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富田陂头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中共赣西南特委，并根据红军发展的需要，决定建立一所规模较大的红军学校，并指定陈东日负责开办这所红军学校，于是，以原红校为基础，在陂下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红军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由朱德兼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委，陈东日为纵队长即学生总队长，不久又担任了教育长，承担起了红三分校的实际开办工作。
陈东日领导了汝城暴动，又参加了湘南暴动和井冈山斗争，曾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副师长、井冈山会师后，任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党代表。萧克后来在回忆独立三师的斗争时多次赞扬陈东日，说：“他军政素质好，老成持重，水平高，办法多，是我们的好领导。”他还说，陈东日“本来是能成为一个帅才的”。
红军学校第一期从参加考试的1000余名部队官兵和工农武装分子中，招收了400多名学员，分成步枪、迫炮、特种3个大队。开学这天，毛泽东很早就到了红校总部所在地的陂下洋尾楼，听取汇报后，便由陈东日带着去敦仁堂，向全体学员作了国内外形势和红校任务的开学动员报告。毛泽东以后常来学校讲课，陈东日总是认真听完每一堂课，然后带着毛泽东检查学员的寝室、伙房及军事训练情况。
在毛泽东指导下，陈东日在领导校务、组织教学与训练内容上，都围绕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而开设。学校的组织机构为校长制，下设教育长。教育长下设军事主任教官，政治主任教官，各有教官若干人；学员分大队、中队、区队、分队、小队5级编组；校内中共组织为校委会，下设支部、党小组，校委会直接接受中共赣西南特委领导。
红军学校第一期时的干部卓雄后来回忆说：“陈东日能说能写，有文有武，是个很有才干的好同志，在学员、教员中都有很高威望。红校当时能办得这样好，在相当程度上是得力于他的。
老红军卓雄
赣西南工农武装前后对国民党据守的吉安城进行了9次声势浩大的围攻，陈东日指挥的红军学校学员队伍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在第四、五、六次围攻吉安中，陈东日参加了以彭清泉为首的攻吉前委的工作。以后，红校与红六军军部均由彭清泉率领，渡河到吉安西区的永阳。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接到红四军前委来信，准备把红校迁移到闽西龙岩，开办更大规模的红军学校。这时，赣西南特委已决定把一部分地方武装组成红二十军，指定已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的陈东日留在当地，担任二十军的政治委员，曾炳春为军长，陈伯钧任参谋长；并准备在6月20日进攻胜利后正式宣布成立。
6月20日，10万工农向吉安城发起进攻，经过半天激战，陈东日带领红校与二十军的一部分队伍突破敌人连哨，冲到了吉安街上赵公堂，但因援兵未至，被敌人压出城外。7月1日，红军第七次攻打吉安，陈东日指挥红校学员及青年干部学校攻打天华山，他们以“火牛阵”攻敌，在真君山与敌激战数小时，终因敌人工事异常牢固，无法冲破。此战有20多名红校学员阵亡，陈东日也腿上受伤。战后，红军学校从永阳又转到吉安县陂头，分布在陂下、青源山、油田、路西等地。不久，陈东日又接金万帮兼任校委书记。红二十军这时也正式成立，政治委员改由特委书记刘士奇担任。二十军的中、下级领导骨干多是红军学校第一期培养出来的干部。
9月底，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在赣西南群众大力配合下，第9 次攻打吉安。陈东日从红校派了40名学员到红一方面军协助工作。红校与二十军一起从西线螺子山攻城。10月4日，红军终于攻下吉安。此时，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陈东日即带红校干部、教官和学员进驻吉安城里的五中二院。11月，红军撤出吉安，开始第一次反“围剿”战斗，陈东日将红校转移到河西永阳镇。
江西苏维埃政府旧址——位于吉安市清吉里
红军撤出吉安后，受李立三“左”倾育动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江西省行委部分领导人，认为红一方面军遵循“诱敌深入”方针作战略撤退、准备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是畏惧敌人，是“右倾反水”，因而反对这一方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在活动，首先拘捕了与总前委意见分歧较大的省行委书记李文林。
12月7日，总前委又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富田帮助省行委肃反。李韶九只根据龙超清的“口供”，当天就逮捕审讯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等人。根据段良弼的口供，又认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分子。把陈东日和红校另一负责人李天柱，以及省苏维埃军事部部长金万帮、财政部部长周冕(原来都在红校工作过)、行委常委丛允中、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都当作 AB团嫌疑犯子扣押。几天内，“共破获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引起许多党员和群众的疑惧与思想混乱。
红校学生总队政委陈伯钧，这时已被指定为赣西南党组织临时负责人。他认为陈东日和李天柱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军政皆优，不可能是AB团分子，遂与陈东日和李天柱作了一次恳切谈话，保护了他俩。这样，陈东日又回到红军学校，在向红校学员讲话时，他仍然认为：要正确对待党内的思想纷争，指出被抓的这些人“并不是 AB 团问题”。
陈伯钧上将
12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陈东日当时正在河西梅塘一带的红军学校，对强敌压境时出现这种不顾全大局的事变感到十分痛心。他立即与永(新)安(福)宁(网)三县暴动委员会负责人金文质联名写信给正在固江赣西办事处的省行委常委陈正人，汇报了事变情况，并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动事变。当夜，陈正人即致信陈东日、金文质并转三县暴动委员会，对陈东日等“能明真相、不至被他们所骗”而感到“不胜欣慰”。陈正人在信中代表总前委和省行委，指定成立赣西南临时行委，由陈伯钧为书记，陈东日等为常委，从即日开始工作，并提出了临时行委在当前的三点任务。信中还“切望”陈东日：“勿以站在中立态度而违背党的领导”，“不应以不明真况为对党的态度”。
富田事变发生后，原省行委领导人段良弼和谢汉昌、刘敌把红二十军一部拉过赣江以西，脱离红军总前委的领导，并在永阳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于事变影响，当地群众也对红军产生怀疑，都上了山。当时的形势很紧张，陈伯钧也从河西回到了红军总部另调工作。赣西南临时行委的领导重任实际上落在了陈东日身上。在斗争复杂的困难日子里，陈东日承受着巨大压力，执行陈正人指示的任务，尽力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受欺骗的部队，防止敌人破坏，巩固苏维埃政权，以“推动赣西南工农群众及红军顺利击敌，完成第一期作战计划，迎接同敌人的决战”。同时，他还要领导红军学校的纷繁工作。红校学员虽然都为当地人，但在事变前后，都按陈东日的要求，不参与、不支持事变，坚持并维护了党与红军的团结。
12月16日，段良弼、谢汉昌等人领着二十军独立师一团，围攻在永阳的红军学校。他们一面威胁，一面派人游说陈东日，并带来一封夹杂不少谣言和夸大之词的信，离间陈东日与毛泽东的关系，想说服他率红校学生参加事变队伍。信中写道：“东日，险啊!……你与李天柱都是毛看不起的，说你们是AB团，要陈伯钧、陈正人来解决你们，赣西行委通通要杀。我们特出来救你们，……请你率红军即刻向北追赶”。
陈正人
陈东日严正拒绝说：对中国革命，毛泽东是真正的行家、领袖，值此大敌压境之际，我们更不能脱离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他迅即命令红校学生向北撤退。对方却派出萧以佐带一营兵力从三面包围红校学生，想迫使红校学生缴械。
在这严重、紧急的关头，陈东日挺身而出，宣传红军不能打红军，这样做，政治影响太严重，对革命十分不利，劝告对方以阶级的利益为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双方相持不下。后因对方追逼太急，有部分干部已动摇，部分学员已被缴械，陈东日果断指挥队伍分两部分撤退：一部分向横江渡方面往红一军团靠近，一部沿山向官田方向突围。陈东日与一大队长王桂芬、分队长叶开青、罗绍清4人断后掩护。
陈东日率领突围出来的部分队伍经安福、永新找到了湘东南行委。随即致信总前委毛泽东及中央代表周以栗，详细汇报了事变的前后经过，以求早日平息，防止事态再扩大。
1931年1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派项英来赣西南处理富田事变，从永阳撤出的红军学校部分学员，在陈东日主持下集中在永新恢复训练，后来与湘东南的随营学校合组为湘赣红军第四分校，陈东日担任校长。在这里以一个半月时间，为湘东南地方武装训练了一批干部。不久，红军学校又迁回吉安县东固，仍由陈东日任校长兼政委。
1931年4月，肃AB团再次在赣西南出现，有些坏分子和品质恶劣的人，也趁机乱咬AB团，使大批勤勤恳恳、忠于革命的好党员好干部蒙受冤屈。这时，陈东日不顾个人安危，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坦荡的胸怀，反对这种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的错误做法。
他为过去一些打击过自己的干部说公道话，坚持认为这些同志都有光荣的斗争历史，有的还是赣西南革命斗争的开创者，群众威望高，怎么能是 AB团反革命呢！可惜，一些人已听不进这位忠诚战士的肺腑之言。7月，陈东日与其爱人何明，以及邓允庭等一些参加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同志，也被人诬供为AB团而被拘押。随即，又被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错误处置，蒙冤屈死。
当毛泽东得知陈东日受害后，痛心地说：“陈东日的脑壳再也接不上了，多可惜呀！要吸取教训，不能乱杀人啊！”并强力敦促中央局纠正肃反扩大化倾向。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提议为陈东日、宛希先等一批受到错误迫害而死的同志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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