、张楚、何勇以及作为嘉宾的唐朝乐队站在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这场演出被很多人奉为中国摇滚的巅峰，但也有人认为这场演出被神化了。
那一年，中国摇滚乐迷的字典里多了几个词——“魔岩三杰”、“新音乐的春天”和“94红磡”。
一
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
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
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谈到94红磡这场演出，就一定绕不过张培仁。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歌词中有这么一句，“亲爱的Landy，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这个被李宗盛称为弟弟的Landy便是张培仁。李宗盛在滚石唱片做制作部经理的时候，张培仁是滚石的企划部经理，李宗盛负责制作，张培仁负责传播。
1991年，时任滚石唱片副总经理的张培仁征得母公司同意，离开台湾，在北京成立了滚石旗下的魔岩文化（1995年改名魔岩唱片），并推出了“中国火”品牌，致力于在没有音乐产业的内地发掘摇滚乐人才。
张培仁（左）和李宗盛
魔岩第一个签约的是唐朝乐队。据张培仁接受深圳电台专访时的回忆，1989年的冬天，他第一次来北京，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在王府井的咖啡厅里与唐朝乐队见了面，“他们几个长发彪形大汉走过来，个儿也高，看见了以后就突然从心里有一种仰慕之意，觉得大伙儿真的可以变朋友。”
在魔岩之前，内地歌手出名的途径大多是通过电视台。对于内地的摇滚乐人来说，魔岩的到来才让他们意识到可以不用一直做晚会歌手，原来乐队的工作是可以策划的！而另一方面，当时在港台，人们常见的华语流行音乐只有抒情和偶像这两种形式，连专业的摇滚乐制作人也没有几位。在为唐朝乐队打造第一张唱片时，张培仁找的很多制作人都放弃了，要么是嫌预算低，要么是觉得北京苦，要么是对北京的摇滚乐没有信心，只有来自台湾的制作人贾敏恕愿意进棚。
唐朝乐队MV
签下张楚是张培仁的第二个决定。1990年1月某一天，张培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用随身听听着小样，当听到《姐姐》这首歌的时候，张培仁在冰天雪地里几乎听到流泪。于是，在1992年，贾敏恕操刀的拼盘专辑《中国火I》问世，其中就收录了张楚的第一首作品《姐姐》。在张楚之后，张培仁又签下了离开了黑豹的窦唯，还有看到唐朝乐队做得不错而离开港资大地唱片“投奔魔岩”的何勇。
1994年的春天，魔岩唱片同时推出了三张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三位个性迥异的年轻人被冠以“魔岩三杰”的称号。张楚曾说，“魔岩三杰”这个说法，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实际上，“魔岩三杰”这个名字有着典型的台式企划思维，当年刘文正创办唱片公司飞鹰，签下三位女歌手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美其名曰“飞鹰三姝”。
张楚（左）、何勇（中）和窦唯在Hard Rock Cafe 摄影：高原
“三个人代表三种不同的风格。他们的生活状态都一样，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贾敏恕说，“如果说它起到一种开天辟地的作用，其实也就是因为它单纯真实。”
何勇后来则说，“三杰”应该改作“三劫”。
“跟他们(魔岩)合作其实我觉得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能够对于唱片的制作和对于唱片与社会的交流上面，有了很大的理解。‘魔岩三杰’这个名称，一直被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所记忆。它给了我，还有何勇、窦唯三个人挺大的一个影响：它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有的时候，就个人性格来说，好像我们都不是擅长于去担当一种社会责任的人，可能我们都会是喜欢一种个人责任的人，去完善自己的梦想、完善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上面使我们进入了很多我们不太想进入的世界。”张楚在接受高旗采访时说。
在张楚看来，魔岩的运作，“可以说是理想化的资本家了碰上了艺术家了”。
二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
任你们画着他的脸
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现在太吵太乱
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
你怎么还不发言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何勇《钟鼓楼》
1994年，时任滚石唱片香港分公司总经理陆少康冒着很大的生意风险，与香港商业电台合作，于当年12月17日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轰动一时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
去香港开演唱会，则得益于张培仁多年来在唱片业摸爬滚打所积累的敏锐触觉。说白了，去香港就是为了镀金，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市场对内地的影响很大。”（张楚）实际上，去香港之前，“魔岩三杰”在北京演过一场，有现场观众认为，氛围和状态比香港演出更好，但后世对这场演出几乎没有任何讨论，而红磡演唱会将魔岩三杰的影响力推向了极致。
(左上)1994年11月28日香港《东方日报》整版刊登“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广告
(右下)“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门票票根
张培仁（左）向香港媒体介绍这些来自内地的年轻音乐人 摄影：高原
1983年5月，坐落于填海造陆区红磡湾的香港体育馆落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总造价一亿四千万港元的红磡体育馆，见证了香港无数个高光时刻，让红磡成了天王巨星圣地，商业价值的代名词。
张培仁希望，香港这场演唱会能间接推动内地市场。但在彼时香港这个只听风月的地方。摇滚乐是啥？这就有了后来被广而流传的那次采访。
港媒问：“如何看待香港的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
窦唯回：“不予置评。”
张楚问：“四大天王是谁啊，是托塔李天王吗？”
何勇偏往套里钻：“四大天王里除了张学友还算个唱歌的，其他的都是小丑”，接着又下战书，“不服气的话，可以出来试试。”
果然，隔天报道流出，反响剧烈，演唱会海报被天王粉丝撕了个精光。何勇到底是谁？“魔岩三杰”又算什么东西？成了悬着的巨大问号。
其实这是为了造势，张培仁引着几人“碰瓷”正当红的四大天王，家住在北京二环路里面的何勇说的那番话，其实是抓阄落在他头上的。用现在我们熟悉的一个词来说，就是——炒作。
演唱会现场观众被震撼的程度，连魔岩也有点儿意外。摄影：高原
演出时长三个半小时，但最后剪到录像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从现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全场观众不再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而是和舞台上的内地摇滚人们一起嘶吼，跳动，向上挥舞着双手。据魔岩唱片的牛佳伟回忆，这场红磡演出报批时申请的是座位式演出，但现场观众都站了起来，主办方因此被罚。
红磡体育馆此前举办的也主要是一些娱乐明星的演唱会。考虑到香港人对摇滚乐的接受度不高，主办方主动派送了一批票。结果，观众被震撼的程度，连魔岩也有点儿意外。“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荧光棒，他们空手而来，这是一个没人见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演出。”张培仁回忆说，效果最后超出预料。
时至今日，很多人仍然怀念那个炙热、干净、回不去的时刻，怀念那些年轻、才华横溢、毫无畏惧的脸庞和声音。
“摇滚中国乐势力” 演唱会现场 摄影：高原
那年的窦唯还是Peter Murphy（英国后朋克乐队Bauhaus主唱）的忠实信徒，西装革履，神色清冷地念着“矛盾，虚伪，贪婪，欺骗”，打铃鼓，吹笛子，超凡入圣；
张楚安静地端坐在椅子上，眼神悲悯地唱“孤独的人都是可耻的”。演出时吉他手曹钧的琴弦松了，当时都没有经验，不敢停，只好硬着头皮朝下演。但越演越难受，张楚停下来，向观众道歉，希望重新唱一遍。底下掌声一片。
何勇在台上穿着海魂衫、系着红领巾欢蹦乱跳的形象，也成为他最经典的符号。有乐迷说，何勇当时的演出“印证了摇滚乐是最适合和最依靠 LIVE( 现场)的音乐形式”。
一头长发、轮廓分明的丁武有些结结巴巴地要“和香港的观众交上朋友”。邓讴歌穿着在香港买的、特意剪短的花短裤，在台上跳着、跪着疯弹吉他。当时邓讴歌听说“香港媒体和观众看不起内地摇滚”，因此从排练到上场前都憋着劲儿，“连厕所都没上，就等着冲上台去”，最后在台上留下了一个“极度气愤并且年轻、亢奋的我”。
在那个实体唱片的时代，很多台湾的唱片公司为了做营销，大家都在挖空心思做文案企划，但强中自有强中手，张培仁做的文案似乎都能略胜一筹。
张培仁在那场演出后这样写道：
“在香港，这个华人娱乐工业的中心里，有上万个群众同时疯狂于‘真实’的力量；他们首次证明，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能够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他们见到了久违的音乐本质，发现这是和灵魂相通的线路，因而拋开了惯有的矜持，吶喊疯狂……
这次演出首次结合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各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对中国人的文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和想象，他们大都相信中国人将会有更繁盛的文化景观，那也不是来自于虚构的娱乐幻境，而应该是来自于更真实广阔的创造力量，他们在这场演出中，都看见了这样的希望。”
这篇被称为《94红磡演唱会后记》的文章被剪进这场演出的录像里，作为片尾。
三
难道真实从来就不应该
难道真实根本就不可爱
我不明白 太多疑问
太多错误 太多感慨
——窦唯《黑色梦中》
这场演唱会的结果，面孔乐队的陈辉总结道：“那时的他们用音乐和态度征服了夜晚，却没给中国摇滚夜带来真正的白天。”
DJ张有待曾分析称，红磡演唱会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高点”。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当时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摇滚乐的市场非常小，魔岩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才在最短的时间让全社会来关注中国内地的摇滚乐，这显示出魔岩商业运作和推广的力量，让摇滚乐实现了一次人为的拔高。
在魔岩成立发行“中国火”之前，内地没有过唱片公司的商业模式运行。曾担任摩登天空企宣总监的丁太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是魔岩对中国摇滚的贡献。 “张培仁善于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这些人的音乐，并通过大量主流媒体对这些音乐进行解读，放大，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这些独特的音乐，这些优秀的音乐人迅速成为了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人）的偶像。魔岩的短暂辉煌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刺激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拔苗助长的负面作用。迅速而过度的商业化，使一些单纯的音乐人迷失了做音乐的初衷，甚至无所适从。”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为红磡的成功欢呼多久，“新音乐的春天”转眼就变成了寒冬。这些摇滚明星并没有像现在的人想象中那样收获甚多，而是回到内地，接拼盘演出，魔岩还没有实现“让他们走出去，再回头来造成影响”的意图便黯然离场。
1994年黑豹演出荒，1995年唐朝乐队张炬车祸离世，1997年张楚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反响平平。红磡的热烈之后，是中国摇滚漫长的低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魔岩三杰在红磡掀起的热度不真实吗？真相是，整个90年代，主宰中国主流音乐市场的毫无疑问是商业流行音乐。摇滚乐卖得再好也卖不过那英、蔡国庆、杭天琪。另一方面，盗版的猖獗使得正版的实际购买量少得可怜。国际唱片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中国音像产品的盗版率仍然高达90%，唱片公司损失了大量的利润，这也是后来港台和海外唱片公司撤出内地摇滚音乐市场或持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就认为，摇滚夸大了很多东西，并且这让人相信这个不存在的结果。“何勇就是典型，他相信了这个结果，他觉得自己走到哪都能被人认出来，到哪都放他的歌，认为自己的音乐非常畅销，应该像王菲一样，但这是商业，必须要遵守规则。因为我当时也帮他们做过这些宣传，实际上，他们的三盘磁带，每个人的量都差不多是十五万盘，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
94红磡演唱会让张培仁曾一度看到了中国摇滚全新的发展方向，他在演出后记中写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正当他准备接下来的计划时，1995年滚石总部因为财务危机召唤元老之一的张培仁返回台湾。
张培仁在盛志民导演的《再见，乌托邦》中如是说
张培仁回到台湾后，创办了台湾魔岩，签下了伍佰、张震岳、陈绮贞、杨乃文……张培仁想的是，用三年时间，帮滚石赚够了钱再回北京，应该来得及。就在他准备回到北京继续发展摇滚乐时，网络时代到来了，唱片业受到了颠覆性的打击。
在魔岩退出内地市场之后，一切烟消云散。
魔岩在2001年结束营业。在那以后，何勇2004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魔岩三杰”成为了“魔岩三病人”。魔岩三杰带来的“春天”转瞬即逝。
何勇的追问——“你知道张培仁在哪儿吗？这么多年了，那些用我歌的也没给我钱，彩铃什么的到处在乱用”“我就想要一个房子然后养一条狗，也不是说天天这样过。这样能花多少钱？但我这样的生活也过不上”，也成了送给那个年代和自己的、有些黑色幽默的绝响。
四
梦中没有错与对
梦中有安也有危
梦的时代我在胡说
梦醒时刻才会解脱
——窦唯《黑色梦中》
三十年来，关于中国摇滚乐的纪念活动与94红磡有关的不少。2004年，何勇组织了十周年的纪念演出，然而“魔岩三杰”中的张楚和窦唯都没去，他们对这样的纪念毫无兴趣，这哥俩儿已经不想再去回忆那场被神话的演唱会。但何勇依旧坚持办了这场十周年纪念演出，爆满的现场证明了很多摇滚迷对那场演唱会的怀念。何勇当时放话：“窦唯现在的音乐就是假清高，他不但失去了人间烟火，说难听点是失去了人味。”
2008年“魔岩三杰”最后一次同台演出
其他当事人又是如何看待这场演唱会的呢？
2004年，新京报在红磡演唱会10周年之际采访了窦唯。窦唯直言：摇滚“误国”，红磡无需纪念。窦唯：“摇滚”这东西更多时候会被人利用。很多人打着摇滚的旗号，想得到的无非是名利。十年了，这十年走过来，我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这是我看到的。(停顿稍许)说得严重一点的话，我甚至不知道摇滚会不会“误国”。本来我们也许可以踏踏实实做些事情；本来我们十年前面对的也许是一次很好的机遇——当然以人们当时的那种状态来看，这个前提似乎也不存在。
2008年，窦唯在接受许戈辉专访时表示，“这么多年来，对那场演出，我觉得负面的东西更多。所谓‘巅峰’、所谓什么‘新音乐的春天’都是骗人的”。
2019年张楚曾接受新京报采访，文中说：“这些年，在张楚的采访关键词里一直离不开‘红磡’与‘魔岩三杰’，问他是否感到困惑，他说如今的自己早已释然。那年红磡演唱会之后，如日中天的几个年轻人回到内地本想大干一场，却发现大部分地区的音响设备完全达不到一场摇滚演出的基础要求。在彼时‘走穴’盛行但不愿向‘伴奏带’妥协的张楚看来，演出市场看似红火，但自己真正得到的演出机会并不多：‘那时候国内的版权体系，与音乐相关的监管体系尚不健全，最初原创音乐一直存在着没有形成独立体系、对摇滚乐认知单一、有从众心等问题，一旦文化形成了从众现象，整个行业就容易混乱，一切也就没办法发展。’”在张楚看来，那 个年代仅剩的魅力在于思想得到了释放。
唐朝乐队丁武：“从灯光音响以及后续产品来看，那次演出都是做得非常职业的一次。那时候有些先进的商业操作模式已经进入到内地摇滚乐圈中来，比如制作、包装、宣传等等。那次演出也在这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唐朝乐队刘义君：“那个时候做这个演出，我们还觉得是开个头，以为以后会越来越好，会不断地有这样好的舞台、灯光、音响的演出。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变成一个里程(碑)了，断在这了。”
1994年，深圳。参与94红磡演出的歌手们拉着自己的行李、乐器和设备到火车站转车。摄影：高原
2019年，红磡25周年，高原出了一本摄影集，名字叫《红磡1994》，里面收录了她拍摄1994年红磡那场“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的134张照片，还有一些手写的话。高原是内地唯一一位在现场记录了这场演唱会的摄影师。
高原回忆：“一年以后（1995年），当《摇滚中国乐势力》这张现场录音上市后，引发了一些声音。这一演唱会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黄金时代的旗帜，也是时至今日中国摇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唱会之一。所有人都在惊叹它的象征意义，人们曾认为它有可能改变潮流和审美，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的缩影。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段港台文化相继冲击的岁月，我们这里出产的摇滚乐反而像是一个稀有的物种。毕竟摇滚乐手们太过于独特了，好像整个亚洲都找不到这样一群人，他们的音乐传达出很多东方文明中不曾有过的情绪与思考。此前，我目睹了北京摇滚乐从无到有，文化上的认同，个体意识觉醒，都让90年代中期的北京极富创造力。我所经历的“红磡”，是一场普通的演出，是众多文化形态中的一部分。是一群年轻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做的一场值得怀念的梦。”
五
怎能忘记 你在身旁
几度欢乐 几度忧伤
怎能忘昔夜 月影离合
几多欢畅 几多迷茫
风吹过 云影似梦
——唐朝《月梦》
1994年，香港红磡的一场大梦，唱不完的青春笑泪交错。“魔岩三杰”终究没有火起来，各自回归尘世。有人无奈，有人不屑，有人坚持。没人再提出“幸福在哪里”“有没有希望”这样的问题。魔岩音乐黯然退场，张炬去世，其余人慢慢老去，按各自的步调继续前行。
90年代的音乐人不时也会以音乐以外的方式走回大众视野。2017年为纪念黑豹30周年，赵明义排练中拿着保温杯出现，这才激起微博上的热门话题。然而，话题最终也没带来票房，只有无数围观群众手持保温杯前去合影。赵明义事后发了一条朋友圈吐槽说：“没人理我，全是杯子”。
2024年窦唯发表的部分作品
至于窦唯，坐地铁被抓拍、在机场被抓拍、吃碗面被抓拍……几乎每隔那么一段时间，窦唯的“穷困潦倒”都会搅起一阵风雨。 但对窦唯音乐上高产却鲜见关注。
2000年之后，窦唯的音乐已经开始一步步偏离商业标准。从“不一定”、“译乐队”到“不一样”，“暮良文王”，再到和文智湧的新组合“朝简”，窦唯的音乐越来越安静，剥离了热闹的现实，通往音乐本体。
乐评人李皖曾评价：“如今，窦唯的音乐就是三五好友，不经排练，即兴在乐器上对话经常有妙境，且境界非常高。这其中既有现代即兴音乐的形式启示又有中国文人传统意蕴其中。这音乐对表义不在意，毫不留情地斩乐者对现实、对听众的表达企图。窦唯是非常求真的人。从他那个角度看，音乐只有真假之别，这非常重要。而他的音乐，全是真乐，全一个认真的人，倾心将其真意用音乐付出。有一点我想再强调一遍，就是他一朝醒悟，就坚决地告别‘假我’，往自己的源头，往中国折返。”
张楚也在社交网络上活跃着，早前他正式入驻某社交平台，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何勇因为不得志慢慢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病情多次反复以后，健康状况逐日下降。
六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北岛《波兰来客》
30年间，中国摇滚乐的面貌也在慢慢变化。90年代末，中国摇滚已经从早期的思想意识的艺术品，逐步变成了多功能的产品。摇滚音乐人也开始不再觉得和流行音乐明星同台演出令人羞愧，甚至他们的一些人也成为了明星。就连崔健本人后来也公开声明他并不反对商业，而是认为摇滚音乐人在不改变艺术初衷的前提下，应当积极投入主流音乐市场，与其他流行音乐进行竞争。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摩登天空等唱片公司的发展壮大，中国独立乐队和摇滚乐的生存空间有了较大改善，全国各大城市开始兴起Live House演出酒吧和大型商业音乐节。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2023年国内演出总场次达到44.06万场，票房收入502.32亿元，均远超2019年全年水平，达到历史新高。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调研测算，今年三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达17.33万场，同比增长16.27%，票房收入更是飙升41.10%，达到208.10亿元。演出市场的繁荣也使得音乐人的经济收入得到了基本保障，不再像90年代的前辈们那样挣扎在温饱线的边缘。
摇滚乐甚至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支持。2016年，北京市文联和北京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了一场“中国摇滚30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刘义军等著名摇滚音乐人参加。《光明日报》对摇滚乐30年来在中国的成就如此总结：“一些文艺青年，一些热血青年用他们的视角冷观世界，用他们的音乐才华抒发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对生活的理解。魔岩三杰、唐朝、黑豹、零点、指南针等摇滚乐队，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经典作品很多，无论传听还是传唱度都非常高。摇滚的辉煌影响到整个亚洲，影响了一代人中国青年。”
今天的中国摇滚乐面对的现实境况已经和90年代大为不同，郑钧当年吟唱的“商品社会”已经变成无孔不入的商业资本。尽管乐队们使用的乐器和设备越来越先进，各种演奏技术也越来越高超，但他们做出来的音乐却似乎不再让人热血沸腾。
张培仁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要先有文艺的复兴，再有产业的繁荣。2004年，新京报在纪念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十周年的系列对话的结语写到：“但遗憾的是这个完美的时间序列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实现。十年前我们有充分的激情和“复兴”的状态，但产业方面却一片凋零；十年后我们积攒了一定的商业经验，当年那种纯洁的音乐理想却早就断了链子……”
高原：“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谢幕的照片，所有人都演完以后，主持人把大家都请到台上，宣布演出结束。现在看你这张照片可能会有一种曲终人散的感觉，可以这么去解释——是一张预言性的照片，但是拍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后来再看这场演出，的确就是巅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了。老狼特别喜欢这张，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摇滚乐也退场了。”
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兆钧在《无谓光荣 但逐梦想 中国流行音乐四十年实录》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流行音乐至今仍在两座大山——世界流行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中徘徊。作为大众文化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它至今‘妾身未分明’，似乎无处不在又日渐失去独立存在的地位。作为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似乎最具备‘大众性’，又陷入了日益‘分众’而趋向‘小众化’的混乱之中。作为最具备商业性的文化产业，它至今仍未找到一条明晰的经营之路……”
1994年，在南京举行的“光荣与梦想”大型歌坛回顾活动后，乐评人王小峰不无调侃地称：“中国流行音乐，只有梦想，没有光荣。”也许这就是今天我们还在怀念30年前的那个夜晚的原因。
梦想。
编辑 | 杨秋煜
综合 | 《把青春唱完》、《红磡1994》、《返场》、《无谓光荣 但逐梦想 中国流行音乐四十年实录》、《四十年，一百块砖 内地唱片百佳：1979-2019》、《打火机想念冬天 中国摇滚弹指一焰间》、人民网、光明日报、澎湃新闻、界面新闻、《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周刊》、《人物》、8字路口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